顾彬：我对沈从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他的篇幅不少，他的文笔非常好。

　　时代周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王蒙的小说算是比较有名。

　　顾彬：王蒙的作品我在德国翻译、介绍了不少。他1950年代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现在看，也是写得特别好。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好像只有两部作品我觉得还可称为真正的文学作品，一部是老舍的《茶馆》，一部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时代周报：丁玲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呢？

　　顾彬：丁玲1949年以后不行了。她1940年代写的作品，我们不谈她的英文水平有多高，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从内容来看，还是丰富的。我翻译、介绍了不少她的作品。

　　王蒙到了1980年代之后，还有不少非常好的一流的作品。包括他1990年代写的《坚硬的稀粥》，写得非常好。但是当他把他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变成长篇小说以后，他的问题就开始了。他开始重复他自己，另外他的写作方法做得太过分，他用他个人的方法来写作，他的技巧做得太过分。2003年，我们在青岛的大学开会的时候，也公开说了这点，他老在重复同样的词和幽默感。但从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来看，我觉得王蒙还算是一个值得看的作家。

　　我为什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时代周报：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顾彬：如果从世界来看，中国的诗人多属于世界诗人。他们的语言、思想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德国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你们的重要的诗人在德国都有出版自己的书。但是，你们的散文家、小说家和话剧家则不一定。中国小说家的小说，从德国来看属于通俗文学，所以真正的德国文人、知识分子、教授们，他们都不会看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小说。

　　说到中国文学的地位问题，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文学的概念都是非常小的，都是狭隘的。往往提到文学只谈小说，文学好像已经不包括诗歌，诗人都在社会的边缘。也可能，中国当代诗人的读者大部分都在德国，也可能是在我们德国反而能重视你们的诗，你们却没办法重视自己的诗。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如果单从小说来说，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我应该加一句话，我只能代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不能够代表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的立场。

　　时代周报：你就能代表德国了吗？在德国内部，对中国文学的评判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立场？

　　顾彬：很可惜，不是你说的这样。我原来希望，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是错的。但德国报纸发表了我在中国说的相关话之后，无论是哪一个汉学家、无论是哪一个学者、无论是哪一个文人，不仅说我说得有道理，而且他们比我还可怕地更批判、否定中国当代文学。他们跟中国部分非常有名的学者一样，认为我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在进行一种斗争。一方面我应该告诉德国学者、文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工作。同时，跟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我应该为我自己辩护，我为什么这么做？批判我的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这是一个双面的斗争。

　　时代周报：什么动力支持你一直这么做？

　　顾彬：就是有这么一个精神。我的个人精神是，我不会放弃什么。比方说，在我开始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碰到好多好多困难，原来我想放弃这部文学史，因为困难太多了，但是跟欧阳江河、王家新和翟永明对话之后，我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虽然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老在鼓励我，后来我知道，如果我不写谁写呢？在欧洲、美国，除了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外，只有一本这方面的书，但是比我的薄一些，因为它比我的书出版得早一些。它是在英国发表的，特点是辞典性的，不能够看，你用它来查某一个作家或作品的名字，它会告诉你这个人出生在某一个地方，出版了某一本书等等，就完了。我的书不是这样写的。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里则贯穿了几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