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头的“病态”究竟是什么？是称作“儒”的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的对于开发中国人大脑的思维逻辑规律、真理的完完全全的阻止和杜绝。

作者：黎明

人类大脑第一次获得巨大飞跃进化的动力，是来自人类对文字书写的创造，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三千年前；人类大脑第二次获得巨大飞跃进化的动力，是来自最初思维逻辑的创造，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两千年前；人类第三次获得更巨大飞跃进化的动力，是来自形式思维逻辑的发明的完成，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三百年前。

正是在上述的人类大脑三次获得巨大飞跃进化动力的关口，东方和西方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偏移，或分道扬镳。如果说西方人的文明道路是“正常”的话，那么就只能说东方人的文明道路，或者即直说中国人文明的道路进入了歧途，是偏斜的，或“病态的”。

由于孔儒思想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之中的“独尊”和“独断”，以及它们的大量“死书”和文献的泛滥，经严重地阻止了中国人大脑获得进一步开发的可能。造成中国人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中缺席。

对于中国人来说，必须清楚，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直接运用武力打破中国人的大门之前，我们的儒家文人们还仍然完全没有最起码的关于思维的逻辑的观念，甚至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也缺乏最基本的“语法”。其实，这就已经说明了中华文明“病态”的严重后果了。什么“病态”？中国人大脑工作的“病态”。“后果”如何？“后果”是中国人的思维没有逻辑，中国人的语言没有语法，进一步，中国人就更没有可能去谈什么“哲学”、“理论”或“科学”了，如此中国历史的“后果”还不严重吗？

我今天的文章，就是要说明这种“病态”，并希望找出这种“病态”的最早的根源。根源于何处？我的回答：即根源于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所坚持的“儒”的最初来源的“病态”，并且一直到了今天，中国人还在继续坚持这种漫长历史中的“病态”。

什么是“儒”？按照中国人的拆字游戏，“儒”是向上天祈求“雨”、“天”的“人”。“儒”的左边是“人”字，“儒”的右边是“雨”、“天”二字，下边的“而”字实际上是古体篆书中的“天”字。什么是祈求“雨”、“天”的“人”呢？即古代替天子主持求雨的祭天仪式的祭司。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儒”的出处。

有了上面的铺垫，我们现在来看看东西方文字的发明。它们出现的时间大体都在三千年前。不同的是西方人的字母文字是来源于为商人服务的文字，而中国人的方块文字是来源于为帝王服务的文字。换言之，发明西方字母文字的人是商人，而发明中国方块文字的人是官人，具体而言是为帝王服务的主持祭祀、占卜的祭司、卜人或筮人，其中即包括古代的“儒”人。诚如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所言：“为帝王服务的文字不怕繁难，为商人服务的文字力求简便。”因为“简便”，便有了发现其中蕴含的规律、真理、逻辑的可能；而相反，因为“繁难”，想要发现其中蕴含的规律、真理、逻辑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地小，甚至几乎变成了不可能。这在后来，的确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之中严峻的事实。

按道理说，无论东西方文字的诞生，同时也就诞生了最初的思维逻辑的第一定律：同一律，而且也会进一步带来第二定律：相对律（矛盾律），然而非常遗憾，由于东西方文字来源的上述差别，思维逻辑的规律在字母文字的西方世界中获得了愈来愈被人们发现的可能性，而在方块文字的中国却被引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信仰“天命”的方向，这从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即可得到最显然的证明。

“甲骨文”是什么？几乎全都是当时为王者卜筮或占卜的记录。信仰不可知的“天命”的主观或然性的中国人，和信仰“同一性”的“规律”、“真理”或“上帝”的客观必然性的西方人，这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方向。中国人被“病态”地引向了“天命”的不可知的迷信的方向，而西方人则相反，被“正常”地引向了“同一性”的逻辑规律、真理或惟一神上帝的信仰的方向。

这里暂时不谈字母文字和方块文字的总的优劣的比较，但不能否认，字母文字的最初的导向的确对于西方人的大脑最初的进化而言是有利的，而相反，方块文字的导向对于中国人大脑最初的进化则是比较不利的；虽然从今天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的角度再来看这两种文字，我却必须指出，中国的方块文字是平面型的文字，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是线型的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今后的未来，方块文字的有利的前景将是不可限量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中国人大脑的“进化”，在三千年前和两千年前的两次巨大的机遇之中，均明显地处于落后的甚至缺失的状态。至于到了三百年前的那次更巨大飞跃的机遇，那就简直完全与我们中国人无关了，我们只能等待西方人用他们的智慧的力量打上门来，并且一交手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说到这里，我却不能不回过头来为我们的祖先进行一些应有的辩护。

其实在三千年前和两千年前的那两次巨大的飞跃性的机遇之中，我们的祖先也并不是毫无作为的。三千年前的伏羲画卦的图像，实际上是发生在甲骨文字的出现之前的。伏羲的七十二个图像符号，现在看来，是非常伟大的具有“同一性”、“矛盾性”，甚至还具有“全息性”的全逻辑规律的抽象，可惜它出现得太早了，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它，因此，中国人只能非常遗憾地错过了一次有可能极大地提升自己大脑功能的进化的机会。

到了两千年前，事实证明，老子的《道德经》的确已经真正理解了伏羲的抽象符号的伟大的逻辑意义了，然而同样非常遗憾，还是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理解老子。

就这样，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两位真正思想的伟人，竟然如此完全地与历史上的中国人擦肩而过，甚至没有留下丝毫真正的丰功伟绩。但不能否认，伏羲的符号和老子的《道德经》能够保存到今天，也依然是中华民族一项值得庆幸的成就。

与伏羲和老子相反，孔子不仅继续高扬不可知的“天命”的主观或然性，从而完全否定了“同一性”的“真理”、“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更顽固地坚持人为的僵死的“礼”的永远和完全的不可变性，从而彻底地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同时也是思维的现象的、普遍的“矛盾性”（规律），总之，孔子彻底否定了人类思维逻辑的全部规律，这事实上也即彻底地阻止了中国人大脑进化的一切的可能性。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处于严重停滞发展的状态？孔子及其儒家的完全反逻辑、反真理、反规律的意识形态，当然地必须担负其中几乎全部（在开发中国人大脑“软件”方面）的责任，他们不仅不能提供有效的开发人类大脑的“软件”，而且更制造了大量对中国人大脑非常有害的“病毒”。

为了对抗孔子及其儒家的“反动”，老子在《道德经》之中，直接反对“天命”（“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反对“礼乐”（“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更以“三绝”（“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而来表示自己完全对抗孔儒邪说的决心。墨子同样反对“礼乐”，反对“天命”，而且提出了具体的逻辑方法（例如“三表法”）来反抗孔儒对人类思维规律的完全盲目的无视。非常令人惋惜，无论伏羲，老子和墨子，他们的正面开发中国人大脑的努力，全都被把孔儒当作“宝贝”的中国人自己弃如蔽屐，甚至直到今天，很多的中国人还在把孔子及其儒家的对于中国人大脑的“病毒”（大量的“死书”）视为伟大的大脑“软件”。这些中国人真是无知到了何等昏庸的程度！？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中华文明源头的“病态”究竟是什么？是称作“儒”的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的对于开发中国人大脑的思维逻辑规律、真理的完完全全的阻止和杜绝，是他们长期以来为中国人所提供的几乎全部的“儒经”和“文献”，实际上全都是中国人大脑运行过程之中的完完全全有害的“病毒”。因此，彻底废除孔子及其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邪说（这构成了他们的“书”事实上全都只能是“死书”），以保证今后所有中国人大脑运行和发育的正常和健康，这应当成为当今21世纪以及今后所有中国人的历史重责。 (本文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