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道义内涵：霸道不是大国

记：依你看，在所有的缺失中，最关键的缺失究竟是什么呢？

刘：问题这么杂多，彼此又这么缠绕，往往都不知从何处下手，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来自各个专业的学者，对于轻重缓急的关注点，注定会不一致。比如，在那天的研讨会上，尽管都在关切中国的命运，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就更强调主权，研究国内政治的学者，则更强调人权。而我这个人文学者，自然要更从总体出发，反对把政治学所关注的权力问题，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割裂，而必须像马克斯·韦伯那样，从经济活动的背后，看到伦理立场和价值预设。正因为如此，我的回答是——在所有的缺失中间，我们最缺乏的其实是道义！

记：你的这种看法，会不会被他们看成是迂阔的？

刘：我曾经专门发表过一篇讲演，题目是《道德资源：中国发展的瓶颈》，其中有段话，正好是在反驳这样的荒唐看法：“道德问题并不是迂远的念头，只由几个迂远的书生在空洞地唠叨着。道德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底。它总是在现世地报复着我们——就像你决不能往游泳池里撒尿，不然你终究要在尿液里扑腾一样，就像你决不能破坏对于老人的孝敬，否则你的子女终究会还给你一个凄惨的晚年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到，眼下整个社会都为之寝食难安的恶劣风气，其实正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造下的孽！”

记：我恰巧读过你那篇讲演，里面的观点给我印象极深：人们已经开始知道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了，但千万别以为，所有的制约都来自自然资源的匮乏。如果缺乏道德资源的依托，在整整13亿个被市场化煽动起来的不受伦理约束的赤裸裸的欲望面前，任何丰富的自然资源都会被耗尽。

刘：在你引述的那段文字之后，我还更加戏剧性地指出过：“如果没有道德资源的依托，即使这个社会短期内尚可以谋求发展，这种发展的代价也太过高昂了。各种歪门邪道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被创造出来，让人们防不胜防，而且这种防范本身，就已经是多余付出的社会成本了——我们简直要拿出一半人口来充当警察，又拿出另外一半人口来监督这些警察！”

记：把这样的逻辑推演到极致，局面确实既恐怖又荒诞。无论如何，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中，道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刘：为什么古代哲人要把人类的道德律令，说成是高于人间的“天理”？这正是因为，这种调整与规范人际关系的原则，根本就是不随主体意志而转移的。它的客观性表现在：哪怕天地寰宇中只剩下两个个体，而且这两个个体还不是生活在地球，但只要他们同样分为独立的主体，那么，如果他们想要共同生存下去，就同样需要公平正义，同样需要道德金律。

在长期的文明教化下，这原本已是正常人的基本常识。然而有意思的是，恰在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那里，其专业素养偏要诱惑他们去挑战这种常识。比如，我博士时代的同学樊刚，念的是经济学专业，所以就写过一篇《不道德的经济学》。而无独有偶，我的另一位博士同学高全喜，近年来转向了政治学，所以这次又非常刺眼地，只是从政治功用的角度，提到了道德的工具作用。

记：这使我想起政治学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尽管对于权力的赤裸裸的追求，是古已有之的倾向，而且总是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但毕竟只有马基雅维里，才公然地主张非道德主义，认为君主们只要有看似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尽可以不守信义。

刘：另一方面，这位公然教人邪恶的思想家，却又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从学理上讲，他把这门学科从神学和伦理学中剥离出来，使得专治此道者得以辨识政治学的基本单位，也使一般大众得以看穿权力运作中秘不授人的本质。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我那些身为专家的同学，才不屑于把自己的思想雷同于一般的常识。

记：那么，在当今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下，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和对待这种流播广泛、影响深远又众说纷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呢？

刘：针对你这个问题，最好去重温著名政治学家利奥·斯特劳斯的话，“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马基雅维里在本质上是一位爱国者，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我们也依然没有必要否认他是在传授邪恶。马基雅维里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自私自利。对于善恶是非的界限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它产生于纵横捭阖的情况下，不如在它产生于仅仅关注个人舒适或个人荣耀的情况下那么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无视态度就更具有诱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爱国主义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爱。对于自身的爱，在品第等级上低于既对自我又对道德上的善所怀有的爱。……通过乞灵于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来为他骇人听闻的学说寻找根据，意味着看到了那种爱国主义的美德，而同时却对高于爱国主义的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对既使爱国主义成为神圣又对爱国主义加以限定的事物视而不见。”

记：但如果遇到“春秋无义战”的局面呢？

刘：从文明进程的脉络来看，“春秋无义战”这句话，最好能跟另一句话联读：“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是这样的必要平衡感告诉我们，即使发现身前并无一个公平正义的过去，也不能放弃对于身后那个公平正义的将来的憧憬，否则一旦抽掉了基本的、用来安身立命的预期，人类社会就终将土崩瓦解。这就意味着，即使面对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无理纷争，对于国际政治领域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仍然要有理性的限制。就算在道义立场和现实政治之间，有时候迫不得已地进行了权变，一位负责的政治家的立足重心，也仍应落在道义一边；也就是说，即使在特定时空中针对特定事件，被迫采取了某种程度的马基雅维里手段，这种短期策略也必须起始于和复归于更高层面的道义目标。

记：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调，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所谓道德不过是弱者的武器。你对此怎么看？

刘：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露出了马脚——如果你还只把道德看作弱者的武器，那正好说明你还只有小国心态，相反，只有当你把道德看作强者的自制时，那才是泱泱大国的神情。

记：这又是一种意义上的“小大之辨”了，愿闻其详。

刘：中文里的“大”这个字，原本既可以代表一种物质体量，也可以代表一种精神状态。你看中国古代的冠礼，就是在提醒一个行将走入社会、马上就应具有独立人格的成员，他打这以后就算是长“大”了，所以他从今往后的行为举止，要更像个大“人”的样子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大国”的这个“大”字，若从深层语义而言，其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道义上的约束。也就是说，这个“大国”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用来管制和压迫别人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概念。而只有成为后者，就一个国家主体而言，才会有道义的力量，才会得道多助，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才能不怒自威。

记：中国古人所谓“王道”和“霸道”的区分，说的也是同一种道理吧？

刘：正是如此！这正是那些鼓吹“大国”的言论，往往容易招致反感的原因。既然这个“大国”的说法，既可以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也可以是个普适的世界主义概念，那么就不禁要反问：在民族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普遍受到质疑的今天，仅仅标举出“大国”二字，而抽掉了这一概念的确定内涵，这种做法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究竟是福是祸？

想当年，当中华世界被迫从一个文明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时，它的自我期许其实是由大变小了，这也就迫使那些深受儒家天下意识滋养的士大夫，不得不强让自己的心智跟着狭隘化。幸而，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再提到“大国”二字，并不意味着就一准是大民族国家了——后者只不过是一种产生于近代欧洲的很有局限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它的框架之下，人们尽管可以得到相应的庇护，但其心智也会被挤压成有限的存在。

记：我有点弄懂你刚才讲“没有做好准备”是什么意思了，看来我们是先要想清大国之“大”，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才有资格成为大国。

刘：针对这一点，还可以继续发挥出两层意思。先从外部世界看，如果你这个“大国”的概念里，充满了狂傲简慢，觉得终于轮到你这部分人群，转过头来又看不起另一部分人群了，那么，这种冤冤相报的态度，对于全世界都将是一场新的灾难。像这样的狭隘的“大国”，我们要它何益？但反过来，如果你这个“大国”概念里，充满了自省和自制，就像觉得小孩子还可以荒唐，而大人就一定要负责任一样，那么，这就可以是一个道义的概念；而如果你基于这样的道义立场，去同等地处理全人类的问题，就会意味着普遍的人类福祉。

记：听你的话音，继续发挥的另一层意思，应当是针对内部世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