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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龙丽瑜: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身体权力(中)
  •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作者: 龙丽瑜 日期:2009/9/23 阅读:4875 次 【 】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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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龙丽瑜: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身体权力(中)
    兼论中国女性文学的身体书写问题

      第三章   文化意义上的女性身体权力

      自由女性主义者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性,反对夸大女性的性别特征,认为男女两性在各方面都应该是平等的,主张女性应通过公平竞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尤其在社会教育方面应实现机会均等。这样做可以为妇女争取到各种权利,包括受教育权、选举权、就业权等,但泯灭了男女两性的差异性。激进女性主义者反对自由女性主义者抹杀男女两性差别、片面追求等同于男性标准的做法,呼唤女性气质的回归,认为不能以牺牲女性性别为代价来寻求平等,强调妇女的生理特征具有优越性。在她们看来,消除性别歧视的关键在于推翻父权制,进行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使女性依靠现代医学技术,摆脱生儿育女对妇女发展的限制,这样就使女性主义事业从侧重于社会平等权力的争取转向对身体权力的争取。但这无疑只是局限于生理学意义上的身体权力,文化意义上的身体权力还缺乏广泛的关注。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提出的知识就是权力的观点认为,权力是由话语构成的,它是自下而上地进行运作的,其运作的方式是生产的而非压抑的。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又反过来产生了权力,权力是通过话语表现出来的,它是分散的,而非集中于某一特定的机构或者群体,所有被压抑的知识都被排斥在正统的权力历史之外,而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这一观点引起了女性主义者们的注意,她们认识到,“男女平等”的概念只是男权思维逻辑的延伸,是按照男性话语构造出来的,体现了男性的权力,但它无法彻底改变女性受压迫的现状,也不能真正改变女性的地位。要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必须把女性从塑造了女性主体概念的男性话语和男性立场中解放出来,挣脱那些禁锢着女性思想和行为的压迫性话语和观念,消解现行的男女两性观念,抨击男性中心的理性权力话语。在女性自身经验的基础上,用女性的身体话语来重构符合女性自身特点的主体性,使女性成为自身经验的言说主体,重建女性话语,以文化意义上的女性身体权力来对抗男性的理性权力。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她们提出了“身体书写”的概念,掀起了文化界的身体书写热潮。

      第一节   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的身体书写概念

      苏珊·格巴在《“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一文中提出女性身体书写及女性创造力的问题。她分析了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即:皮格马利翁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女性雕象,并向爱神维纳斯祈祷,希望爱神赐此象牙女郎给他为妻。于是女郎活了,这使皮格马利翁欣喜若狂,那是因为,象牙女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的女性生命,她是一个柔顺、随和、纯粹的肉体,他也因而避开了男人不得不面对的自己是从女性身体被创造出来的羞辱。苏珊·格巴认为,我们的文化深深地植根于男性本位的创造神话里,男性希望以他们的想象重塑女性,女性没有自己的声音和品性,完全在男性的操控下被创造出来。她不仅是一般的物,还是文化的产物——男人规范的艺术品,被异化为文化之内的人工制品。而“空白之页”的故事则说明了“女性作为本文和艺术创造物这一意象是怎样影响着她对自己肉体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反过来又怎样影响了构成她创造力的隐喻”。1《空白之页》大致说的是,一群修女种植的亚麻布被送进皇宫去做国王们婚床上的床单,新婚之夜过后亚麻布被庄重地向众人展览,以证明皇后是不是处女。随后床单被归还修道院,装裱好后镶上框子挂在陈列室中。床单下都附有一块刻有王后名字的薄金属片,而其中一张未标明名字的床单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那床单一片雪白,就像一页空白的纸,小说的名字由此而来。苏珊·格巴认为,修道院陈列馆实际上是女性画品的展览馆,又是女性文学作品的图书馆,而那斑斑血迹就是写在亚麻布织成的书页上的墨迹,而血染的符号对女性的创造问题提供了两种看法:(1)许多女性艺术家把身体作为自己创作的唯一可用的媒介,这使女性艺术家和她们的艺术品之间的距离急剧地消失了。由于印有血迹的床单仅仅提供了新娘成为妻子和母亲的记录,很难被视为艺术品, 因而女性用身体所进行的艺术创作注定只能被贬值或视而不见,而女性在幽居生活中,只能利用身体作为自我表现的媒介。(2)女性身体所提供的最基本和最能引起共鸣的隐喻就是血,这一文化形式被体验为一种痛苦的创伤。亚麻布上的血是女性贞洁的象征,如同处女的祭献一般,暗示着婚姻就是一场殉难——处女从此被埋葬在这婚床中,它暗示着妇女的艺术创造力乃是通过创伤而生产出来的男权的副产品。男性运用其阴茎之笔在处女膜之纸上书写,这种模式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的创造,它规定了男性作为作家在创作中是主体,而女性则是一种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的客体——男性的被动的创造物,被驱逐出文化创造的殿堂。她们对自己操纵笔的欲望感到一种僭越的恐惧,为自己对于天赋的无力压抑而感到怨恨。而无名皇后的空白床单却不是被动的符号,它成了一种神秘的抵抗行为,是对纯洁的拒绝、对男权的否定。无名皇后不再像其他女性一样服从于父权制的统治,她通过不去书写人们希望她书写的东西来宣告自己。“空白之页”并非一无所有,它代表了女性真正的内心世界,是女性丰富多样的创作力的体现。它有意地抗拒男性的权威,忠实于女性的内心,为灵感和创造作出一种准备的姿势,以便重新改写女性身体的历史。

         苏珊·格巴的对女性的身体及创造力的阐释很有意思,她把女性的身体与女性创造力联系起来,这一点和西苏所讲的身体书写是很类似的。其实在很多女性主义者们看来,男性长期以来掌控着文化领域的书写特权,使女性失去了自由言说及书写自我的权力,他们还控制着语言运用的标准,用理性的语言把女性定义为非理性的劣势群体,认为她们是不具有创造力的、无思想的。人类的历史是男权文化的历史,女性的历史也是由男性的理性之笔杜撰出来的,而女性自己的意愿无法通过女性的声音表达出来,就连“女性”这个词也是由男性定义的。男性占据了文化的领域,把女性驱逐到边缘地带。他们控制着语言意义的生成和使用,拥有创造词语和解释语义的权力。他们把灵魂定义为高尚的,是与知识、理性密切相关的,而身体则是卑下的,与非理性相连。于是,理性的神圣殿堂被男性霸占了,根本没有女性容身乃至回旋的余地,女性只拥有男性所不屑一顾的所谓非理性的场所——身体,因而,要争取文化上的一席之地,与拥有强大的理性工具的男性相对抗,就只有通过女性的身体,这正是女性主义者不惜一切地宣扬女性身体的原因——身体本身就是进行权力斗争与消解性别歧视及其压迫的工具。身体和女性创造力紧密相连,女性的作品要显示出与男性的宏大叙事有所不同,就必须描写女性自己的身体。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安妮·勒克莱尔也认为,一直以来,都是男性在说话——如果没有男性的创造则一切都不存在,包括思想、语言、话语都是男性创造出来的,图书馆里的一切书籍、法庭上、寺庙里说话的都是男性,他们让女性的声音完全淹没在男性宏大的声音里,使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男性通过女性的嘴说话,陈述所有关于女性的真理,使女性丧失了发声的权力。而正是女性的沉默和男性的胜利的声音认可了女性的殉难,他们偷窃了女性的劳动成果,强奸了女性的身体,使女性变成了男性的所要的那种样子,剥夺了女性所有的权利。因此,安妮·勒克莱尔在《女性的话语》一文中强烈要求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而女性的声音来自女性自己的身体——

         “它来自我,来自女性,来自我的女性的腹部,它在我的腹部开始,带着小的,微弱的信号。当我怀孕时,我开始听到这个胆怯的没有话语的声音。

         谁能告诉我,我是否能够表达(并且我能够用什么样的语言)出怀孕时的特殊的喜悦,以及孩子出生时的巨大的,可怕的喜悦。

         那就是我如何最初懂得,我女性的身体就是对生命的狂欢的庆祝的地点。”2

         此时,女性感受到身体里创造生命的欢乐,尽管这一创造是出自男性的要求,她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欢乐,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必须谈论我身体的快乐。不,不是我灵魂的那些快乐,我的价值或我女性的感觉。而是我女性的腹部的快乐,我女性的阴道的快乐,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你们甚至不能想象的丰富的快乐。

         我必须谈论它,因为只有通过谈论它,一种新的语言才能诞生,一种女性的话语。”3

         因此,要创造出一种属于女性的独特的话语,必须借助于女性的身体。因为它是属于女性自身的、体现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感受的、与男性有着根本的区别的物体。要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威,女性的身体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安妮·勒克莱尔认为,男性的性行为是直线的单一的,集中在阴茎对阴道的穿透上,男性经过整理、编排的写作特点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而女性的性行为则是循环多重的,她的身体感受是多种多样的,其写作没有明确的界限的特点也与此密切相关。这样看来,女性的身体与其创作之间的确是有密切的联系的。正如西苏所言,女性的身体是美丽而又充满激情的,女性应返回自己的身体,写自己身体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她在《突围》一文中指出,男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总是把男性定义为积极的、光明的、高贵的、乐观的,女性则是消极的、黑暗的、卑微的、悲观的;男性是善于思考的,而女性仅仅是他的另一面、他的影子,是不能思考、没有思想的。女性的写作应脱离男性通过语言为她们设定的世界,使其思维成为永远流动的河流。西苏描绘了女性写作与其性行为的关系,她认为女性的写作是开放的、多重的,它与女性的性行为一样是令人激动的、多变的、充满快乐的。女性用白色墨水进行写作,她的文字自由地流淌,不像男性那样用黑色墨水写作,文字集中、精确和刻板。由于身体的哲学从来就是男性的哲学,它以缺少女性的参与来建构自身,女性从来就是不存在的,她的一切包括身体都从属于男性秩序,因而,女性有必要向逻辑中心主义和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坚固堡垒提出挑战,为自己的身体谋取一席之位。表现身体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利用女性迥异于男性的独特语言表达女性自我的感觉和经验。而女性的身体,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受到阉割的残缺的身体,它是完整的,是内在与外在兼具的,它表达了女性的生理体验和个人情感,是女性用以与男权抗争的独特的说话工具。

         由法国女性主义学派提出的身体书写理论,具有独特的内涵。它指出了身体和书写的密切联系;它主要是女性的经验性书写,但也包含着“身体”本身的文化气息。西苏认为,只有通过书写女性自己的身体,才能把长久压抑于内心的各种莫以名状的情绪释放出来,把女性的身体从男权的压抑状态中释放出来。而身体不仅是单纯的肉体,它必须具有颠覆男性身体霸权的独特意义。林树明指出,西苏的“用身体书写理论”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女性的身体并非‘肉体’,它摄纳了重要的女性生理/心理/文化信息;二、‘用身体书写’并非是对语言符号的抛弃,用词语书写是妇女的存在及自救方式,是女性互爱的表现。”4身体能呈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文化的意义。而女性的身体具有永不固定的、丰富多样的、生机盎然的素质,它是体验的中心,作为一名女性主义作家要超越菲勒斯的机械写作方式,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器官去体验一切。而写作的语言是关乎身体本身的,它用于表达女性对抗菲逻各中心的各种体验,这种语言是一种开放性的身体叙述,不是指直接用身体器官去书写,而是指用流动鲜活的语言去表达妇女的全部体验,是女性用以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的一种方式,它打破了男性的理性霸权,使身体成为女性写作中丰富的资源,成为颠覆男权的独特工具。用身体书写这一主张的提出,意味着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又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也意味着女性主义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对抗不再局限于表面的喧哗,而更多了实质性的表达方式。这种典型的女性书写理论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女性身体的奇光异彩开放在中国文学这片美丽的热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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