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警告说：不要拿美国人与蒋介石来类比，他们没有那样蠢，他们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

为反击美军进攻而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前前后后打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由于敌人这次摸清了志愿军还不具备一周以上的连续作战能力，利用这一弱点，抓住机会大举反击，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还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多少意识到自己前此对战局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了。1951年3月1日，即在彭德怀赶回北京汇报了志愿军兵力及补给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之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明确讲到，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9个军减员10余万人，3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6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已不可避免。鉴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

斯大林还在美军进攻开始时，就明确表示过不应当放弃仁川和汉城的意见。但毛泽东提出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有关的。特别是空中掩护问题，最初斯大林坚持苏联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以后志愿军的战线向前延伸了，苏联空军也把它的掩护范围扩大到了清川江以北的朝鲜境内。可是，清川江以南还是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即使清川江以北，由于苏联人害怕让美国抓住苏联参战的证据，对飞行人员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空中掩护的效果也不理想。结果是，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不仅中国军队在前线几乎只能昼伏夜出，而且因为粮食弹药接济不上，作战只能打打停停。开始几仗美国人懵头懵脑，不习惯志愿军的作战方式，几仗过后已经明白过来，掌握了志愿军“礼拜攻势”(士兵身上只能背一个礼拜的粮食弹药)和“月夜攻势”(只能在有月亮的夜晚组织进攻)的规律，因而很快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明确提出，苏联空军应当把它们的机场移到朝鲜境内来，至少能够做到掩护平壤－在元山线以北的后方补给线，否则补给问题难以解决。即使中国的空军训练好了，能够参战，也因为在朝鲜境内没有空军掩护，机场随时修随时炸，而没有办法飞到前线来协同步兵作战。

斯大林很清楚空中掩护的重要意义。在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他接连就这一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决定：一、同意将原先设在中国东北安东地区的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移到朝鲜境内的机场上去，“以便在前线的战役中运用它们”；二、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地区去，接替原先那两个师的空防任务；三、下令为在朝鲜修建几个机场提供金属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资；四、为确保苏联歼击机飞行员能够有充沛的体力进行频繁的空中作战，下令超出战斗师的编制，专门为进入朝鲜作战的每一个歼击机飞行员配备10个后备的飞行员；五、无偿为中国提供372架最新型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从而使在苏联援助下建立起来的10个中国歼击机师全部成为富有战斗力的空军师。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坦率地承认，原先他们估计米格－9歼击机的性能比得过美英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在苏联空军与美国空军在北朝鲜上空交手后，他们发现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如果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至于已经提供的米格－9歼击机，“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用处要比对我们大得多，因此，我们决定将它们也留给你们，……以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的援助的回报。”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同意紧急为中国方面再提供6000辆汽车，以满足志愿军后勤的迫切需要。

根据3月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可知，他在谈到朝鲜战争可能长期化的问题时，主要看到的是志愿军运力薄弱、前线兵力不足，以及敌人火力上占有优势。但现在看来，这几种情况都有迅速改观的可能。比如，由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进入北朝鲜作战，和进一步提供6000辆汽车，运输补给问题有望得到改善。由于第3、第19兵团等先后入朝，第二次战役中严重减员的第9兵团业已补充休整完毕，可以替换前线那些过于疲惫的部队，兵力上的不足也有望解决。由于苏联援助的37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陆续到达，新开进部队的装备已较先进，再加上用苏联火炮组建的4个炮兵师和4个高射炮师均开入朝鲜，志愿军各种火炮的数量已增至6000多门，火力上的劣势也在扭转。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仍旧抱定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并据此方针决心用战争解决问题。甚至因注意到各方面条件正在改观，毛泽东对于4月初斯大林来电提出为中国追加1951年军事贷款额和提供更多装备的建议，也不那么重视了。毛泽东寄希望一战决定朝鲜战争的长短。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朝鲜战争还是应当“尽量争取短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结果，第五次战役的目标从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

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彭德怀就发现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不仅敌人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协同掩护，节节后撤，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几乎抓不住敌人。不得已，他急忙改变作战目标。毛泽东也以解放战争打蒋介石的例子，来电叮嘱彭德怀要积小胜为大胜，每次作战的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歼灭其一个营就够了。而战场的选择，如果三八线以南敌人防线强固，不妨放到北面打，只须不让敌人占了平壤－元山－线就可以了。

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进退、穿插、迂回，运动作战，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战法，也是他打败蒋介石的法宝。但这是在朝鲜，面对的是美国人，有了人民军惨败的经历后，北朝鲜人，甚至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刚刚从志愿军的胜利中增强了与美国对抗的信心，而很难接受志愿军后撒的现实，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何况，志愿军再退一步，背后就是北朝鲜首都平壤。因此，斯大林不能不出面干预毛泽东的战术了。他特别提醒毛泽东，切勿拿美军与蒋介石的军队来类比，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愚蠢，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仅丢了平壤会严重影响北朝鲜的士气，而且你们在前线后方也没有设置强固的防御工事，美国人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在向北推进时一道道建立起自己的防线；一旦那样，志愿军转入进攻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