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搜集资料

    于阅读和购买原著的同时，我又开始搜集纪念鲁迅的专号和特辑杂志。

    历史往往有许多巧合，鲁迅的生卒年月就是一种巧合。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卒于1936年10月19日，两者公元纪年的末位数相差五年，因此逝世年份逢十，诞生年份即逢五，反之，诞生年份逢十，逝世年份又逢五，而我国历来习惯于逢十或逢五的年份纪念伟人和名人，鲁迅逝世以后，纪念和学习鲁迅已经成为我国文艺界特别是文学界乃至全国人民的一件盛事，而鲁迅诞辰和忌日的九、十两月又相连，因此每逢末位为6或1的年份的九、十两月正是文学界纪念鲁迅和学习鲁迅的高潮。此外一般年份的九、十两月也多有纪念。其纪念的主要形式为报刊上发表大量的回忆、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因此，这类年份的九、十两月就成为我1957年以来搜集有关鲁迅资料的重要时段。

    一般来说，以逝世逢十的年份为主，但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也有以诞辰逢十的年份为主的，也常常生、卒年份并提。然而，建国以来乃至有史以来最隆重最盛大的纪念应属鲁迅逝世20周年的1956年。这一年，自年初，报刊上的纪念和研究的文章就陆续不断，到九、十两月即形成高潮。这一年的10月14日，上海市举行了隆重的鲁迅墓的迁葬仪式；19日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二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代表参加大会并发言。全国文艺界的领头雁半月刊的《文艺报》第十九号为鲁迅纪念专号；第二十号专辟了纪念特辑，并将纪念大会上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作家的报告和发言印成专册随该期附送，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陆定一等重要人物的发言。

    上海是鲁迅先生最后光辉十年战斗的地方，因此上海文艺界历来是纪念鲁迅的重要部门。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机关刊物《文艺月报》于九、十、十一一连三个月连续出版了专号或特辑。九月号是封面印着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莫朴创作的油画《鲁迅与祥林嫂》的纪念鲁迅诞生75周年的特辑；十月号封面为新落成的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前的鲁迅塑像的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加厚专号；十一月号则是载有杨金生《鲁迅先生迁墓记》的长篇精彩报道和宋庆龄、茅盾以及上海党政领导扶柩，巴金在墓前讲话，许广平、海婴夫妇合影共三幅照片以及研究鲁迅的学术论文的特辑。

    此外，10月份出版的专号还有上海的《萌芽》第8期，而最出色、最精彩的特辑则应属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杂志十月号。因为鲁迅生平大力提倡木刻，并通过讲习班和通信指导和培养了一大批木刻艺术家，所以美术界历来是纪念鲁迅的重要领域，而在中国，没有创作过鲁迅像和以鲁迅作品为题材的画意、插图的画家特别是木刻家大概也寥寥无几吧？而其中最令我感动的则是莫朴的油画《鲁迅与祥林嫂》，赵宗藻、赵延年的鲁迅木刻头像，刘开渠、王朝闻、笳声等的鲁迅雕塑像，以及国画家蒋兆和的《纪念刘和珍君》与司徒桥的《故乡》插图等等著名的美术作品。

    总之，1956年九、十两月，特别是十月份可以说所有的报刊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都出了专版、专号或特辑，最低也刊登几篇有关的文章。就连封二上载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巨幅照片的纯政治的半月刊《时事手册》第20期也刊发了由一廷撰文并配发洪世清作鲁迅木刻像的《纪念伟大的鲁迅》的鲁迅生平介绍，并在同期“半月大事”栏列有《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新闻报道。如此全面、广泛、大规模的隆重的纪念，堪称盛况空前，千载难逢。

    实际上，我是1957年购买了大量的从这些报刊上选编的文集之后，看到每篇后面的出处，才知道这些报刊杂志的。那时对于这些纪念和研究鲁迅的书籍我是一出就买，见到就买的。故此，各本间重复篇目不少。然而这些选编的书籍怎能同杂志相比呢？那些专号和特辑杂志不仅有漂亮的封面和丰富的内容，而且有插图、大量的鲁迅照片和根据鲁迅生平及作品创作的各种形式的美术作品的穿插或插页，还有大量新发现的鲁迅书信，这一切是任何文集或小册子所不可能具备的，更何况杂志中有些内容如报道、综述、背景等是不可能被选编的，因此，我最感迫切的是赶紧搜集这些杂志。然而，我所在的县城，别说过期杂志，连当时的新杂志也买不到。但良机莫失，时不我待，无论如何，我要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搞到手。这样，从1957年高三到整个大学时代，通过亲友帮忙，跑古旧书店，逛旧书摊等等办法，我基本上凑齐了从1956年到现在四十多年来纪念鲁迅的全部专号和特辑的文科杂志，当然，主要是1956年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当时在上海海军服役的挚友郝丕文同志，上述《文艺报》和《文艺月报》的专号和特辑号都是他从上海寄来的。只要我去一封信，他便有求必应，有几期还买了重份，但我也没舍得处理。虽说是过期杂志，但每本都很新，也不知丕文是费尽怎样的周折才买到的。大上海毕竟与别处不同。只有那本《萌芽》专号是我上大学时在省城用了一下午，跑了二三十里路从一所偏僻的小旧书店里翻出来的。

    这些杂志到了我的手里，受到分外的珍惜和爱护，我绝不肯让它们受到半点污损。平时深藏箱中，偶尔查阅材料才拿出来用一下，或者生活悠闲或心情愉快时拿出来翻阅、鉴赏一番。我收藏的这些专号和特辑杂志中，可以说包括了当时已经发表的鲁迅生平的全部照片，涵盖了所有作品插图以及笳声、彦涵、古元、李桦、刘岘、丁聪、丰子凯、黄永玉、陈烟桥、司徒桥、蒋兆和、莫朴、艾中信、李宗津、力群、曹白、黄新波、张漾兮、顾丙鑫、程十发、王仲清、赵宗藻、赵延年、张怀江、贺野等等各个时期著名画家和木刻家各种形式的美术作品，此外，还有大量鲁迅书信和其他作品的手稿以及其他有关图片资料等等。可谓应有尽有，这是任何专著和选本都无与伦比的。

    一般来说，杂志上的文章编选成书，什么时候都不难买到，而那些精美、丰富的专号、特辑杂志却是不能再生的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

    直到六十年代初在省城上大学时，我才有条件从旧书店、旧书摊逐步补齐了编有特辑的1956年10月号的其他文科杂志，计有《美术》、《文艺学习》、《语文学习》、《语文教学》等，此外还有虽无特辑但刊载有关文章比较多的《民间文学》、《新苗》（湖南文联），以及上述第20期《时事手册》等等。

    有了1956年的经验，在此后几个重要的纪念年份，我的搜集材料就比较有准备了。但别说我，任何人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为得到那么几期纪念的专辑而订阅许多种报刊，所以我主要还是依靠购买或翻检旧报刊和请亲友帮忙等办法来搜集，如分别辟有纪念鲁迅诞生80周年和逝世二十五周年特辑的1961年第九、十两期《上海文学》，就是在邮局工作的父亲给我搜集来的。

    纪念鲁迅，学习鲁迅，永远是中国人民尤其是文艺界的盛事。“文革”十年，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被封杀，但鲁迅作品的地位却有升无降；文化活动贫乏而单调，但1966年和1971年纪念鲁迅的规模与声势也毫不逊于常年。

   五十多年来，我搜集到的纪念鲁迅、研究鲁迅的专号、特辑杂志和专版报纸，都按年代和种类亲手精装成几大厚本，此外，还有一本厚厚的8开本的剪报。

    在我收藏的杂志中，还有一些刊文不多的非五、十年份的九、十两月的，还有零星购买的只有一两篇有关文章的杂志。久而久之，越攒越多，繁多，零散，存放困难，使用不便。在一次整理藏书时，我把这类杂志拆开，抽出其中有关鲁迅的文章，订成一大厚本，并从原本中裁下各篇的目录，依次贴于卷首，虽然不是统一的序码，但查阅起来总是方便一些。但后来发现一些文章没有注明出处，而原杂志又都处理了，所以为查出处颇费了些周折。总之，装订和利用这个拼合本，我实在是费尽了心机。

    类似方式装订的还有连载于 1960年第三至第十三期《新观察》上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是从旧书摊上买回来拆装而成的，可惜缺了第六期所刊第四节。

    我的藏书中还有俄文版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59版巴扎聂耶娃著《鲁迅的生平与创作》；著名苏联汉学家罗果夫编译，上海时代出版社1949年出版的有多幅插图的俄文版《鲁迅小说杂文书信选》。还有汉俄对照本《阿Q正传》；华东新华书店总店“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出版”的《鲁迅论中国语文改革》；星洲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任鹤鲤译著《鲁迅传》；开明书店“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初版小田岳夫著《鲁迅传》，光明书局一九五三年四月十版许幸之编剧的《阿Q正传》等等。此外，还有为纪念鲁迅逝世 20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鲁迅图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8开张散页油画4帧，乃是单行之、杨祖述、陈烟桥、钱大昕、张隆基、张仲则等著名画家根据鲁迅生平事迹创作的。另外，还有这一时期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8开本的鲁迅生平事迹图片集一套。

    “文革”期间，我搜集到五种版本的《鲁迅语录》，还有一本油印的北师大“井冈山”编印的《鲁迅论教育革命》等。

    此外，“文革”期间我自己还编过一本由一位同事刻印的《毛主席论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