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在北京熟悉,好办事,这样确实难免产生权力寻租的空间。但是没有驻京办也有权力寻租,也有灰色地带。
关键是中央部门把所有的权都收上去了。像我们那里的运输基建厂,一个小的生产许可证都要中央发,一回一回跑,过了一年也办不下来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芦、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60岁的梅安平穿着一双蓝白色的网布运动鞋,胡子略显拉喳。
往年这时候,他正给在京的数万桐城人四处联系回乡的事。几天前,国务院一纸命令结束了他将近三年的桐城市驻京办主任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驻京办要撤了,也不来找他了。
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规定在6个月内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辖区设立的驻京办。作为安徽安庆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桐城驻京办在裁撤之列。
一周前,他的两个手下率先离京,驻京办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偶尔有朋友打电话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你们不是都知道吗?他们也觉得很尴尬。大家不愿意提这件事,有什么意思呢?”
这段时间,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本刊记者到达时,桐城市驻京办已经是一片破败。办公室里,茶杯、茶叶和热水壶摆满桌面,地上的垃圾篓已经堆满了也没人清理。
这里,以前每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用老梅的话说,驻京办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而撤销驻京办的消息一来,一切“戛然而止”。
回想当年,同事们都是信心百倍。现在,老梅连称无奈。提起撤销驻京办,他念叨最多的就是“没意思”。
虽然一直没有看到撤销驻京办的正式文件,但老梅在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准备撤离。“全国都沸沸扬扬了,谁还去等文件,自己撤吧。”对于国务院给予的6个月撤离的“缓刑期”,他也不以为意:“别再干事了,干不了几天了,没意思。”
三年来的第一次,老梅能够一身轻松地回家过年。驻京办的诸多“后事”,他准备年后再来处理。
采访过程中,不断有电话打进来,其中有人跟他谈项目。老梅说,绝大多数项目,因为驻京办的撤离都要流产了。“地方领导老换,他们只能找我。我回去了,这事也就弄不成了。这次断掉了好多项目,损失大了。”
老梅有点伤感,他认定县级驻京办是再也回不来了。在最后的撤离之前,他把几年来的感悟和盘托出。
维稳,地方政府没有办法
老梅说:驻京办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为老乡服务,和北京各个部门联系。
北京市的装潢业,桐城人占到40%。我估计仅是这方面在京从业的桐城人就有7万。加上其他从业人员,桐城市在京流动人口有七八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西北一个县的人口,在安徽省首屈一指,在全国也很少见。这么大的人口要不要服务,要不要管理?
散居在北京城的这七八万人,差不多每天都有事,甚至有人赌博被抓了也找我去搭救。但我不去,让大家看看这些反面教材。
每到年底,我都要帮在京的桐城人解决回家的问题。像楼下的订票点,我跟售票的都很熟了,一拿就是几百张票。我还要和家乡的客运公司联系,让他们调车到北京,什么时候开到什么地方。一年到头我们要解决几万桐城人回家的问题。我们是安庆市下面的县级市,我们走了,直接归上面的安庆市来做合适吗?肯定不贴心啊。
驻京的第一年,我就组织创建了流动党支部。现在,以200多名在京桐城党员为骨干,一共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这成为联络7万多桐城人的核心。这7万人,通过党支部,随时将信息汇总到我这里。不管谁到这里,我马上就知道了。
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个在黑龙江的桐城人到北京上访,露了一次面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当时桐城市公安局专门派了一个人住在北京解决这个问题。他初来乍到,没用,就来找我。我跟他说,你让桐城公安局发个传真过来,然后我们到北京市公安局动用了GPS系统,半个小时就找到了。
地方公安到北京没用,北京的人不理你,还得靠驻京办,驻京办和北京的公安系统熟悉得多,我们都理顺了。
还有来北京逃避计划生育的妇女,谁来北京超生了,住在哪儿,我们党支部马上就知道了。找到后都劝回去或者做手术。
在这些方面,不靠驻京办,地方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北京办事都很顺当谁还设驻京办
刚来北京,我就买了三套《驻京办主任》作为工作人员的必读书。《驻京办主任》写的是真实的,确实不夸张,只是做了艺术化处理,集中反映。这本书写得很好,是个警醒和反面教材。
我很拥护中央撤销驻京办的决定。不管怎么说,驻京办都是通过熟人和资金打通一些关系,这是回避不掉的。总是有些灰色地带,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一点没有,那不可能。
但是现在媒体抓住驻京办这一点,说驻京办是淫窝、黑窝、毒窝,实际上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各地政府要派驻京办,不就是因为各地政府到北京办不成事吗?如果到北京办事都很顺当,谁还设驻京办?驻京办走了,中央机关的工作作风会转变吗?驻京办走了以后,地方办事更困难,中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更大。所以应该整顿中央机关的工作作风,他们高效廉洁,驻京办自己就回去了。
驻京办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驻京办一塌糊涂,是不是意味着政府也有问题?要治理腐败,拿驻京办开刀有什么意思?再说,搞好关系也是必要的。
有媒体报道,一些县级驻京办将来可能会以企业挂牌成立,或者变成“驻廊坊办”,我不这么认为。
这次中央实行的措施是很严厉的,不准以任何名目存在,如果查到财政向驻京办注资就处分。地方政府官员要保自己的乌纱帽,不会顶风作案。至少以我对桐城市政府的了解,他们不会,地方领导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驻京办存在不存在,和他们个人的仕途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县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采取什么态度?肯定是保政治前途。不办就不办了,耽误的也不是自己的事,管他呢。
驻京办走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还在
驻京办一撤,企业就不好办事了。现在一说是企业,中央机关都不见面,但驻京办就能见。
我给你举个例子,桐城建设发电厂时,要用2米直径的大管子输水。管子要过铁道,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时有负责人到上海铁道局协调,但上海方面不让过,只让从上面绕。最后,这事只能到铁道部解决。但是地方一个小发电厂,谁理你?大门都进不去。只好我们代表政府和铁道部协商然后传到上海铁道局,这事才处理了。
驻京办在北京熟悉,好办事,这样确实难免产生权力寻租的空间。但是没有驻京办也有权力寻租,也有灰色地带。
关键是中央部门把所有的权都收上去了。像我们那里的运输基建厂,一个小的生产许可证都要中央发,一回一回跑,过了一年也办不下来。
没了驻京办,地方政府要专门组织一个摊子来住到北京,再梳理关系,再去找,花的钱更多了。相比驻京办的开销,驻京办撤掉后给地方带来的损失要多得多。地方到北京跑项目的费用不得了,15万可能半个项目都办不成,干同样的事成本要增加5到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