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城市

后台，昔日的摇滚巨星崔健享受着观众的疯狂。在观众的掌声和呼喊变得有一点点焦虑的时候，崔健返台，操起吉他，《一无所有》的旋律响起，欢呼声振聋发聩。不唱《一无所有》的崔健怎么是崔健呢？台下，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的新老男人们一起放开歌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1986年，在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的演唱会上，崔健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几分钟后，因为这首歌，崔健成为全中国男青年的偶像。“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着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我从歌里已完全感受不到青春的愤懑与绝望，听出来的全是自豪与希望。铿锵的旋律后面哪里是一无所有？而是应有尽有，只不过这中间需要一个奋斗过程罢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小伙子尽可以无赖地唱“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正在告诉我，爱我一无所有，wo～你这就跟我走”。男青年们可以骄傲地对着姑娘大声唱《一无所有》，是那个时代过来人的幸运。那个时候，“一无所有”关乎年龄，而无关出身，几乎所有的年轻男性都一无所有，而改革给所有人提供了应有尽有的希望，只要能够成为大学生，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凤凰男”。

仅仅五六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便开始从金字塔型向埃菲尔铁塔型迅速转变，在这个人口社会阶层之塔被快速拉长的过程中，白领阶层从原来的社会中高层跌落到构成塔基的下层，这个过程在大城市尤为明显，而房价的大幅上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大量的外企进入和民企的崛起，大学生开始迅速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聚集，以公司职员、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白领阶层形成。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是这个阶层的显著特征，“知识改变命运”的假设在这个时代似乎成为真理。通过个人的努力，工作几年之后，在大都市买房买车成为一个符合逻辑的自然选择。而最近几年，当新一代大学生走出校园，沉淀在大都市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无法复制师哥师姐们的经历。

房价飞速上涨，而个人收入原地踏步，这之间的反差造成的结果是：个人工薪收入占房屋总价的比例越来越小。对大部分人来说，凭借个人工资剩余积攒住房首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个时候买房，只能靠父母甚至祖父母的资助，买房从个人项目变成了团体项目。是家庭总体实力而不是个人能力决定了你在整个城市的生存位置，“知识改变命运”的权重变低，出身对于命运的权重变大，社会向上的流动渠道变窄，速度变慢，个人奋斗和个人财富的正相关正在瓦解。

现在还有哪个男青年敢一边高唱《一无所有》一边拉住姑娘的手，让姑娘跟你走？小贝敢吗？当《蜗居》中的海藻被塑造成房价飞涨的受害者的时候，男青年们在想，你们还有当二奶或者小三儿的机会，我们呢？和家庭本来在大都市，以及虽然从中小城市来，但家境宽裕的大学生相比，从中小城市或农村进入大城市工作、家境又普通的“小贝”们成为高房价的最大压力承受者，他们的最新称呼是“贫二代”，他们中暂时找不到工作或者只能找到低薪工作的那个群体，更是被冠以“蚁族”的称号。青春在不知不觉中掉头向下。

“为什么不回到家乡，而一定要在大都市坚持？”有人提出这样的劝告，但对于“贫二代”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回不回得去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大部分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集中在大都市和东部发达地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容纳高素质劳动力的容量有限，在家乡附近的县城或中小城市落脚同样是举目无亲，没人能帮得上忙，为什么要回去？

对于“贫二代”，在大都市坚守并寻找机会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如果抛弃短时间买房子的惯性思维，以房租而不是房价作为生活成本的主要参考目标，你就会发现，其实坚持下去并没有多难，在世界大部分国家，进入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开始他们自立后的生活的。现在老板们最喜欢招的员工就是已经买了房的男性“房奴”，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重新选择的勇气，即使是一份自己不适合、不喜欢的鸡肋工作也不敢放弃。虽然有一份压力自然会增添努力工作的动力，但带来的负面后果是：错失了选择的机会。当初如果你选择了留在或者进入大都市，那么你的初衷一定是把自己放在了奋斗者的角色上，而奋斗成功的最大可能在于冒险的冲动。当你选择买房的时候，就等于放弃了进攻而选择了防守，这和你当初的选择方向是相背的。

按照房子现有的涨法，是不是意味着“贫二代”永远没有买房的可能性了呢？其实未必。既然现在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在几年内就发生了，为什么不会在几年内就改变了呢？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真正因为环境因素被完全牺牲掉的一定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在取得一定的工作经验后都会摆脱青春的困窘。一个大前提是，人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缺乏的资源，而在大都市里摸爬滚打，是你成长为人才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