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初，王世襄回到北平，重返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任科长。当时的故宫博物院，虽然已经建院二十余年时间，但由于中间经历了抗日战争，使得博物院百废待兴。除了已陈列开放或办公使用的地方外，不少宫殿房屋长期封锁，依然处在当年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时的状态。文物与非文物界限不清，归类不明，在储存保管上混乱不堪。根据博物院的现实状况，

    王世襄与马衡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归纳出了保管工作的要点——“弄清家底，加强保管”。

    就这样，王世襄开始了在故宫博物院的基本建设工作。他首先将文物都集中到古物馆，开辟库房，修缮房屋，添置储藏设备，进行集中保管，然后将文物进行分类编目整理。在这期间，王世襄一边为故宫文物保管工作打基础，一边继续进行文物的追讨工作。这段时间，王世襄既要进行古物整理，又要负责房屋修缮以及文物修复，头绪纷杂，十分繁忙。那最初进故

    宫博物院来完善自己《中国画论研究》一书的想法，也早已搁置，他甚至没有时间写任何关的学术文章。就这样，时间在繁琐的小事中又过了半年。

    1947年的夏天，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两个人到北京进行所谓的文化访问，参观各类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声称可以进行项目资助。故宫博物院此时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能有资金支持，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马衡亲自接待了该基金会的一行人，并向他们提出了资助印刷设备的请求。

    秋冬之际，洛氏基金会回复了故宫博物院的请求，他们并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提供资金资助，而理由是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内战。或许是为了礼尚往来，他们提出可以给故宫博物院一个到美国参观学习的名额。虽然有些失望，但马衡等人还是觉得这个学习名额聊胜于无，借此机会，也能够见识国外先进的博物馆，为故宫今后的发展储备人才。经过讨论，最终决定派王世襄去学习。

    1948年的6月，王世襄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游学。按照最初的计划，王世襄将去美国堪萨斯城的纳氏博物馆及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学习参观各半年。纳氏博物馆是美国规模较大、修建较完备的一个博物馆，馆长名叫加顿纳，负责西方文物。副馆长兼东方部主任叫史克门，令王世襄意外的是，史克门的母亲竟是自己在北平美国学校上学时的外教老

    师。人生有时就是如此有趣的巧合，有了这样的一层关系，王世襄自然得到了史克门的特别照顾。

    由于有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经验，王世襄对于博物馆的参观学习更加全面。他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参观了整个纳氏博物馆，详细地记录了该博物馆的历史沿革、建筑及平面、陈列室巡视、库房、修复工作、社会教育工作、编目登记、清洁管理工作等。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王世襄重点考察了该馆的中国文物，对于其中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他还在博物馆的修复室观看了技工修复中国壁画的过程，并进行了见习。

    在堪萨斯的近三个月时间里，王世襄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头扎进博物馆的研习工作中，甚至连吃饭都是随便对付，大多在宿舍吃冷餐，就为了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在这样高强度的观摩过程中，王世襄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半年的学习计划。史克门没有想到这个中国来的年轻人，工作能力如此之强，于是在经过与洛氏基金会的沟通后，修订了王世襄原有的学习计划，增加了参观访问的博物馆数量。

    结束了在堪萨斯的学习，接下来王世襄游历了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多伦多、纽约等地，去了底特律博物馆、芝加哥博物馆、菲尔德自然博物馆、多伦多博物馆、纽约博物馆等。在参观这些博物馆的过程中，王世襄愈加体会到中国文物流失的严重性。在多伦多博物馆，陈列中国文物的展室就有十间，只是粗粗地按照时间顺序展出，这其中包括大量的陶俑、壁画，多是该馆馆长在中国传教时盗买去的。

    看到国家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王世襄愤然于胸，而那些道貌岸然的文物盗窃者的嘴脸也令王世襄异常愤慨。到纽约博物馆前，王世襄曾事先写信联系纽约博物馆的副馆长翟荫，他想到自己曾与之同行数日，总也能算是旧相识，希望对方能够帮助自己更深入地了解纽约博物馆，但却一直没有回音。当王世襄到纽约时，出于礼貌，去拜访了翟荫。王世襄向翟荫说明了

    自己到美国的目的后，他却开始闪烁其词：“真糟糕，你来参观纽约博物馆，真没有比现在让我更无能为力的了，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博物馆界，而去搞广播工作，在‘美国之音’任职。纽约博物馆我只能介绍一两个过去的同事，请他们给你一些帮助。”

    王世襄看他一副推脱的样子，年轻人的火气反而上来了，他直接询问翟荫为何不回信，却不曾想翟荫竟矢口否认收到过他的信。王世襄不明白，自己只是参观博物馆，为何这些人对于自己如此的态度。直到多年后，他才了解到，原来翟荫就是个国际文物大盗，而这大概也正是他不希望王世襄进入纽约博物馆进行文物研究的原因。

    美国有一个“中国美术研究会”，会员有几十个人，由博物馆工作者、中国文物收藏或爱好者、艺术院校的中国美术史教师及中国古玩商等组成。当他们得知故宫博物院有工作人员来美国游学后，辗转得到了王世襄的联系方式。他们盛情邀请王世襄到纽约给他们介绍一下故宫博物院的概况。

    这是王世襄第一次正式讲学，所以这段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大洋彼岸，面对着一群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王世襄从历史、建筑、文物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说明故宫博物院的独特之处。它是一组宫殿建筑，而且是中国式的宫殿建筑；它拥有数一数二的面积、人员、文物，几百年的历史，也是其他博物馆所无法比拟的。当那些以为纽约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博物馆的人们听到东方还有故宫这样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时，眼神中流露出的惊讶和赞叹，让王世襄也喜不自禁。原本只是盛情难却，不曾想自己无意间充当了中国文化传播大使。在给研究会成员上课之时，跟随着自己讲解的内容，王世襄也仿佛回到了故宫，又走进那一座座凝结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心血结晶的宫殿群。

    结束了自己短暂的讲学经历，王世襄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转眼在美国已待了大半年，不知不觉间就到了1949年的春节。身在异乡，只有在看日历，经过中国人居住区域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春节的气氛。穿梭于各大博物馆之间的王世襄，无意间忽略了春节的到来。他流连于费城大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美国搜刮我国文物的重要陈列之处。在其陈列物品中，王世襄看到了著名的唐昭陵六骏中的两骏，而那正是战争时期他们从陕西盗去的文物。

    在一幅《宫中图》前，王世襄驻足不前。此图是描绘宫中妇女生活的长卷，存残卷四段，画八十余人。有的对镜梳妆，有的无聊闲坐，有的逗看小儿，有的观鱼听乐……其中一组刻画一男子正在画肖像写生(即“写神”)，被画的女姬背向观者而坐，旁有侍女、小儿。所画女子身份地位不同，如一裸肩洗手者，周围有若干人伺候。画中人物，除儿童显得活泼天真外，余皆懒散、忧郁，尤其以年龄较大、地位较显者为甚。将宫中妇女那种没有自由，如笼中金丝鸟般百无聊赖的生活刻画得入骨三分。

    看到昔日的国宝只能置于他人的展柜内，王世襄感慨万千，他深深地为自己无力将这些宝物都带回国而自责。但他知道他能做的，就是把每一件文物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期盼有朝一日，能够通过政府或外交途径，将属于我们老祖宗的这些物件都带回去。落叶归根，人都愿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回到出生的地方，而在王世襄的眼里，这些文物就好像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的孩子，它们应该也必须回到祖国。

    1949年2月，王世襄从费城到达波士顿，而此站的目的地就是波士顿博物馆及哈佛大学的附属博物馆福格博物馆。前者是美国创办最早、历史最久的一个博物馆，馆内所藏的中国、日本、埃及文物都在全美占据首位。

    王世襄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波士顿馆藏的中国绘画作品看完。如此庞大的展品数量，让王世襄心潮澎湃，这些凝结了祖先心血的作品，现在却只能在别人的土地上欣赏。经过再三甄选，他选择了其中的几十件珍品做了详细的读画笔记，留作日后追讨的资料。

    福格馆是哈佛大学博物馆系的课程教授场所，这里培养出了众多的美国博物馆界风云人物。王世襄带着几分对圣地的敬仰之情来到了这里，却不曾想到，满目看到的也是美军从中国掠去的物件：从敦煌盗去的壁画及泥塑菩萨，从天龙山盗凿去的唐代石刻，从洛阳金村盗去的战国玉器，传世多年的宋钧窑瓷器。这是王世襄参观访问的第七个博物馆。一路走过来，他对于流失的国宝痛心疾首，但却也深深地明白，要想让这些宝贝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则首先必须自己强大起来。他更加珍惜自己得到的这次访问机会，抓住一切学习的可能性。在福格馆里，除了进行文物笔记的整理，王世襄还借机会对该馆的文物修复室进行了详细的调研。他还希望能看到博物馆系的讲义，于是拜访了哈佛博物馆系理论课教授萨克斯，谁曾想萨克斯对于王世襄想要看讲义的要求推三阻四。王世襄很奇怪，只不过是一门大学课程的讲义，

    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怎么还如此保密呢？他不死心，又想办法找到了上过这门课的同学，借来讲义摘抄。这时候，王世襄才明白其中的奥妙——里面居然有专门的章节教授学生如何与本国及外国的古玩商勾结去盗窃其他国家的文物！

    经过近十个月的时间，辗转多个城市，王世襄参观了众多博物馆，见到了无数文物贩子的嘴脸，也碰到了很多和善的外国友人。他将自己所见的每件文物都记录在册，整理并写出了《记美帝搜刮我国文物七大中心》一文，为今后的海外流失文物追讨工作建立了一份初期但详细的参考资料。不过这次出访有一件事情对他触动很大，每到一个博物馆都能看到有关中国古

    典家具的陈列馆，而有关中国古典家具的几乎所有著作也都是由西方学者所著，那时的中国学术界根本不把家具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国内更无一家有关古典家具的专门陈列馆。王世襄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

    1949年6月17日，王世襄完成游学，几经辗转，8月中旬，他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北平，回到他熟悉的工作岗位——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