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回民较集中的地方，由于历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加深了民族隔阂，回汉矛盾尖锐，曾多次发生回民起义。地方政府于是下令禁止回民出城。大量回民困在城里，挨冻受饿，难以为生。谭钟麟年轻时曾游历陕西，对陕西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到任后，解除了不许回民出城的禁令，并指示各府县秉公处理回汉诉讼，赢得陕西回民赞誉。
    1872年，原任巡抚回陕西赴任，谭钟麟还任布政使。布政使是管财赋、管人事的行政大员，一般官员视之为肥缺，但陕西土地贫瘠，因此谭钟麟在陕西当布政使做的是个怄气官。当时左宗棠督师甘肃，其部属金忠介部、穆果勇部驻兵陕西。因清廷国库空竭，军饷往往不能得到保证，陕西是军饷的重要转运地，设有粮台，专门负责军粮运输。运输费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粮台往往通过发行“官钞”（就是“白条”）支付，从事运输的人凭官钞到府库兑换银两，如果府库没钱，就换不到银子。持官钞的运输者怨声载道，拒绝官钞，没有现银不运粮，而这又影响了军队的供给。谭钟麟任布政使后，明察暗访，从财赋入手，清查出各官衙吏所瞒报隐匿的一大批银两，谭将这些银两统统收归国库，同时，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因而筹集了足够的银两，用于支付官钞，保证了军饷的运输，深为左宗棠所赞许。
    1875年，谭钟麟实授陕西巡抚，赏一品顶戴并赏戴花翎。1877年，陕西大旱。谭奏请缓征蒲城、绥德等四十九厅州县本年未征和旧欠钱粮，急调各州县社仓库粮赈济灾民，并通过朝廷向闽、粤海关借银来解决向外省购粮、运粮所需经费。赈灾中，他颁布禁令十条，严禁囤积居奇，严惩肥私官吏。富平知县贪污，被投入监狱，衙役被斩首，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作奸犯科。当时山西、河南也遭旱灾，朝廷为此购粮赈灾，平抑物价，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饿死的灾民不计其数。同样受灾的陕西却安然无事，百多万人得到赈济救济，没有流亡后患，皆因谭钟麟防范及时，赈灾措施得力。
    1879年10月，谭钟麟补授浙江巡抚加兵部尚书衔。浙江虽有“鱼米仓”的美称，但自道光、咸丰以来，战火未已，百姓大量逃亡，农田荒芜。战争平息后，地方豪绅依仗权势，大肆霸占兼并土地，又与官府串通一气，将霸占的土地报为“荒产”，荒田粮赋照收却隐瞒不报，中饱私囊。在外逃亡的农民返乡后，无地可耕，告状无门。官府筹饷反而向失去土地的农民强拿索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
    谭早年任杭州知府时，对此有所了解，而其政绩也被士民所传诵。对谭钟麟任浙抚，民众都寄予厚望。谭钟麟对部属说：“今筹饷事急，若过求于民，则恐生变乱。欲无过求于民，必自复经常之制始。复经常之制，尤应自清查荒产始。”也就是说，要减轻百姓的负担，清查荒产是其中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