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第五张謇

跟实力站在一起的书生

张謇（1853~1926）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光绪状元。早年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1895年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后又举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投资苏省铁路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又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女红传习所等。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1913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1925年大生纱厂因亏损严重被接管。有《张季子九录》《啬翁自订年谱》、等。今有《张謇全集》。

◎实力在他那里多指一国的资源、教育、实业等等，他没有像康有为、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去思索实力的精神、制度、体制含义。没有精神奠基的教育流于奴性的应试教育，没有制度保障的资源是无效和受尽污染的资源，没有政体支持的实业是沙滩聚塔。

◎幸运的是，张謇的事业在当时感动了国人，世所公认，他是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的第一人。

我们中国的历史，在现代转型完成之前，多半属于帝王将相、圣贤才子、英雄豪杰的历史，这种历史使得名人可扬乡土，正所谓地以人传。它反证芸芸众生的卑微和地方生态的荒凉，必得一二人物出现后才能进入国家社会的“公共空间”。近代中国在现代转型之中，仍受制于这种史观或史实，而湖湘、江浙、广东等地人才辈出，几乎扮演了中国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这些名人虽然使得家乡广为人知，其人生舞台多半跟家乡没有关系。翁同龢、李合肥、袁项城、康南海、梁新会，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成功名后并没有多少“回向”故乡的努力。但也有例外，大清的状元张謇不仅跟故乡南通的关系密切，而且在故乡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

说起张謇的科第之路，倒是坎坷可书。科举之途，从秀才、举人到进士，跟当代的高考有同有异。高考是国民学校教育的重要关口，科举则是子民学优而仕的敲门砖。因此，方法、手段相同，目标、路线不同。高考针对青少年，科举则不分童稚少年和苍髯白头。张謇在科举这条士大夫的必由之途上，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 7月 1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南通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张謇少时即表现出了读书人的天分，四岁即能背诵《千字文》，而且一字不差。入邻塾，至十岁时，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等蒙学的基本书籍。从对对子这一汉语教学中可以看出他的聪颖机敏和关怀宏远。他以“日悬天上”即刻对出老师所命的“月沉水底”。十一岁时，老师见一武官骑马从门前而过，即兴作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下联随口而出“我踏金鳌海上来”，比较起来，他的三哥对的“儿牵青牛堤上行”就朴实、浅近了。老师对张謇寄予厚望，但也不溺爱。十三岁时，张謇转学到西亭宋琳处读书，他先后应如皋县试、通州州试。县试通过，而州试成绩欠佳，名列百名之外，受人讥笑。宋琳对张謇大加嘲讽：“如果有一千人应试，取九百九十九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张謇 !”由此引起张謇发愤读书，在书房窗户和帐顶上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醒目大字，枕边置放两根短竹，睡时夹住自己的辫子，稍一转头或侧身就会被扯痛而醒，醒则起身读书，每夜读书“必尽油二盏”，看见“九百九十九”往往泪如雨下，为防夏夜蚊叮虫咬，他便在书桌下摆放两坛，将双脚置于坛中。而功夫也不负有心人，十六岁的张謇就考中了秀才。

因为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人安排，张謇冒用别人的名义报名注籍，这类似于高考生员假冒籍贯，虽然顺利过关，但张謇冒用的一家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控诉于官府，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连年缠讼，使吃了官司的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而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等人怜士惜才，费尽周折，才使张謇重归通州原籍。这样的经历，对张謇来说，可谓奇耻大辱，他后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心路说：“自弱冠至今，三十余年中，受人轻侮之事，何止千百；未尝动声发色，以修报复；唯受人轻侮一次，则努力自克一次，以是至有今日。”又说：“进德之积分，则在不与世间腐败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

张謇的考试之路并不顺利。从十六岁录取生员起，中经十八岁、二十一岁、二十三岁、二十四岁、二十七岁前后五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十三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张謇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他的名声才渐渐在士林传开，成为朝廷派系延揽的对象。清流派的翁同龢、潘祖荫等人对张謇有提携之意，“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张謇三十四岁应礼部会试不中；三十七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三十八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四十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这情形颇类似高考或公务员考试，流水有心，落花无意。

从小考到大魁，先后二十六年。岁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十次（各处书院考试还不在其内），加上乡试、会试、殿试共二十二次，先后在考场中渡过一百六十多天。此后，三十四岁、三十八岁、四十岁三次会试，也都没有考中。屡屡败北，使他一度灰心丧气：“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猿驹，久倦风尘之想”，但到头来他还得拼搏于考场。北洋大臣李鸿章、张树声和吴长庆等人曾推荐他到朝中任事，他觉得自己功名未成而坚辞不受。张树声做总督时再次延请张謇前去任事，他仍然婉言谢绝，这就是他“南不拜张北不投李”的由来。

考场不果，他的人生就全为此功名之心充满。四十一岁前他做了不少实事，跟朝中大臣、封疆大吏做事，但没有考取功名总让他觉得不能一展才华，“为国家伸眉，书生吐气”。好在张謇懂得上进，他在考场上的挫折，不妨碍他在学业的进步。光绪五年的三院会试之后，担任副主考的总督沈葆桢，在病榻上曾托人传话给他：“做文章不可只学《班书》，要着重看《史记》。”张謇因此下苦功钻研太史公的著作，还学习《管子》、《晏子》等历代著作，大量阅读明、清地方志书，日积月累，博闻强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多次落第，引起不少人的同情。工部尚书、光绪帝的师傅，跟他的南通只有长江相隔的常熟人翁同龢等人想让张謇管国子监南学，对他说：“南学的诸生愿为你捐纳学正官，留管学事。”那时他年已四十，考进士屡汰不中，以后有没有希望很难说，有此机会对别人可谓求之不得，但他仍“峻词以拒”。这种局面终因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有了改变，张謇多了一次机会，而翁同龢要让张謇过关的心思几乎“志在必得”。这跟当代的高考一样说明人才闯关的偶然和侥幸。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他在二月的礼部会试中考中第六十名贡士，在三月的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在四月殿试时，张謇的“常熟师”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大加赞赏，提笔批了几个大字：“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翁还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众主考官经过争议，最后一致同意翁同龢的意见，将张謇列为第一名进士。在向光绪帝引见时，翁同龢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照清廷惯例，新科状元张謇被钦授为六品翰林院修撰。

但中年成功的张謇已经看淡功名。他登上了科举制度的金字塔顶，本可以攀爬官僚体系那座更高也更为显赫的山峰。翰林院地居清要，三年后经过考校评定等次，或以编修检讨留院，或以主事分各部尽先任职，或以知县由吏部以实缺选用，然后再一步一步攀高，直至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他夺魁之后，有同窗好友在南通建造一亭，取名“果然亭”，寓意功夫不负有心，功名果然到手。张謇亲自改为“适然亭”，并手书一副槛联：“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他仍然有风云之志，机敏之才。据说有一次他陪伴太后，雪霁天晴，后宫缸口有一圈残雪，慈禧出了一道上联“雪落缸口，天赐一条玉带”，张謇随即应对“虹出海外，地涌半副金环”，让慈禧大为高兴。但他的观念已经跟一般的学而优则仕的士绅意识大大不同了。有一次，张謇随同文武官员迎候慈禧太后回宫，当时狂风呼啸，大雨倾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臣跪迎道路两侧，积水盈膝，全身匍匐。长长的仪仗队吆五喝六地走过来，慈禧太后坐在后面的轿子里，连轿帘也没掀，不理会众臣，就晃晃悠悠地过去了。这跟当代的官僚体制异质同构，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面前媚态尽，在饭桌上、会议室里，言行举止间总是合谋出一种为主子鞠躬尽瘁的氛围。据说这件事对张謇刺激很大：堂堂七尺男儿，连条虫都不如，有志气的人能做这种官吗？他因此产生了回乡之念。

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告假回家，当他赶到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他以未能亲奉老人归天为终生憾事，直至七十岁修订《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按照惯例，他得为父丧守籍三年，这也正好让他摆脱朝廷内的派系斗争。回籍的第二年，即 1895年 4月，甲午战争失败的大清帝国派李鸿章为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张謇丁忧在家，“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

1895年成为当时中国国士们的选择之年。简在帝心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上书无望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以状元之身选择了实业。他们都要为时代注入活力，康有为和孙中山的选择是做中国历史的操盘手，“彼可取而代之”，张謇却在傍近实权人物的经历中知道如何经营实力，大丈夫当如是，靠实力说话、实业救国。传统士绅一向轻视商人、实业，直到今天，儒生、儒家思想能否与现代商业精神并行不悖仍有争议，但在现代转型的中国史上，一些中国人却成为力行者。张謇由儒入商，成为儒行商界的时代人物。为了“开风气而保利权”，实力派人物、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札委张謇经理通海一带商务，要求他招集商股，在通州兴办纱厂。张謇踌躇思索多日，认定“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慨然应允。他为此辞官并屡召不应，“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

张謇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纺织厂 ——大生纱厂，大生的寓意是：“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那是儒生们服膺的一句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的解释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一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他认为富国强民的基础是农业，根本是工业。工业中又可分为“至柔至刚”（或曰“至黑至白”）两类：至刚至黑的是钢铁，至柔至白的是纺织，这就是他所谓的“棉铁主义”。张之洞发展了钢铁业，他则要从纺织业入手，营造独立的近代民族经济体系，进而参入全球范围的“文明竞争”。从 1899年开车纺纱至 1913年，大生纱厂共获净利约五百四十万两白银，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二百万两和六万七千纱锭的大厂。

在当时，由“做官”变为“做事”，困难重重。在大生纱厂内，曾悬挂画师单竹荪绘制的四幅“厂儆图”分别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由张謇的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即是大生纱厂的发展诗画史。《鹤芝变相》中的“鹤”指潘华，字鹤琴；“芝”指郭勋，字茂芝。他们是大生纱厂在上海的董事，曾承诺筹集股金四十万两，但直到厂址择定开始购地建房的时候，潘、郭的股金还分文未见。后工厂改为官商合资，潘、郭承诺筹股二十万两，后来又改变承诺，只答应筹股八万两。最后未交一分一厘，公然退出董事会，使大生纱厂创业伊始就遭遇了一次危机。《桂杏空心》中的“桂”指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杏”指官僚买办盛宣怀（字杏荪）。盛曾许诺筹资二十五万两，桂曾许诺助筹五六万两，但二人后来食言自肥，见死不救，使张謇“中夜彷徨”、“忧心如捣”。《水草藏毒》讽刺通州知州汪树堂及其幕僚黄阶平，他们煽动士人递呈抗议，聚众滋事，给张謇加上了办厂扰民的罪名，多次给大生纱厂设置障碍。《幼小垂涎》影射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鸿、严小舫。当时大生纱厂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四千两，不到三个月，三十六万流动资金即已耗尽，朱、严却想乘此危难之际巧取豪夺。为创办纱厂，张謇曾“反复筹虑，彻夜不能寐，绕屋而走”，在进退维谷的时候，他只得低下头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大生厂创办之时，张謇亲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这副对联后经翁同龢手书，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翁还为张謇力行之画题诗：“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

大生纱厂的成功，使张謇兴办实业的势头有增无减。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始，他创办了通州大达小轮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达通航业转运公司、大中通运公行、泽生水利船闸公司、大生三厂至青龙港铁路等，点状分布，构就江海大平原上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络。他的产业链蓝图也变为现实，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资生冶厂、资生铁厂、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颐生酿造公司、淮海实业银行、同仁泰盐业公司与渔业公司、翰墨林印书局、大隆皂厂、懋生房地产公司、大昌纸厂、大聪电话公司、大达公电机碾米公司、通燧火柴厂、通明电气公司、镇江笔铅公司、耀徐玻璃厂、上海闸北房地产公司以及有斐旅馆、南通俱乐部、桃之华旅馆等数十个企业，并开发苏北沿海滩涂，创立了二十多家垦殖公司。涉及纺织、垦牧、盐业、蚕桑、染织、油料、面粉、肥皂、印书、造纸、电话、航运、码头、银行、火柴、电力、房产、旅馆业等民生的众多领域。1912年至 1921年，张謇的大生系统获得空前发展，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又努力兴办新式学堂。“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全国第一所民办师范“通州师范学校”由他手创，随后，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师范附属小学、南通私立甲种商业学校、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农业专门学校、南通纺织染传习所（次年改称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狼山盲哑学校先后建成。1920年，他将医、纺、农三个专门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美国教育家杜威为此称道说：“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张謇还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吴淞创办商船学校，资助马相伯创建上海震旦学校、复旦公学，倡议和推动两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引进人才。“世变亟矣，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

经过张謇的筹划，短短二十来年的时间内，南通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基础上起步，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建立起几乎所有的近代文化形式，如体育场、博物馆、公园、图书馆、剧场等等。他全力打造出一个新南通。他手创的“南通博物苑”就是我国第一个博物馆，杜威、梁启超、竺可桢、丁文江、陶行知等人都曾到博物苑参观过，惊叹张謇开放的视野和博物苑所达到的水准。从 1909年元旦开始，博物苑有人每天测得气象预报，交给当地报纸登载。从那时起，当地人的生活就和博物苑联系在一起了。1921年，竺可桢谈起中国仅有的两座气象台，其中一座就在南通博物苑。

张謇的南通建设几乎都做到了移风易俗，如更俗剧场，由张謇和欧阳予倩亲自拟定了十二条场规，诸如凭票入场，对号入座，不另加座，不带小孩，不高声怪叫，不吹口哨，不戴帽子，不随便走动，等等。还特别不许嗑瓜子，如有带入场的，由门警婉劝留下，出场时再交还。后来设儿童两名；身穿红背心，上绣“敬请诸君勿吃瓜子”八个白字，时常在人行道上走动，使人注目。他对南通地区的设计比今天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还要远大，他有预见性，因为《史记》说过“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因此他从来不是机械地设计五年十年的繁荣，也不流于第三世界对国际都市的想象，追求那种大而无当的“高大全”式的乌托邦。他对公园情有独钟，“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他在城区修建城市公园，1918年扩展为东、南、西、中五所小型公园，谓为“五山以北五公园，五五相峙”、“一邑之中一大苑。”他对城乡的发展不局限于一地：“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张謇期望通过建设南通，建设一个“新新世界”，继而能够推广全国。在张謇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思想中，“村落主义”堪称新农村建设。他创建的垦牧公司极有意义，那不仅是为了围海造田，为了水利之兴修与土地之改造，而且还是在为现代农村建设找出路。他认为“生人要素为衣食住，衣食住之原在农 ……”他理想的农村人居环境：“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人有屋，待客有堂，储屋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市，行有徐梁，若成小世界矣 ……”

也许正是这种务实精神，使他对执相的理想有所保留。辛亥革命后，他和孙中山第一次会面，在日记中，张謇写下了对孙的印象：“不知崖畔”。他以为孙中山没有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尽管他后来意识到革命的伟力，尊崇孙中山的人格和革命功绩：“从历史看来，中国革命之第一人，要首推商汤……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但在当时，他担任了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民国实业总长，但他站在实力派袁世凯一边，他选择了有军力的袁世凯。他看不上袁，曾经在日记中评袁，“是儿反侧能作贼，奈何！”又对袁倾向革命心存幻想：“是儿反正，亦可利天下。”他的思想也从热衷君主立宪转而拥护共和，他跟时势走，移步随形，认识突变：“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但他仍对一切权势抱有同情，清帝逊位，由胡汉民推荐，张謇起草了《逊位诏书》。从宏观的角度，既明示清廷逊位的“大德”，又宣告世人应遵循历史潮流，步入共和行列。

这个跟实力站在一起的书生因此在乱世的清末民初做成了不少事。据说孙中山曾对他的儿子张孝若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张謇自称“老书生”，但在朝在野都有支持者，他实际上是传统中国可通朝政的缙绅之士，只不过，传统中国没有出现他那样通天的士绅；在官产学分工细密的现代社会，也同样出现不了他那样在官商等领域中出入自如的绅士。正是有刘坤一、张之洞、端方、袁世凯、孙中山等朝野人士的支持，才使他在那样乱纷纷的年代，建成了像南通那样绅重官轻、高度自治的“模范县”。他的挚友刘厚生说他，“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

这个历史人物，从很多方面看，应该是成功的。但当时，年青一代的国士胡适为他盖棺定论：“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胡适并没有说明白，张的“失败”是“实业救国”道路的失败。张謇的救国救世来源于他对实力的追逐，跟实力在一起才踏实。但实力在他那里多指一国的资源、教育、实业等等，他没有像康有为、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去思索实力的精神、制度、体制含义。没有精神奠基的教育流于奴性的应试教育，没有制度保障的资源是无效和受尽污染的资源，没有政体支持的实业是沙滩聚塔。自张謇、卢作孚以来，直到当代企业家们，其一生的努力多如空梦一场。在张謇去世前，他的“新新世界雏形”已经从根底上松动。到 1925年，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已经高达九百零六万九千两白银以上。他的事业已经遭遇了全面的危机，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前，也没有看到真正的转机。张謇陷入实务中无能反省他一生的道路，留下的只是感叹：“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

幸运的是，张謇的事业在当时感动了国人，世所公认，他是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的第一人。在 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他事业的一部分至今惠及大众，张把南通从一个僻远的小县创造成现代城市，南通以其极富现代意识的建筑规划被当代建筑大师吴良镛教授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有人说：“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张謇时代遗留下来的事业，大至南通的一厂一校，小至南通的一桥一路，均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作为南通事业的缔造者，张謇的印记与南通永远地烙在了一起。”南通有个说法是“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人们用文学的语言表达说：“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都至少有一个亲戚在张謇创办的工厂里工作过。”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更俗剧场，张謇当年在这里接待过欧阳予倩、梅兰芳、袁克文，唱了一夜，歌舞升平。每个南通人都在濠河岸边的公园里散过步，晒过太阳，打过水漂，这个公园只是张謇当年规划的五个城市公园之一。

有此已经不朽。何谓不朽？乱世中的穆叔回答范宣子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穆叔还说，“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就是说，官当得大，不能算不朽。乱世中的张謇曾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他知道自己的失败，但他同样知道自己的不朽，是以他为自己的墓门写下了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

他长眠于南通的五山，已经成为山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