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人第七宋恕

罪己与问人

宋恕（1962~1910）清末浙江平阳人。原名存礼，改名恕，后改名衡，字平子，号六斋。1886年移居瑞安，次年到上海。曾在上海龙门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北洋水师学堂、上海求志书院任教。1891年撰《六斋卑议》，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程朱理学，主张变法维新，设立议院，开设报馆，兴办学校，振兴工商。1901年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晚年思想趋于保守，宣传“专制改进”之说。

◎我们今天的民族文明自信多是一种轻狂，而宋恕们的家国天下情感更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血亲之缘。

◎庄子曾以为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心死，他老宋则觉得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人荒。心死了，流再多再久的血也无动于衷；没有人了，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一个人才。

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曾问过：“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这种猜想，在近代史上，自龚自珍以后，到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诸贤，都提供过答案，这些答案貌似不同，实际上异质同构。夏曾佑就说过，自己把神州长夜数千年的责任归罪于荀子，康有为归罪于刘向、刘歆，宋恕归罪于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朱，其实没什么差别。（“实则无不同也！”）这是晚清以来我国读书人史观的重大特征之一，即他们开始反思中国时，无论他们如何解说中国史，他们的价值判断出自一种退化史观，在东西文明相遇的坐标里看自家的历史，他们承认自家的落伍退化。而宋恕是近代中国退化史观的集大成者。

当代人似乎不愿意接受这种退化史观了，在人家国富民强参照下能够具有自知之明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我们笑话先辈们盲人摸象，但我们至少应该明白，他们那样寻找我国文明衰退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而且还因为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和尺度宽广得多。比起我们局限于人生百年来说，天下、文明、历史、数千年奇变等等，构成了他们思想最重要的背景。对宋恕那样的牛人来说，要承认自家的落后远比我们今人要痛苦得多。我们今天的民族文明自信多是一种轻狂，而宋恕们的家国天下情感更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血亲之缘。

宋恕出生于温州平阳一个耕读之家，原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笔名支那夫，独泣向麒麟者，后又改名衡。宋家有良田二千来亩，宅旁有花园、假山，号称当地首富。宋幼年多病，体质羸弱，但他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敏捷，出语不凡，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浙东学派的大学者、当过朝廷讲师（侍读学士）的孙锵鸣慕名来访，跑去跟他对对子，孙出上联“治国平天下”，宋恕对“吟诗工画图”。孙见宋恕出类不凡，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这是一个希圣成贤的读书种子的人生之路。

孙家的玉海楼藏书十万卷，是当时国内著名的藏书楼之一。宋恕有此造化，学问自然深厚有根。1877年后，宋恕随孙锵鸣出游上海、南京等地，对世界大势有了进一步了解，更加发愤读书，希望从中找到御侮排外、振兴国家的药方。

宋恕曾说，他长大成人后，读了李善兰、冈本监辅、冈千仞以及郭嵩焘的文字，知道西方政教风俗几近于唐虞、三代，不禁感慨孔圣人的理想竟在海外实现了。（“素王之志今乃行于海外哉！”）他还回忆说，在他二十岁时，读了欧阳修《日本刀歌》，才晓得我们先人的大道居然出现在日本国。（“始知海外有先王大道尚存之日本国。 ”）1897年 12月，宋恕对朋友说：“中国事事不如古，宜也，治化不日进则日退，故无怪我国之好古。”他得出结论说，我国汉以后的儒学实为“阳儒阴法之学”，“周后明前，儒家兴西，法家炽东，董、韩、苏、程之论，莫不以法乱儒，长夜神州，孤识隐痛。”以至于造成神州长夜，文明退化，故而认为汉以后“阳儒阴法”之学皆不足为法。在宋恕看来，“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

宋恕说，中国要想复兴，必须复教，即恢复孔孟之义。但这种复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克己复礼，宋恕对儒家典籍并不尊重。《春秋》是集中阐述儒学要义的一部儒学经典著述，《易经》也是孔子极为推崇的儒家经典。宋恕却说：“王介甫谓‘《春秋》

为断烂朝报’，天古卓识！余尝谓‘《周易》为古雅庙签’，与介甫语无意成一巧对。”他认为，礼从人生的需要向强权崇拜的转换——“以法乱儒”是汉儒叔孙通完成的。（“自叔孙通采秦仪，媚汉主，而三代以前君臣相接之礼遂不得复见，赵宋后更盛；而白种诸国君臣相接，犹存古礼，首宜则效。”）

在宋恕的心目中，我国士人心目中的“三代”，在现实中已经跟西方、日本等同。这虽然是很多晚清读书人的想法儿，但可以说只有宋恕有效地把儒学的家国天下转向了全球，即承认理想的社会不仅在遥远的三代，而且在切近相邻的欧美、日本。梁启超称宋为“黎洲以后一天民”，谭嗣同称宋为“卑之犹可后王师”，都看到了宋恕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宋恕同时代的变法家很少能站在与生活世界等高的共同体上来思考全球秩序的，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宋恕认识到秦汉以来的中国政制是反人类的。但对宋恕来说，如此认知，并不必然地全然否定我们的儒家文明，也不必变本加厉地抱持儒家原教旨主义。宋恕晚年对朋友说过，夏曾佑贬孔太武断，康有为尊孔也太武断，在他眼里，孔子是一叙述古代中国的政治原理，并且向往天下大同的大志士。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宋恕在当时上层士人心中分量极重。1892年，宋恕抵达天津，李鸿章单独接见，夸奖他是“海内奇才”，让他担任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甲午战争失败后，宋恕离开天津寓居上海，整理著作，为中国变法寻找理论基础，他说自己永远站在穷人一边（“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此后，他在上海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叶瀚等大批维新派人物，并和张焕纶、孙宝瑄、胡惟志、章炳麟等人经常在一起，成为上海维新派的理论核心。孙宝瑄叹其为“旷世之大儒”，并尊之为师，谭嗣同在赠诗里赞为“后王师”。影响历史的《光绪皇帝罪己诏》就是由宋恕起草的。

但宋在历史上的影响显然不及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从一个历史观念的集大成者来说，在为我国变法提供思想资源方面，宋恕的影响也不及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更无法跟邻国日本的福泽谕吉相比。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用宋恕自己的话来说，庄子曾以为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心死，他老宋则觉得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人荒。心死了，流再多再久的血也无动于衷；没有人了，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一个人才。庄生曰：“哀莫大于心死！”宋恕曰：“悲莫大于人荒！心死之极，流血千龄而不稍动恻；人荒之极，纵横万里而不得一士。”宋恕在我国近代史上特殊的时期，甚至说是豪杰之士辈出的时代，却有“人荒”之叹，跟王照的话如出一辙。（“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 !”）

宋恕的感慨也跟英国人密尔的著名问题惊人一致：“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这也是宋恕看重历史的原因，历史学家罗志田承认，“宋恕对史学的重视远超过当时其他人。”宋恕给后世人的经验是，学子应用六分之一的时间读经、子、集书，而用六分之五的时间读史书。他的女儿十一岁时才开始识字，每天识四十个字，且解释字义，用《十三经集字》一书，半年后她就能读小说《三国演义》。她读《左传》后就能写几百字的东西，又读《国语》、《史记菁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以至于宋恕的女儿一时在士人中享有盛名，杭州求是书院总理陆太史对宋恕说：“令爱才名久满此间”。1903年，宋恕在上海，认为上海的才女都不及宋昭，说，“合上海及留学日本诸女学生，殆无一人可望瑶之肩背。”

一代大师，救国不成，教女倒有大成，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