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第八吴稚晖
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原名朓,后名敬恒。清光绪举人。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参与创办上海爱国学社。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去法国,参与创办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1915年与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常委。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有《吴稚晖先生合集》。
◎ 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
我国的现代史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方死方生之际,许多人物带着自己的识见智慧参与历史的大变革,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这些人物,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人在现代意识和文明理性方面是极为欠缺的。如果不是遇上那么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绝对是边缘落魄之人,早就身死名灭了。吴稚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吴稚晖给人的印象总是疯疯癫癫的,他小时候就有疯子之名。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因为他以圣贤传人、理学卫道者自居。有一次,满族官僚、江苏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局长或社科院院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恰好被吴稚晖碰见,他就捡起砖块向轿中乱扔,搞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将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 !”当时南菁山长是著名经学家黄玄同,这位老夫子对吴稚晖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从轻发落,只给予羁押三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闹开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坏名声,只好说了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便不再深究了。这样的事多了,疯子的名声也就传开了。
戊戌变法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一变而成了江南维新派的活跃分子。吴稚晖因此在国内待不下去,他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院。
1902年,蔡锷等九人自费留学,欲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给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吴稚晖、孙叔方等率领留学生二十人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吴、孙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吴稚晖愤怒不已,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入海中,以死抗议,幸被救出。梁启超为此在《清议报》著文道: “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 ”以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创立“爱国学社”、创办《苏报》,鼓吹革命。
但吴稚晖的革命又多半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听过吴的演讲:“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众听了都大笑。但吴稚晖的革命到“三民主义”为止,他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是用那种“嬉皮笑脸”式的反智语言,他用“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句话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即使吴稚晖成了国民党元老,他在众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异类,一个疯癫怪人。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中共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 ……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 ……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
这个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
实际上,他内心里自视极高。他自比汉之张良,以为自己能够辅佐一个人开百代基业。1927年 3月 6日,吴稚晖晤见陈独秀。吴对陈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联代表越飞在广州晤孙总理言,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解,二百年尚嫌不足。”陈独秀笑其太迂,吴稚晖说:“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鼎。”陈问吴稚晖:“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吗?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于是吴追问陈独秀:“你定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不加迟疑地回答:“二十年。”吴大为惊骇:“由此,国民党只剩下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吴说完后脸色难堪,大概由此坚定了他要帮蒋介石“清共”的决心。以至于后来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这个牛人自始至终有上不了台面的自知之明。即使抗战时期,他骂汪精卫等人的叛国也语俗如市井泼妇,他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他说自己:“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这么一个自比张良、刘姥姥式的人物,在现代史上占有重重的一笔。胡适称他是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举荐他为“世纪伟人”。他一生清廉,自奉甚俭,待人却是慷慨的。生活困难者,他周济;无力升学的,他资助。有人劝他少管些闲事,他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为农历乙丑年),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 !”
这么一个牛人现世,真是时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