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

性命呈万有

弘一法师（1880~1942），中国戏剧家、艺术教育家、文学家、书画家。名文涛，字息霜，以号行，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出身于清进士、盐商家庭。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学西洋绘画和音乐，曾同曾孝谷等人创立“春柳社”，参加《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的演出。作有歌曲《春游》、《早秋》等，并采用外国歌曲配制新词作为学堂乐歌教材，如《送别》、《西湖》等。1918年于西湖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专研戒律。有《弘一法师文钞》、《前尘影事集》、《李庐诗录》、《弘一大师歌曲集》等。

◎死，芥末事耳。可是，了生死，却是大事。

◎他把万有集于近道，弥留之际，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有人说，这一句话有着说不尽的“香光庄严”。

歌德说过，所有成熟的东西都想死。“视死如归如寄，老成谋身谋国”似乎也是我们中国人向往的人生状态。但真正在精神心智上成熟起来的人少之又少。民国以来不断有“四公子”、“京城四少”之说，那些人物因为家世、际遇而较早地展露其才华，但他们多终于公子状态、止于少年才气。他们逞才使气，很少“想死”。

少年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个公子哥儿。他的父亲曾经在吏部做官，后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富有。小李叔同天生聪慧，七岁攻读《文选》，即能“琅琅成诵”，八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不但能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他攻读过《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对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学填词、学书法。他还曾进过天津县学，受过八股文（当时称为时文）的严格训练。

这个小康之家的宁馨儿，当他的身心达到一定的阶段，他已经积蓄着足够读书人“玩票”的经史子集、金石书画、诗词歌赋、吹拉弹唱的博杂知识；他的聪明才情在十八九岁时，就已经发展到巅峰了。他的头脑不用则已，用则上乘；每一个动作，都有分寸，有风格出处。他的字摹过前人百家书法，但没有前人的痕迹，形成他自己的一格：一种柔软的、藏神无骨的点与线的结合，像蠕动的蚕一样。还有诗词、金石，只要他心智上历练过的，那必定是他的！

年轻的李叔同跟“民国四公子”们的生活还没有什么两样。他在天津求学，到上海参加“城南文社”，考入南洋公学等事件，跟当时人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他比较系统接受儒学经典，吸纳“新学”，全方位开发智慧的时期。年轻气盛的时期。用丰子恺的话说，就是“他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时期”。

但跟公子哥儿们不同的是，李叔同不仅得了中国文化的形，还得了中国文化的神。即一个真正健康的中国人，即使生活在小康状态，他也必须有社会关怀，这种关怀是以忧伤为底色的，忧时伤世。李叔同在优哉游哉之际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愤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康梁变法失败后，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师”！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年轻而博杂的心性使他难以切近地参与社会，这种痛苦是难言的，李叔同的一首词如此说：“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种博爱的心性可谓少年老成，但无能用世，也不可能落于当世。如同蜻蜓点水或作壁上观者，他又不在这个世界。“将军已老圆圆死，都在书生倦眼中。”二十出头时，李叔同已经用过很多名字了。二十一岁时，他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号瘦桐的李叔同填了一曲《老少年》：“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 ……”一个活灵活现的老夫子，一个二十一岁的老夫子！“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孩子都出世了，我还有什么可为的？老了！老了！”他被一种痛苦煎熬着。“我二十岁出头时，已经老了！现在，光阴正与人类赛跑！”

这个天才的少年老成绝非避世，用他自己的话说：“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他在寻找一种自己的出世形式，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已经在各种层面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用他的弟子丰子恺的话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他的作品同时又是动人心的，跟一般的公子遗少不同。他有着接通人性的精神，用王国维说李后主的话，“他有宇宙人生之悲及其承担。”

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在上海病逝。他是庶子，母亲年轻守寡，这种形势也许加速了李叔同精神的早熟。他先后改名李哀、李岸，二十五岁的李叔同在国内无所事事，于是东渡日本留学。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独力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力促祖国新音乐的发展。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在国内发行，这些在中国新音乐史上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在日本，他跟汉诗界的名人们来往，很得赏识。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他还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师从日本戏剧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曾延年等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春节期间，为了赈济淮北的水灾，“春柳社”首次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李叔同（艺名息霜）饰演茶花女，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这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欧阳予倩受了这次公演的刺激，也托人介绍加入了“春柳社”。

1910年他毕业回国，应老友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校长周啸麟之聘，在该校担任图案教员。1913年春，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就是在他主编的《太平洋画报》发表的。《太平洋报》停办后，应老友经亨颐之聘，李叔同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改名李息，号息翁。1915年，应南京高等师范校长江谦之聘，兼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员。

这是他人生中极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巅峰时期。他的许多艺术作品，无论诗歌、音乐、美术、书法，还是金石等大都创作于此时。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初任教时写过《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教的图画，采用过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一个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对学生灌输了新音乐的思想。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在日本留学时，他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身、齐家”为目标的“以学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取向。

李叔同在杭州期间，跟夏丏尊、马一孚、林同庄、周佚生等人来往较密切。马一孚早已研究佛学，是一位有名的居士，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夏丏尊则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有一次，夏丏尊看到一本日文杂志上有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牟尼、耶稣，都曾断过食。说断食能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列举实行的方法。李叔同听后决心实践一下，便利用 1916年寒假，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去实行。经过十七天的断食体验，感觉良好。过了新年，他就时常到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这年旧历正月初八日，马一孚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寺出家，恰好李叔同也在那里，他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受感动，也就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

1918年旧历 7月 13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从皈依师了悟老和尚剃度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出家后，他的别署名字仍多，常见的有一音、弘裔、昙肪、论月、月臂、僧胤、慧幢、亡言、善梦等，晚年自号晚晴老人、二一老人等。他出家以前，将生平所作油画，赠与北京美专学校，书画临摹法书赠与夏丏尊，衣服书籍等赠与丰子恺、刘质平等，玩好小品赠给了陈师曾，当时陈还为他这次割爱画了一张画。

有人以为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是为了避世，或是为了过闲云野鹤的生活，这是误解了一种成熟的灵魂。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弘一法师一生做人认真而严肃。学一样就是一样，做什么就是什么。古人说：“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他既出家做了和尚，就要像个和尚。他出家后，身体力行，严守戒律，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云游四方，外出必随身携带佛教经典，特别是律学典籍。但常用行李却非常简单，平常总是赤脚穿草鞋走路。一领衲衣，穿了二十余年，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尚不肯更换。一顶蚊帐，破得到处洞，有的用布补，有的用纸糊。一张破席，破碎得几乎不能用了。一个木质面盆，丹漆已剥落，一条洗脸毛巾，也已破旧不堪。他出家二十余年，所穿僧服，仅有寥寥数套而已。他坚持佛教戒律中“过午不食”的原则，每天只吃早、午二餐。有人请他吃饭，必在午睡前进行，平时素食，如有香菇，必却之不食，用豆腐，亦不吃。唯食清煮白菜，而且用盐不用油，长年累月如此。

法师曾沉痛地说过：“我们生此末法时代，‘沙弥戒’与‘比丘戒’皆是不能得的；原因甚多甚多！今且举一种来说，就是没有能授沙弥戒、比丘戒的人；若授沙弥戒，须二位比丘授；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授；倘若找不到比丘的话，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也受不成。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说僧种断绝了！’”为此，法师严格守戒。在佛教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修持的一宗，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法师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马一孚有诗挽他说：“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修行中的法师仍经受着生、老、病、死之苦，尤其是病苦。世人总是以为信仰、修行等大愿会解脱身体的诸种烦恼，其实误解了人生或人性的本质。如果说约伯旷野里的呼告源于上帝的考验，那么人类身体的病痛更是人生的常态，是自然的一部分。弘一法师是苦行的，他做和尚远不及前半生优游，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念佛、诵经、说法、写佛。抗战时期，他最重要的口号是“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但法师的病痛时常侵袭，他的肺病始终没有治愈。在惠安乡间弘法时，他患了“风湿性溃疡”，手足肿烂，发高烧。当广洽法师到草庵去探视他时，弘一仍整天地焚香、写字，换佛前净水，洗自己的内衣……广洽法师问：“您的病，好些吗？”弘一的回答是：“你问我这些，是没有用的。你该问我念佛没有？病中有没有忘了念佛？这是念佛人最重要的一着，其他都是空谈。在病中忘了佛号，在何时何地不会忘却佛号吧？生死之事，蝉翼之隔；南山律师告人病中勿忘念佛，这并非怕死。死，芥末事耳。可是，了生死，却是大事 ……”

弘一法师以为自己将死，强忍奇痛，写了一段临终的话给传贯法师：“我命终前，请你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也不必常常念。命终后，不要翻动身体，把门锁上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身、洗面。当时以随身所穿的衣服，外裹夹被，卷好，送到寺后山谷。三天后，有野兽来吃便好，否则，就地焚化。化后，再通知师友，但千万不可提早通知。我命终前后，诸事很简单，必须依言执行 ……”

所有成熟的东西都想解脱。但弘一的解脱还早，这次强烈的溃疡延到一个半月之后，高烧退了，两臂肌肉大部落脱，腐烂的白骨，赫然出现，奇臭，目不忍睹。在 1936年的春天来临之时，半烂的骨上，又生了些肉芽。他仍然正定、正信、正精进。为了责备自己，他在佛教刊物上声明，取消“法师、律师、大师”的称号。他给青年僧侣们说法：“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他脚上穿的一双黄鞋，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打佛七时，一位出家人送给他的。一双鞋子的寿命，在他脚上度过十六年。他床上的棉被面子，是出家前杭州教书时的东西，那就有二十年了。他用的伞，则是二十五年前买自天津。他的草鞋、罗汉衣、小衫裤，缀缀补补，总共伴他六七年。因此，他穿的、用的，多是十年以上的旧东西，平时靠修补缝衲，延续寿命。至于别人送他好的东西、礼物，在非收不可的情况下，他收下来再转送别人。

1942年 10月 31日，给弘一法师护法一生的夏丏尊收到他的信：“丏尊居士：朽人已于九月初四迁化（迁化便是圆寂），现在附上偈言一首，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弘一大师圆寂后七天，依照大师遗言，遗体以旧短裤遮覆，在泉州承天寺化身窑荼毗。执行遗嘱的妙莲法师与温陵养老院的叶青眼居士，都有相同的记述，写下火化时的情景：9月 11日下午 7时，参加举火大众，开始讽诵《普贤行愿品》，后起《赞佛偈》念佛。到八时举火，火化约一小时，众人恭候围绕。此时悠然异彩如虹，从窑门中射而出，火焰猛烈而逼人。大众被震惊，厉声念佛。待异彩倾射完了，大师色身便快捷地化尽。以后，由妙莲法师在骨灰中陆续捡出七彩舍利子：银色的、白色的、乳白色的、黄色的、浅红的、淡绿的 ……

为法师做传的陈慧剑说：“弘一大师，累成我心灵上的接天高峰，是由于下列三点。一、他性格的坚强、突出，但没有凡俗之见。二、他淡泊名利，但不愤世嫉俗，心情坦荡。三、他不顾生命，出家前献身于教育，出家后献身于佛道，胸中从无一个‘我’字。在我三十多年的生命过程中，从未见过这样充满性灵光辉的人。弘一大师的住世，毋宁是人类神性的反射！”赵朴初则说他“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天才，前半生做李叔同，他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金石等多种天赋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文艺先河。他是首创裸体写生的教师，是中国话剧的鼻祖，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他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后半生做弘一，他的意志坚定如一，为正法久驻世间发愿： “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他把万有集于近道，弥留之际，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有人说，这一句话有着说不尽的“香光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