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人第十九熊十力

十力功德

熊十力（1884~1968）中国学者。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参加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习佛学。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讲学于四川复性书院。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融汇儒释思想，发挥《周易》、宋明理学和佛教法相唯识之学，提出“新唯识论”。认为宇宙万物是本体（本心）流行的迹相。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原儒》等。

◎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

汉语和汉语人有一种致命的倾向，就是让所谈论的对象失真失重。说得好听一些，我们都有将人物进行拔高、神话、传奇化的意愿和能力；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对人物进行妖魔化、歪曲、栽陷。我们很少从生活或历史的现场去理解人物对象，很少意识到我们自己活在他们中间。这可以反证周作人的感叹，他感叹说，“像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这样的人，像是在他们的民族里不曾有过，像是他们从不曾在我们中间生活过。”对熊十力的态度，似乎也是如此。人们给予熊先生的评价，“特立独行”、“牛人”、“真人”、“不近人情的怪人”、“现代中国最具原创力的哲人”、“跟外王们如蒋介石等能心照而通道术的内圣”，等等，虽然不中亦不远，但都有意无意拉开了我们众人跟熊先生的距离。照人们的意思，我们中间不可能出现那种牛人了，不可能出现那种真人，不可能出现那种原创力了，这其实是不理解我们跟熊先生没有什么两样。

熊先生的行迹今天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出生湖北黄冈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父母相继病亡后，他读了半年乡塾而游学乡间。后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为宣传革命，1905年，熊考入军校即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军队首领张彪不得不管，下令通缉，熊不得不逃走。有人说他是因为性急用力过猛，“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

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耕读、教书。他的革命活动在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之际划上休止符，他不像革命的跟班、信徒、党员，后者往往自称革命家，但熊先生倒是跟孙中山等人一样是天然的革命家，是不需任何修饰、不需自我标榜的革命家。熊的起点虽低，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是局面恢宏、心胸开阔、百折不挠。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他的天才或智识直觉明了，当是时也，他已经无回天之力；但他有足够的力量打出另一片天地。目睹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他发现“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功夫者”，“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跟鲁迅一样，熊深感“革政不如革心”。

这一大转折正是中年改行学艺，熊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提时读六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

这样的革命家搞起学问来，一般学者儒生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命运注定他当不了政治革命家，但却给他的学术思想革命留下了余地。这是他的幸运，却是文明演进中的悲剧。他没有像胡适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一样，为当时的政治革命作补注；他是近似鲁迅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为个体的权力和心灵张目，在全民或个体没有立起来之前，他不给个体进行任何规范、标准、所谓建设性的口含天宪。不能因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了，不能因为某个政治家喊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思想革命家就只能变身变声，充当过河卒子、埋头于改良、整理国故、宣传好人主义。在熊十力那样的人眼里，我国革命既是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个人就没有任何需要膜拜的规矩、礼仪、禁区。

所以这个革命家改号十力。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先生取来加诸自身。他到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学佛，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欧阳大师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再著《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应战，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孚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孚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可谓推崇至极！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

熊十力的生命健旺及其自觉意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常人只是没有他那样一以贯之的精气神，没有他那孤往到底的劲头而已。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他像真正的大革命家如孔子们那样，有着天不丧斯文的信念，而自觉是神州文化托命之人。他认为孔子之《周易》是呼号革命的著作，“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他说：“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游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在熊十力的笔下，孔子不再是梦里思念周公的保守主义者，而成了典型的革命家，《周易》不仅是最古老的哲学典籍，而且还是最古老的革命宝典。这种既保守又革命的现象，只有从历史的长时段、文明的真精神或人性的纯粹方面才可以理解。

因此，在熊十力那里，没有疆界的言行其实是他拓展人性自由的关键，是他人情旅行的表现。而这种“没规矩”的言行在儒生或自以为“新”的人类眼里，都显得怪诞、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好听一点儿的，也就是天性旷达，不喜雕饰。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他是在以自己和周围之间的交往而建设一种活泼的而非僵化的人情，他要激活人情而非世故地禁锢人情。初入北大，他即把通行的课堂教学改为旧式师生交流。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要找个远离他的座位。在北大时，熊十力常与废名探讨佛经，每每意见不合，争得面红耳赤，声音越辩越高。一日，两人身着单衣，正辩到紧张时刻，忽然陷入寂静，全无声响。众人忙去探看，发现二人扭打在一起，互相卡住脖子，难发一言。熊十力因学问与梁漱溟发生争论，争论结束时，熊十力不甚解气，趁梁漱溟转身，跑上去打他三拳头，口骂“笨蛋”方休。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而他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

熊十力的故事太多了。一般人的故事少，不是因为他们正常，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无能自由地表达，因为他们虽懂人情世故却不能仁守人情世理，熊先生却智及而仁守了。所以他的故事多。他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徐复观做蒋介石侍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牟宗三首次见到他的恩师是 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他说得对，因为他是以生命灌注诸子，而其他人虽然“学问正确”或“政治正确”，却把诸子当做对象，一种学术项目或学术课题的研究对象。对如此研究如此读书者，他是相当不客气的。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

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经此一骂，徐复观在读书上有了“起死回生”之感。

因此之故，那些学问正确的知书识礼者面对政治几乎只有顺势思维时，熊十力不然。中共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他近乎不识时务地要求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会理睬他的要求。据说毛泽东也懂得他，不仅因为林伯渠、董必武、陈毅、郭沫若这些政学大员知道他，而且是因为每一个君师合一的霸王之才都明白，他的子民逸民中，会有个别人的生命能量大出了个体的范畴，这种能量可以暂时被压制，却一直存在，哪怕如花果飘零，终有一天仍会充沛而出。

熊十力在毛泽东巨人身影里并没有受多少冲击，但即使如此，“文革”却让熊十力痛惜文化和人性的沦亡。“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良久呆坐”。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错乱了。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他给朋友写道：“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熊十力完全明白这种局面的产生根源，其中之一是逐臭之夫们的大量存在：“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逢，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 ”“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汗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部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有人说，这种逐臭之夫们制造的喧闹，有时就像“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会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

在这样无限寂寥的暮年，熊十力感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问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使如此，这位现代中国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托宏愿于未来：“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这种信仰情怀开出了伟大的生命能量。在他无限寂寥的时刻，他的弟子牟宗三在海外思考他“为人不易，为学实难”的话，祝愿喃喃：“夫子得无恙乎？”这位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已经足堪告慰。他已经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其大厦足堪抵御现代外王们灌输引进的一切意识形态。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他的全部工作，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发展。今天的台海两岸都有了文化身份感和自觉意识，无不与熊十力等人的努力相关。

谈论熊十力的一生，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从并不坚实的幼教出发，中年才志于学，在霸力治世的二十世纪，自成天地，在政界学界纵横意气。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也不同于甘地那样的圣雄，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但话语传达出来的神奇，并不能掩盖熊十力在生活当中的平凡，当时的他也只是一个寻常的中国人，他不过把普通中国人内心都能感受到的人性“仁守”了一生，并培养了极为优秀的弟子弘扬这种道德自我、个体本位和文化自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字不识的慧能做到了，幼学功夫不好的熊十力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