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场（1）

□ 陈晓楠

1950 年，由于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叛变，岛内先后有400 多名共产党员被捕，所有的高层领导都被枪杀。其中包括了国民党中将、位居高位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还有中共华东局的特派员朱谌之。中共地下党在台势力可以说是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起大规模的地下党员被捕被杀案件中，有一个和蔡孝乾关系十分密切的人却侥幸逃脱了。他就是在台湾潜伏时间最长的地下交通员——刘青石。

1923 年，刘青石出生在台湾一户普通人家。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日子里，尽管从小接受着日式教育，但刘青石却清楚地知道自己与日本人不同。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一直埋藏在他的心中，见到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他都会去帮忙教训日本人。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青石对侵略者的仇恨进一步加深。1940 年，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谋划着给日军投毒。不料计划败露，17 岁的刘青石和其他几个同伴一起被捕入狱。

刘青石：我在学校是以打日本人出名的，看见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我就去打，用暴力对付暴力。

陈晓楠：真的？你那会儿个子很大么？

刘青石：个子很大，我那时候体格是最好的。有一个日本人听说我经常打日本人，要找我算账。我就跟他定了一个时间决斗。他是柔道两段啊，那是真的厉害。我就凭胆量应战，根本不在乎他什么柔道几段，跟他打的时候，我们两人捆在一起，我还抄家伙了。可是他很厉害，打了半天最后我们俩不分胜负。

陈晓楠：有受伤吗？

刘青石：没有。从那以后我在台湾人中间就更出名了，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打手”。

陈晓楠：所以当初计划给日军投毒的时候你没有丝毫犹豫？

刘青石：有什么好犹豫的，我本来就仇恨他们，不去的话才奇怪呢！日本人的拷问，什么刑法都有。给你吊起来拷打，还要灌水。怎么灌水呢？把棉花给你塞到嘴里头，往鼻孔那里灌水。

陈晓楠：人就等于窒息了。

刘青石：对啊，就要逼你说话呀！受不了了你就说。最后我说什么呢？我告诉日本人，不管怎么样，我都愿意做一个中国人，哪怕只是做一兵一卒，我都愿意；我就是不愿意做日本人。我对日本人是这么说的，我承认我想毒死你们，反正我豁出去了。

刘青石被日本人投进牢房，一待就是一年多。1941 年12 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加入战局。此时，刘青石发现，自己所在的监狱上空时常盘旋着美军的轰炸机，监狱也常常遭到炸弹的袭击，很多囚犯被炸死。刘青石和好友唐志堂幸运地在美军的轰炸中活了下来。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的刘青石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前来受降的国民党军队。然而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比日本军队好多少，一到台湾，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百姓怨声载道，刘青石大失所望。带着对国民党的失望，刘青石离开了监狱。出狱后，他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①，组织游行集会，从事进步活动。

1947 年2 月27 日，台北专卖局在缉查走私香烟的过程中，不慎开枪误伤围观群众。愤怒的群众在惩处肇事稽查员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包围了宪兵队。此事件触发了2 月28 日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请愿市民遭到驻署的卫兵攻击，事件因此由请愿转变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进而激化为省籍、族群冲突。抗争与冲

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军镇压。此事件造成许多台湾平民伤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台湾迅速掀起反对国民党的浪潮。

刘青石：我回自己的故乡，基隆那儿正在发动群众来阻止国民党军队，大家想要设一个障碍阻止它进军。可是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就上来了。一上来，见到人就用枪扫射。基隆有一条运河，尸体就用麻袋装好，扔在运河里。河上到处浮满死尸，大家都看见了。

陈晓楠：很血腥的场面。

刘青石：太血腥、太残忍了。从那以后我就很反对国民党。“二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我有一个同乡叫吴克泰，突然来找我，说有一位我们台湾很出名的人物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陈晓楠：他其实给你说了一个很大的秘密。

刘青石：反正是那么一个意思，但当时也没有那么清楚的表白，他只是说跟你谈一些事情。

吴克泰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正是后来叛变的中共台湾地下党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曾经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八路军敌工部长。他也是唯一一个跟随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1945 年12 月台湾光复之后，中共中央派蔡孝乾前往台湾去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工作委员会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联络台湾的知识菁英、爱

国青年，吸收他们加入共产党，开展台湾地区的地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既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又组织过大游行、大集会的热血青年刘青石成为了工作委员会的发展对象。

陈晓楠：你当时听说想吸收你入共产党，心里是什么感觉？

刘青石：反正我想尽早把国民党推翻，可能这个心情太急迫了，就没有考虑那些。共产党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我相信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国民党实现不了的事就由共产党来实现。

陈晓楠：当时你对共产党有了解吗？

刘青石：不了解，可以说完全不了解。我所做的一切是真心实意地从爱国主义出发，觉得共产党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民主的理想。所以我就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也没跟我说我要做地下工作。

陈晓楠：当你得知要从事的是地下工作时，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参加这个工作的危险性？

刘青石：最坏的情况就是牺牲，就是被枪毙。一般人都这么想的，一旦干这个，被抓到就是枪毙，连坐牢都不敢想。

陈晓楠：你是做了思想准备的。

刘青石：我过去看过间谍小说之类的，很好奇，觉得很神秘，有英雄色彩。我挺欣赏这种工作，觉得很有人生价值，好像那时候认为最危险的就是最英雄的。当了地下党员，我就觉得一个很危险很离奇的人生开始了。

1947 年，24 岁的刘青石在基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起60 年前的这一幕，刘青石记得相当清楚。他说因为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仅仅是口头宣誓，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而这个时候，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在台湾已经工作有一年多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从原来的400 人已经增加到900 人。

入党之后，刘青石的身份是地下交通员，他直接接受上级蔡孝乾的指挥。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隶属于中共华东局，由于身处内战的特殊时期，当时华东局能给予他们的地下活动经费非常有限。在最初开展地下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工作委员会甚至连一台电台都没有。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档案的传递、转移活动资金等，全部都由身为交

通员的刘青石来担当。每次执行任务，刘青石以跑单帮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秘密游走于台湾和大陆之间。

陈晓楠：密件一般怎么处理？

刘青石：有时候把新牙膏打开，密件先搁在避孕套里，再塞在牙膏里。因为牙膏是软的，插一点纸裹起来的东西也鼓不起来，不会有什么痕迹，看起来很自然。一般都是蔡孝乾把牙膏装好了之后再交给我，我自己装的机会很少，因为内容不允许我看。

陈晓楠：那一旦遇到危机，有没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刘青石：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也没有这方面的指示。当时老觉得一抓到就完了，一切都完了。

1948 年6 月的一天，刘青石乔装成商人，拎着一份包装精美的点心从台湾前往大陆。他此行的任务是把用密写水写在包装纸上的情报传递给上级组织。作为直接接受蔡孝乾领导的交通员，刘青石曾多次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次他也将顺利地通过检查，送出情报。然而令刘青石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抵达舟山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

刘青石：出发前，我把包装纸检查了一遍，没什么毛病，也没有漏字。点心比较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就把它当作点心包装纸这样包起来。一路都挺顺利的，结果到舟山的时候就出状况了。一到舟山列岛的沈家门，就看见陆海空军警察排一大队在带枪检查。这个包装纸经过太阳一晒，很模糊地变色了，本来是黑色变成黄色了，隐约有个别字漏出来了。

陈晓楠：如果再多晒一会儿，字就全出来了。

刘青石：多晒一会儿就完了。这可不好处理，如果扔掉了，组织上可能会怀疑我，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交给特务了还是怎么了？你不扔吧，那就连命都没了。干这个事啊，弄不好里外不是人。当时我非常紧张，心跳得很厉害，恐怕会受怀疑。我临时应变，叫朋友帮我带。到检查的时候，我抢先一步去给他打开，让他看，这就表明我们这帮人带的货都是公开的。

陈晓楠：如果不能过关，就只有硬闯了，听天由命。

刘青石：对，我连被捕的准备都做好了，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最后顺利过关。过那一关的时候，实在太舒服太幸福了。也幸亏赶上那个检查人员是笨蛋，赶上我运气好，要是里面有内行的或者一些比较机灵的，仔细地看那就麻烦了，我肯定完蛋。

陈晓楠：这得特别好的心理素质才行！

刘青石：反正我就是傻大胆呗！幸运地通过检查之后，刘青石来到上海的一家医院。这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医院，实际上却是中共华东局和台湾地下党的秘密接头地点。

刘青石：这所医院是吸毒人戒毒才来的，男男女女都有，戒毒还是挺困难的，那些人都在那儿大叫。上面就利用这种场所跟我联系，要交给我的文件先放在那儿，我再去拿。还有个干部装作医生在那儿。

陈晓楠：你怎么能看出来他不是医生是干部？

刘青石：他虽然穿着白大褂，但不像医生。我一看，马上就感觉到他不像医生，因为他见到我会微笑。陌生人怎么会冲我微笑呢？于是就明白了。

陈晓楠：在这种情况下看出哪个人是自己的同志，心里会不会觉得特别亲切？

刘青石：真的像自家人一样，但是又不能明说，不能跟他说话。自从加入地下组织，刘青石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看任何进步书籍，和亲近的朋友们也开始逐渐有意识地疏离。如同生活在真空里的刘青石，一方面为自己从事着的这么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内心也时常感到某种孤独。但是从参加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刘青石就明白其中的残酷。在执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务之后，刘青石逐渐成熟起来，他从一个爱热闹的很活跃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内敛寡言的、独来独往的地下工作者。当然这些由于工作需要必须做出的改变，刘青石说他无怨无悔。对上级蔡孝乾交给他的所有任务，刘青石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都能够顺利完成。唯独有一次，刘青石却违背了上级的意愿，这也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涯当中唯一的一次例外。通讯员曾来发曾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他的公开身份是华盛贸易行的职员，而实际上他一直担任着蔡孝乾和刘青石之间的联络人。因此，当刘青石听说曾来发被敌人逮捕，他的妻子生活窘迫时，刘青石便去找自己的上司蔡孝乾，希望能够给曾来发的妻子一些帮助。

刘青石：生活无着落，还有一个孩子，她们日子不好过。我跟蔡孝乾说了，蔡孝乾说不能去，这是组织原则，这时候要是出了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整个党组织都会受影响。但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袖手旁观，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最亲密的同志，怎么能够见死不救？我反复劝说，后来他心软了，同意我去。他告诉我应该这么注意那么注意。我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就去了，到了那个胡同口，我不叫曾来发的名字，叫他“木匠”、“木匠曾”。过了四五分钟，他老婆抱着孩子出现在门口，比划着叫我赶紧跑。我骑着自行车就跑，那时候是冬天，我骑得满头大汗。药店的人都问我怎么回事儿，怎么冬天出大汗？我说跟人家骑车赛跑来着。

陈晓楠：就差一步。

刘青石：那个特务就在里头等着我，我要再走近一点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