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的泪水在字里行间流淌。

    王世襄编著《明式家具珍赏》是“文革”后的事情了。王世襄接受了香港三联书店编辑有关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好友陈梦家先生收藏的家具也收录进来。在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扉页赫然印有：仅以此册纪念陈梦家先生。并撰文怀念陈梦家：“三十多年前梦家给我看所藏的漆器、版画、竹刻时对我说：‘现在我致力于专业研究，待年老时再做些专业以外有兴趣的工作。’……不过我相信他最钟情的还是明式家具。如果天假其年，幸逃劫难，活到今天，我相信早已写成明代家具的皇皇巨著。这个题目轮不到我去写，就是想写也不敢写了。”①由此可见王世襄先生与陈梦家先生交谊之深。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收集到60年代中期，王世襄家里已经存有近百件明清时期的古典家具。积累了很多研究明清家具的学术资料，为他以后做明清家具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当黄苗子夫妇第一次去王世襄家中时，看到他收藏着许多的古典家具，忍不住啧啧惊叹。

    2004年底，我为王世襄先生的这批“文革”抄家资料曾专门拜访黄苗子先生。黄苗子先很仔细地看了王世襄先生写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信札和“文革”抄家资料，连说这些资料太珍贵了，是研究王世襄如何走上学术之路的重要材料。我当时要求黄苗子先生介绍我去王世襄先生处，就“文革”抄家之事向王先生请教。黄先生说：王先生的夫人刚去世不

    久，他不得已让嘉德拍卖了自己的收藏品，我还专门给这次拍卖写了一个序——烟云小记。现在王先生身体不好，看了这些他会伤心的，那是个疯狂而又荒唐的年代啊！多亏了王先生的政治敏锐性强，主动让文物局抄了家，才能保存下大部分的收藏。1966年以后，局势有些失控了，再抄家的时候就没那么文明了，好多东西都被毁了……

    到底明式家具的特色在哪里?它为什么使人那么陶醉，吸引着王世襄六十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呢？王世襄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传统家具从明代至清前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家具，采用了性坚质细的硬木材料，在制作上榫卯严密精巧，造型上简练典雅，风格独特，现在全世界都公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家具流派……到了明中叶，家具不只工艺好，木料也好，尤其是以黄花梨木造成的家具，天然文理，尤为华美。但是到了乾隆时代，风格大变，为了样式新奇有时竟采用不合理的结构，结果是雕饰繁琐、华而不实的家具竟成了主流，明式家具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到这时已经面目全非了。”①

    王世襄痴迷于明式家具，还因此得了一个“柜人”的称号。柜人，一则“柜”同“贵”谐音；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家收藏的家具实在太多，不得已，他和人袁荃猷只得睡在一个明式的柜子中，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王世襄对明清家具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他从当初搜集名明清家具开始就准备著书立说，把中国的家具制作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改变国人认为家具只是匠人之作的观点，把古典家具制作工艺从技上升到了道，使这门学问最终变成一门学科。再加上王世襄内心有一个艾克情结，就是古典家具是中国的，而最初研究它们并著书立说的都是西方人，生性倔强的王世襄发愿要改变这种令中国学人尴尬的局面，他一定要独立完成一部有关家具研究的学术著作。王世襄与黄苗子一次对话中曾谈到艾克，他说：“艾克有西洋的眼光，他好就好在大家都还不注意明式家具的时候他能看到明式家具简洁的美，不过他是德国人，他在材料的运用、到民间去了解这些方面，不可能做到像一个中国人一样。所以我在他之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做这工作一定要超过他，比他更好，我有这个志愿，到处搜集，查古书。”②

    这便是中国文人，能将苦闷转化为生活的至乐。在文化的净土中保持着本真的性情，在苦难的人生中不坠青云之志。王世襄的经年收藏终于在多年后积淀为一部深厚的学术专著。1985年9月，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经香港三联书店、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填补了此门学问过去只有外国人有专著、中国人却没有研究成果这一令人遗憾的空白。一年之后，该书陆续被翻译为多种文字版本，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一致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