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众教育馆

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谈建国前通州群众文化活动》。在这篇文章里，我谈了通州城内万寿宫群众文化活动，谈了乡村群众文化活动，谈庙会，谈秧歌，谈通州的业余剧团及演出场所……谈完后，觉得有些茫然，好像缺了点儿什么。缺点儿什么呢？说不清。前几天，我到通州档案馆，无意中看到了民众教育馆的一些零星资料，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只谈通州群众文化活动，没谈群众文化机构，这能不留下遗憾吗？况且，建国前通州的群众文化（社会教育）机构是相当健全的，有县立民众教育馆，国民党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也设在通州，这个民众教育馆是相当特殊的，国民党时期，这里是官方进行社会教育的主阵地；伪冀东防共自制政府时期，通州成了国中之“国”，民众教育馆呢，竟然成了“国馆”，成了奴役人民的文化场所。还真有点儿“意思”，行，就谈它吧。

谈民众教育馆，自然要谈到蔡元培先生。在人们的印象中，蔡先生总是和北大联系在一起。不错，蔡先生在北大确实开创了一代学风。但他还有一大贡献，谈的人恐怕就不多了，那就是社会教育。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先生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先生是德国留学生，对德国的教育很是欣赏，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教育。他认为，中国社会之不平，乃在教育之不平，成人失学太多，他在就任教育总长的政见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教育问题。他把社会教育分成两种：一曰社会教育含有普通教育之性质者。二曰社会教育含有专门之性质者。他对教育部原有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普通教育、实业教育二司并为普通教育司，保留原有的专门教育司，并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社会教育司，专门管理全国的通俗教育和图书博物。蔡先生这项教育改革，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我想不亚于他在北大所倡导的学风。您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几千年封建式奴才式教育传统，有谁能想着民众呢？又何谈什么平民教育？不仅如此，蔡先生还对社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探索。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广大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下，极贫。能够识字的又有几人？蔡先生不愧是教育大师，您不是不识字吗？好办！蔡先生想到了文艺。咱们（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研究会设立小说、戏曲、讲演三股。用文艺形式让您受到教育，使您在不知不觉中懂时事，明事理。他特别推崇戏剧，他觉得：“讲演能转移风气，而听者未必皆有兴会。小说之功，仅能收之粗通文义之人。故二者所收效果，均不若戏剧之大。戏剧之有关风化，人所共认。盖剧中所装点之各种人物，其语言动作，无一不适合世人思想之程度。故舞台之描摹，最易感人。且在我国旧剧之白口，均为普通语言，听之者绝无隔膜之弊。未受教育之人，因戏剧而受感触者，恒较敏锐” 。“关于通俗教育，尚有一轻而一举之法，则电光影戏是也。”他指出，在德国放映影戏对青少年特“择其较为纯正者演之，始许学生入观。大半为关于科学事理之片，间有滑稽之作，要皆无害于身心者。”“美术馆、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器械陈列所等，均是以增进普通人之智德。”“愿希望研究通俗教育者，设法提倡此种有益之举”。

蔡先生这些谈话，是在八十多年前说的。从上面的言谈话语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建教育馆之初，蔡先生就已经对社会教育的内容及形式有了明确的思路：就是要用文艺这个形式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是不是这个思路，也适合于建国后的文化馆呢？对社会教育进行完善表述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晏阳初。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愚、弱、穷、私。”怎么办呢？“必须用教育手段来改造社会，”“复兴农村，”“复兴中国”。“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这样，就可以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中国就能富强。这就是晏阳初有名的民众教育“四大建设”。说实话，我对晏阳初是非常佩服的。老先生是留美博士。那时的留美博士谁不想升官发财呢？不但当时，就是现在恐怕也不少吧！可老先生呢，却立志不做官，不发财，一心做提高平民的文化素质的教育工作。而且还在正定设立了实验区，进行实践活动。这是多么可贵啊！当然，他这个理论被国民党当局所欣赏利用，那是另外一回事。话说回来了，在20世纪，又有谁能够不被政治左右，而致之于度外呢？我看不能！那除非如鲁迅先生所说，要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

在蔡先生和晏先生的倡导下，国民党教育部在各地陆续建了一些民众教育馆。从现有的资料看，最早建立民众教育馆的是南京。1915年即民国四年，国民党在南京设立了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这是我国第一个官办的综合性群众文化机构。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比较而言，建立的较晚，它是在北伐之后建成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建立在通州呢？我想这恐怕与通州地理位置有关。北京的东大门。一京二卫三通州嘛！把民众教育馆设立在通州，那影响可就大多了。

通州河北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在哪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据1933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的馆址有两处。一处在中仓，一处是潞河公园。中仓（今国防科委仓库）原是仓库，光绪末年改为兵营。1930年2月，民众教育馆成立，这里成为民众教育馆的馆址。潞河公园（今铜材厂）原是清代“东路厅署，光绪庚子（年间）毁于火，民国五年，（1916年）知事汤铭鼐以其地改建潞河公园。民国十七年十二月（1928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二通俗图书馆。十九年六月（1930年）改为河北省立实验城市民众教育馆。这里是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部。

通州的省立民众教育馆是很有特色的。一是规模大，在当时算是一流馆。1939年，国民党教育部有一个文件，叫《民众教育馆暂行规定》。其中第八条，要求：民众教育馆应设阅览、讲演、健康、生计、游艺、陈列、教学、出版等部。这些机构，通州省立民众教育馆都先后设立。而国民党最大的示范馆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才设立六个部，一般的民众教育馆只设三、四个部，有的只设一个部。我见过一份资料，谈到了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初建馆时有十五人（即馆长一人，主任三人，事务员五人，助理员三人，书记三人，庶务一人，会计一人）后来达到二十余人。民众教育馆的面积是九千四百零八平方米，有讲演厅、阅览室、陈列室、民众学校等馆舍一百零五间，（中仓馆址后来被特务机关占领，民众教育馆全部迁到了潞河公园）最兴旺的时候有各类图书九千余册，报纸杂志几十余种，标本、模型及各种仪器五百余件，运动、娱乐器具近百件，全年经费一万两千四百六十元。这样的设施和条件在全国来说是不太多的。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是个示范馆，房屋仅有九十三间。国民党江苏教育厅规定，全年经费三千元以上的就是甲等馆。二是民众教育馆人员的文化素质是相当高的，我在档案馆中曾看到了一个名单，全馆二十几个人，竟有80%是燕京大学或其它大学毕业的学生，只有很少的人是中专生。这使我很吃惊，要知道，那时候通州98%的人都是文盲。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化馆、艺术馆，能达到这个程度的又有几成？要知道，现在已经到了电子时代，有不少地方已经普及了高中，甚至有不少的大学生到馆里参加活动，而我们有不少文化馆、艺术馆的人员文化素质很低，有的甚至只是小学文化程度。这是很令人深思的（这个问题恐怕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当然这是题外话，可也不是离题太远，就此打住吧！三是民众教育馆的组织、设施、活动方案都是根据晏阳初的“四大教育”设计的。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初期设五个部：即图书部、讲演部、游艺部、卫生部、事务部（1933年又增设生计、陈列两部，尔后又建立了教学部）。这几个部的建立，基本符合了当时的群众文化活动规律。图书部是民众教育馆的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它的前身是河北省立第二通俗图书馆，设在潞河公园，有房屋三十二间，除了有上面所说的各种藏书、各类报刊外，还备有巡回书库。它的主要任务是民众的图书借阅和报刊阅览。讲演部呢，是民众教育馆的窗口，相当于文化馆现在的文艺室。它是国民党政府进行党化教育的主阵地。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宣传，请名人讲演。讲演时事、政治、礼仪、科学、卫生知识。讲演分固定、巡回两种。固定讲演在讲演厅举行，每周两次；巡回讲演搞得比较活泼，特别是民众教育馆创建的初期，巡回讲演与旧剧研究室合作，巡回在通州城的四关、鼓楼、万寿宫、潞河公园等地，每周一次，还备有当时最流行最先进的留声机，到达讲演地点，先播放留声机来招揽听众。有时还进行化装讲演和深入家庭讲演。游艺部是民众休闲娱乐的地方，备有各种民族乐器、棋类等游艺品供民众娱乐。有旧剧研究社、新剧团，每周在民众茶馆演出两次，每月举行游艺会一次，并举办各种游艺比赛。看到这里，您可能觉得很奇怪，国民党反动政府怎么会这样对待民众呢？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是刽子手，他们屠杀民众，什么飞机、大炮、水龙头、老虎凳、辣椒水……。其实，哪能呢，任何政府都有两面性，都需要安定，它采取的任何手段都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服务的。胡萝卜加大棒，都是一回事。民众教育馆只不过是粉饰太平而已。卫生部（后改为康乐部）负责民众的体育锻炼和卫生知识的普及。备有足球、篮球、网球、单杠、双杠、压板、滑梯等运动器械，有运动场，供民众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每年春季，开展种牛痘及各种卫生宣传周活动，搞各种体育比赛。事务部管理全馆事务。此外，馆内有编辑委员会，戏剧改良委员会；馆外有附属设施民众茶馆、民众学校。编辑委员会编写各类社会教育教育小册子。由主任担任主编，馆员担任编辑。我曾见过这类小册子，编辑的水平很高，内容大概分为三类，一类是本馆的活动情况，开篇就是馆长陈国贵的文章，是全馆的总结。看起来，陈国贵是很有文采的，文章写得生动活泼。有理论有分析。虽说是总结，看不见什么官话套话什么在某某领导下之类。接下来就是各部写的调查报告和馆员们写的理论文章，对群众文化活动和社会教育进行了探讨，很有深度。还有各地的民众教育馆工作经验等。但这类文章不是太多。第三类是文学作品。有小说、诗歌、鼓词、剧本等。我看的那期刊物是民众教育馆办的，名字叫《城市民众教育》，是月刊吧，“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抗日救亡内容，通篇热气腾腾，可以看出当时民众（包括馆员们）的抗日情绪。戏剧委员会配合讲演部进行演出。民众茶馆备有纸张笔墨，供民众写信、问字，休闲玩耍。民众学校负责对平民进行扫盲教育。民众学校共设儿童、成年两个班。儿童班设在潞河公园，一年毕业；成人班设在南关试验区，五个月毕业，教员由民众教育馆教学部的馆员担任。关于民众学校，我想另外写一篇文章，此处不赘。河北省民众教育馆的馆长由河北省教育厅委派（“自治”时期由冀东伪政府委派）。在这里先后担任馆长的有陈国贵、张鹤甫、李公溥、项芝年、邵亚勤、王仲麟、陈寅生、蒋汾同等。

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是通州第一个官办的综合性群众文化机构。说它是第一，并不是以前没有。“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通州地区也曾出现过一些群众文化活动设施。据民国五年五月即1916年6月《京兆通县社会教育调查表》统计：这一时期，通州有群众文化设施五处。即通俗图书馆一处，阅报处两处，通俗讲演所一处，平民学校一处。但是，这些文化设施是零散的、分散的、单一的，形成不了规模，群众文化活动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状态。民众教育馆成立后，通州的群众文化活动逐渐形成了由官方出面领导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从而使群众文化活动向多层面、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使通州的群众文化活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但是，说实话，国民党兴办民众教育馆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民众，这也是真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党化”教育。打着“民众”的旗号强化它的“党化”教育。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清党”以后，越来越明显。关于“民众教育”一词，还有些来历呢。据说是在1928年，国民党教育部有一名官员，他觉得“平民教育”这个词不好（当时正提倡平民教育），平民教育算什么呢？还让人误以为是贫民教育呢，贫民教育不正好与贵族教育对立吗？这不行！带有浓厚的阶级思想色彩。不如提民众教育这个词好。这个词多好啊！可以表示两种意义：一是党化的平民教育与以前普通的平民教育不同；二是政府推行的平民教育与一般社会提倡的平民教育有别。还有，用民众这两个字，很合乎孙总理唤起民众的遗愿。民众教育馆是否由此而得名，不得而知。但根据民众教育馆后来的发展看，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至少决定了国民党官办民众教育馆的方针，就是进行国民党“党化”的民众教育。因此，所谓的民众教育，只是国民党政府进行“党化”教育的一面旗帜而已，再加上有些民教馆的馆长本身就是国民党党部的人，争名逐利的兴趣很大，对为民众办事没什么兴趣。所以，民众教育馆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暴露了许多问题。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民众教育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民众教育馆的活动，空虚的多，实在的少”。如开展识字活动，只是贴标语，发传单，或者化装表演，开游艺会，请名人公开宣讲，宣传识字如何重要，仅数日就宣告结束，民众有没有识字谁也不去管他。民教馆办不好的社会原因，就是民教馆找不到民众。因为民教馆的活动，民众不能来参加，大批民众不分昼夜地忙着自身衣食与家庭生计。这些有识之士，虽说的是全国的民教馆，但也基本上概括了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的状况。就拿通州来说吧，有98%的人靠打执事扛长工为生，根本不识字，靠民众教育馆这么几个人就能扫盲？这不是笑话吗？！

民国二十四年（1935）冬，通州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大汉奸殷汝耕推行冀东自治，建立所谓的“防共自制政府”。 首府就设在通州。通州成了国中之“国”。嗬！这下子民众教育馆可抖起来了，一下子变成了“国”馆。“国”馆当然要有“国”馆的样子，怎么办呢？首先进行了更名，把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改为冀东第一社会教育实验区中心民众教育馆。同时，对民众教育馆进行大规模地改造，把民众教育馆全部迁入潞河公园。（中仓馆址被军部——特务机关使用，）并大兴土木。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冬建了讲演厅（即新民堂），计二十七间；东西配房十八间；厕所、茶楼十二间（民国二十六年初夏完工）。组织机构上也进行了调整。加强了教学部。变图书部为阅览部。健康部为康乐部。冀东政府垮台后，虽然民众教育馆几次更名，如：民国二十七年五月（1938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民国二十七年八月（1938）改为“河北省立第一新民教育馆”。抗战胜利后又改为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但性质没有变，以前，民众教育馆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工具，现在呢，变成日伪政权奴化人民的场所。

先看看民众教育馆1939年的一份工作计划。它在社会教育上要达到五点：“（1）训导民众了解剿共灭党之意义。（2）训导民众了解亲仁善邻之利益。（3）训导新民主义之精神。（4）训导民众以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八德为立身根基。（5）培养民众具有怜贫防灾互助之美德。”这计划说得够彻底的了吧？如果还嫌不够，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该馆组织活动的主旨。1938年初，这个馆举办过一次学生作品展览会，要求作品要有八项内容：“（1）庆贺新政府成立。（2）表示中、日、满亲善。（3）表明朗朗中国之复兴。（4）防共亲日使显现中、满之意向并表现，感谢努力之日本皇军。（5）表现防共东亚团结之主张。（6）表现冀东之朗朗政治。（7）表现爱护铁道之通讯之精神。（8）关于其它之新民大会。”这赤裸裸的奴化教育之行为，不要说以前，就是我们现在见了也是胆战心惊吧。伪民众教育馆进行奴化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是创办大量的短期小学。他们加强了教学部。由教学部管理短期小学、职业补习班、日语班及代笔问字处。短期小学在最兴旺时有三十五处，遍布通县、蓟县、平谷、密云、三河、怀柔、顺义、昌平、香河、宝坻、玉田、等十几个县，教员都是聘任，要经严格审查，不但有保证书，而且要有担保人。（1940年2月，为了便于管理，将二十一处短期小学移归所在地、市、县。“民众教育馆”只负责通县县内的短期小学）举办大量的少年日语班、成年日语班，而且在所有短期小学及各类职业班内都开设（有）大量的日语课，宣传中日亲善，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对于图书和小学课本，（小学课本免费提供）凡“防碍中日亲善宣传共产主义，”“有伤风化……防碍少年意志为国民政府或蒋介石宣传德意者，一律焚毁或呈交”。他们组织检查委员会，由馆长挂帅，各部主任分工进行检查，检查完毕，由检查委员会盖章，以示负责。对于娱乐场所，他们控制更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期，“民众教育馆”专门成立了公共场所检查委员会，订立了冀东通县公共娱乐场所检察委员会规则。规则规定：“凡本县各公共娱乐场所，所有一切演映之戏剧、词曲、电影片等，未经检查委员会检查核准发给许可证后，不得映演。”“凡请示审查者应用书面遵照下列手续分别办理：（1）电影片在演出前三日，须将主编人员、导演人、演员姓名及影片（本身）词曲呈送检查，如认为有先行试映之必要时得令预演，由检查委员会派员检查。（2）戏剧词曲在开演前三日，须将剧本词曲呈送检查”。凡请示检查之戏剧词曲、电影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给予许可证：（一）违反冀东政策者，（二）妨碍风化者，（三）有害“世道人心者”。“凡经检查委员会检查合格之戏剧词曲，电影片等，于演映时仍得派员携带检查证前去检查。如发现未经检查或擅自穿插事实致违反前条款之规定者，得随时纠正或令停演”。当时来通的戏曲演员，文化水平很低，有许多人根本不识字，剧目都是口传心授，而检查委员会却要戏词，令戏院老板们苦不堪言。

日本投降前后，“民众教育馆”已经到末日，各种活动几乎陷于停顿。据“民众教育馆”1945年9月移交书中的一份清单上记载“本年（1945）6月后，本馆全部房屋经日军数度占领，家具、器皿等物均多损坏”“8月，日本撤退后，复有燕京通州保安联队本部借驻半月，现在为新编第二十四军教导团第三营全部借驻。本馆移于大门外健康组、游艺室（房屋九间）临时办公。（所有）民众学校四班，妇女补习班一班因教室无着，均无法开课。为避免学生荒废学业起见，曾先后在馆外各处觅定适宜公共房屋三处为临时教室，但开学数日复为日军占用，迫不得已，只得暂时停课。一面仍寻觅相当房屋，以期早日继续开学。至于其他事业，亦因驻军关系，未能推行。本馆在顺义牛栏山设有实验区一处，本年因地方不清，家具等项迭受损失，上月该区主任为避免危险慎重公物起见，将所有书籍，分寄本镇，派员看管，其家俱则运回本馆保存”。

国民党接收后，“民众教育馆”更是有名无实，没有什么象样活动，就这样，勉强维持到通州解放。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教育馆，后来，又吸取了苏联的一些经验，从内容、体制上进行了全面革新，这样，民众教育馆就更名为现在的文化馆了。

写于1991年2月22日

                                                   改于200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