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我们看到了帕斯（墨西哥诗人），希尼（爱尔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波兰诗人），沃尔科特（圣卢西亚诗人），达里奥·福（意大利剧作家），君·格拉斯（德国小说家）等优秀作家的名字。此外，还有戈迪默（南非小说家），托尼·莫里森（美国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日本小说家），萨拉马戈（葡萄牙小说家），高行健（法籍华裔小说家）。其中，有四位诗人获奖，而且，帕斯、希姆博尔斯卡、格拉斯都属于一流作家，达里奥·福也是一流剧作家兼表演艺术家。《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萨拉马戈，也是一位风格特异的小说家。他们的总体水准与20世纪80年代的10位获奖者（马尔克斯、卡内蒂、布罗茨基等）相比，难分伯仲。

　　21世纪初期10年的10位获奖者是：奈保尔（印裔英籍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小说家），凯尔泰斯（匈牙利小说家），库切（南非小说家），耶利内克（奥地利小说家），品特（英国犹太裔剧作家），帕慕克（土耳其小说家），莱辛（英国小说家），勒·克莱齐奥（法国小说家），赫塔·米勒（罗马尼亚小说家），略萨（秘鲁小说家），尽管他们各有特色，但可以明显感觉到总体艺术水准下滑，吨位不足。而且这10位作家中，全是讲故事者，没有一位诗人。是不是害怕读者没有接受诗歌的耐心呢？是不是小说更容易传播呢？我们不得而知。以色列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亥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叙利亚籍黎巴嫩著名诗人阿多尼斯，也是合适的获奖人选。但不管怎么说，整整10届不见诗人，是极不正常的。

　　已经获奖的10位小说家中，最强的当属奈保尔，我称他的写作为“后殖民时代的寓言”，他智慧的叙事、对东西方文明的再发现，赢得了读者的赞许。凯尔泰斯和米勒可以算是同一类作家，属“二战”后国际“伤痕文学”的路数。凯尔泰斯写得更深刻一些，颇具卡夫卡风格，在一篇文章中我称之为“镌刻在疤痕上的文字”。米勒小说的确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唤起我们的悲鸣，但她的叙事太破碎，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散文。但她的语言，是战争和极权导致的价值崩溃、语言断裂结果，是话语发生学分析的标本。可是，这种分析的最好标本应该是诗歌。但米勒的诗歌破碎得如同碎片，甚至就是梦呓。在评价耶利内克的时候，我曾用“疯狂作者和变态主人公”为标题，其“疯狂”精神是对现代文明的直接回应和披露；克莱齐奥大致也属于这个路数。帕慕克的叙事，粗看上去的确很吸引人，但他尚未找到更为确切地呼应他的小说主题的形式，叙事线索混乱不堪，无法找到叙事的重心，可以明显感到西方“现代小说”形式的制约。库切的写作，将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变乱”和“认同焦虑”这一现代政治问题，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也显示出了特有的智慧，但同样显得单薄。总的来说，这些作家都在不同领域有所开掘，但过于专业，就像今天过于细致的社会分工。

　　从奈保尔获奖的2001年开始，我们可以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前面提到的从诗歌向小说转向。二是从叙事的“西方中心”向反中心的“多元文化”转向。后面这一点，从政治学的层面看是正确的。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会遇到暂时的困难。

　　“现代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模拟，以及对这种生活和社会形态的批判，而且出现了19世纪大作家如群星闪耀的局面。“现代派文学”不过是在19世纪文学面前扮怪脸的“恶作剧”而已。当代作家正在开拓另一个视野和另一种主题，比如东方主义、边缘文化、少数族裔、身份政治等等，其叙事形式的破碎性和形式的不稳定性这一现象肯定存在。但我宁愿相信，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随着当代文学叙事对西方中心的偏离，由此出现的文学价值和叙事方式的多元化局势，终将会使新的文学形态和叙事技巧日趋成熟。

　　文化批评家 北京

　　张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