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运河情

我的故乡不在大运河畔，它在千里之外的半岛之上。命中注定要与它结缘，而且是不解之缘。我没有刻意去寻找它，但大运河仿佛一直在等，2500年来一直在等待那些与它结缘的人，我姗姗来迟。

1995年春天，我在北京西城区小铜井胡同1号，和朋友一起创办一所计算机培训学校，租用的是北京总政歌舞团排演场的房子，一长条门面房是多能公司的办公场地，三大间半地下室作为学校的机房和教室。门脸房前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七八棵的样子，枝繁叶茂，树龄都在四五十年，树杆比对面二环路上的立交桥还高。旁边就是地铁积水潭站的东南和西北出口，路上的行人和乘坐地铁的乘客络绎不绝，因此也成了一块经商的风水宝地。如今，高大的白杨树和排演厂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一座现代化建筑楼——总政歌剧院。

    总政歌剧院的东面是郭守敬纪念馆，纪念馆南面有一大片水域，便是有名的什刹海。什刹海是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周围有许多的王府、花园和名人故居。曾经是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喜爱的地方，诗人们在湖边结社吟诗，饮酒聚会，最著名的要算明代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清朝乾隆年间，文人法式善在什刹海边创建诗社，成员达799人之多。现在演变成了酒吧一条街，每当夜幕降临，灯红酒绿的酒吧间隐在湖边的柳影中，游船、琴声、啤酒、咖啡，劲歌热舞，人潮浮动，仿佛置身于秦淮河畔、西子湖傍，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诗人们在此聚会。

什刹海分为前海、后海、西海三个湖，元代时统一叫积水潭。积水潭是通惠河流入城市以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它是当时漕运的总码头，也曾是皇家的洗象池。这条因漕运而修筑的人工河——通惠河，一直连接到通州北运河的最北端。元代的积水潭湖面广阔，几乎覆盖了今天从市中心直到三环路的广阔地域。现在的积水潭仅指西海这片面积不大的水域。

郭守敬纪念馆在西海北沿汇通祠内，与总政歌剧院只隔着一道铁栅栏。汇通祠始建于元代，1986年复建，1988年10月建成开馆。最初名镇水观音庵，郭守敬曾长期在此主持    全国水系的水利建设设计，乾隆年间重修，改名汇通祠。

闲暇的时候，我也会进入园子里游玩，看老年人坐在湖边钓鱼，看年轻人在假山石上玩自行车攀爬，看着让人提心吊胆，但有惊无险。这片建筑很小，纪念馆的建筑面积也不过100平方米，但园子整体造型别致，充分发挥有限的空间，可谓小而全。园中的小山、祠堂、山门、石券门、前殿、配房、假山、石螭、石雕、塑像、小溪、小桥、水关以及湖岸上的垂柳，湖水中的荷花，山石傍的菖蒲等等，一件也不少。环境优雅，曲径通幽，假山叠石，错落有致，仿佛置身于草木苍翠人见人爱的大盆景里。

我们很少从纪念馆正门进入，而是从园子西边的铁护栏缺口钻进钻出，这是当地居民的杰作，为了方便进入，把其中的一根钢筋撬开，正好能让一个人自由进出。当时进入园子要从北门买票，票价只有两毛钱，当地居民从缺口进入园子不是为了省钱，图的是个方便。外地来京旅游的人很少知道，只有附近的居民和熟悉这里的人才会从这里进出，在当地居民眼里，像是理所应当要有这么一个“旁门暗道”，对于八旗子弟的后裔来说，这里曾经是自家门前的一处花园。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郭守敬是历史上有名的水利专家，并没有联想到他会和大运河有关。甚至不知道积水潭曾经是漕运的总码头，更不知道通惠河这条人工河连接着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直到我定居在通州之后，才逐渐认识了大运河，才发现，我每天从通州北苑乘车去市区，沿途经过的那条散发着臭味的通惠河就是曾经的大运河！我就住在通惠河的南岸，离著名的八里桥近在迟尺！中央商务区——CBD建立之后，政府开始对通惠河两岸的污水进行治理，河水开始变得清澈，臭味也没了，甚至可以看到有人在河边钓鱼。

我从小对地理有着浓厚的兴趣，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有着无限的眷恋，特别是名胜古迹，早已经在书本中浏览过许多遍，中学时期甚至产生过有一天能像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一样，四处云游探险。所以很早就知道通州的燃灯塔和大运河。第一次见到大运河和通州塔的时候，多少让我有些失落感。站在东关大桥上，看着这条古老的大运河，却见不到一条船的影子。河面很宽，水面却很窄，河水也不多，我以为是找错了地方，接连又问了几个过路的行人，他们都说这就是大运河。看过大运河，回首便见矗立在河畔的一枝塔影，我想这就是仰慕已久的通州塔了。我沿着河岸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终于从西海子公园里找到了我早就在地理书上见过的燃灯塔。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如此著名的一座古塔，竟然被低矮的民房团团围住，想找一条通到塔前的路都没有。只有一条架在民房顶上的汉桥可以通到塔前，汉桥底下是大片的平房和一条平房里的胡同。后来又去过两次，但每一次走到汉桥上的时候，便感到大煞风景，倍感失落……你无法想象，这样一处名胜古迹，又被称为“古塔凌云”的通州八景之一，又被视为通州人骄傲的一座古塔，竟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还好，新城区规划之后，这片居民区将被搬迁，到那时，“古塔凌云”胜景才会得到完美的体现。如今，东关大桥已经重新改建成一座造型优美的混凝土大桥，其它几座大桥也都得以重建，变成景观大桥，这段运河经过治理，变了模样，变成了一条延绵几十里的水上公园。

我决定在北京定居的时候，去过几个郊区县，包括石景山、门头沟、昌平、大兴，但我最终选择了通州。选择定居通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通州有一条古老的大运河，另一个原因是通州地处平原，地势开阔，紫气东来，一览无余。往东过河北廊坊，便是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和几个靠山的区县相比，有更大的发展，而且通州离市区较近，又挨着国贸商圈（后来成为了CBD——中央商务区），交通也便利，地铁、快速路都在规划建设之中，只是后来的八通线比我预期的要晚了几年。事实也是如此，北京西部和北部都是群山，只有东部和南部是平原，而东部有多条大的河流，这其中也包括大运河。我虽然从小喜欢山，喜欢爬山，喜欢与山为伴，但站在商业角度来讲，我还是选择了地处平原的通州。我的预言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北京已把通州作为新城区进行全方位规划发展，甚至把北京第一高楼选址在运河岸边。通州旧城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大拆大建，一座现代化国际新城正在以大运河为轴心拔地而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让每一个到过通州的人都惊叹不已，感慨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感慨通州这样一座神话一般的新城耸立在你的眼前。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在通州居住了十三年。我可以自豪地称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而家就在通州通惠河的南岸。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可以亲切地对通州人喊一声“老乡”吧！

    我在这里创业，也在这里创作。我结识了很多通州的文人雅士，他们大都性格豪爽，直言不讳，这和我的故乡诸城人的性格非常相似。这些生长在天子脚下的通州人，竟然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一点也不会输给山东大汉、东北爷们、西北汉子！他们待人热情，对待朋友感情真挚，这些被高度“二锅头”白酒熏大的北京通州人，从来不知道醉，也很少见他们喝醉。这些喝运河水长大的北京通州人，个个才高八斗、身怀绝技！

我在很早以前，就知道北京通州的作家刘绍堂，也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里阅读过他的《蒲柳人家》，但对通州及通州的文化没有更深入的了解。直到有一天，我怀揣着诗稿来到通州博物馆，结识了《运河》杂志的主编刘祥先生之后，开始认识了《运河》，也认识了运河，认识了通州，也认识了通州的作家群。这片被誉为“中国文学之乡”文学土壤上，曾经出现过一代又一代作家，这其中包括30年代的刘白羽，50年代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刘绍堂、浩然，还有李希凡、高占祥、房树民、王保春，70年代的王梓夫、张宝玺、周祥、刘祥、张同吾、钱立言、刘亦索、楚学晶、孟宪良、孙宝琦、刘康达、郑建山，90年代以来，通州涌现出一大批文学作家，这其中有红孩、张建、张凤军、刘正刚、刘福田、王昆、梦阳等青年作家，也有老当益壮的彭乐山、张春昱老作家，也有被称之为“运河才女”的余莹、罗春梅、胡松岩、张果珍及“古之侠肠”的奇女子郝津俐。我与他们有些人从未谋面，有些只有一面之缘，更多是作为老师、朋友和文友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谈文学。那些相聚的日子是快乐的，也是短暂的，虽然09年春节前，我已经搬离通州，居住在西城，但我们毕竟还在同一个城市。距离并没有使我们分开，住过之后就不曾离开，我依旧能听到大运河的水拍击岸石发出的声音，我依旧能听到通州塔上的风铃在风的吹拂下发出悦耳的声音。他们不管是为师还是为友，都是那么谦和，让我们之间没有隔阂与距离感，仿佛是一群运河边长大的“铁哥们”。除此之外，搞文物考古工作的周良、杨家毅，“通州八家”的画家彭士强、山建宁、贯会学、张国图，通州的书家张振生、刘姝平、刘丙申、黄添喜，摄影协会的任国斌、安纪连，等等，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与交往，他们不但自身的专业颇有建树，而且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与文字功底，我也一直怀念多才多艺但不幸因车祸去逝的好友任国斌！他们多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受运河文化的影响很多，也创作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书画及文学艺术作品。我很庆幸与他们结识，与他们为邻，与他们为友。

大运河是包容开放的，运河文化是包容开放的，《运河》杂志也是包容开放的，这与刘祥先生的人格及参与编辑工作的“运河人”是分不开的。《运河》杂志本来是一本地域性文学刊物，除通州本土的作者外，还吸纳了来自北京市及至全国其它省市的作者，经常发表一些外地作者的作品，使《运河》杂志的质量与影响力有了很大提高，以此为基础，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

我曾无数次路过大运河，有时候会停下来，去欣赏它的美，大运河的影子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就这样喜欢上了大运河，不需要任何别的理由。它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更像是中国大地上一条永远都在跳动着的血脉。它是永恒的，而我只是大运河一名匆匆过客。我没有远离它，与它的距离反而更近了。

2011.6.30于超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