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峰，里面写了一对青年男女——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二百多年来一直激动着人们的心弦。早在曹雪芹还没有完全脱稿的时候，这部小说就在人们手中传抄流行，其中的故事，已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清代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和邹弢的《三借庐笔谈》还分别谈到了两则动人的故事：一个是杭州的一位姑娘，因为读《红楼梦》，自感身世，积郁成疾，后来悲痛而死；一个是苏州一位姓金的男子，读《红楼梦》，悲悼黛玉的命运，终于成为疯子。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谱写了一曲关于爱情和理想的动人心弦的乐章，它使封建社会里遭受礼教残酷压制的广大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上的痛苦和不幸命运而产生共鸣，也唤醒了他(她)们为幸福和自由的恋爱、婚姻的追求。《红楼梦》所写的宝黛爱情悲剧有着时代的深刻的典型意义。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宝黛爱情有着精心的设计与布局。这部作品有着一个复杂庞大而又精巧玲珑的网络结构，宝黛爱情在这个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和一些次要的故事和情节互相穿插，互相交织，构成了严密的整体。从这个爱情故事来说，第三回到第七回，黛玉、宝钗相继进入荣国府，是这个故事的序曲，从第八回到三十二回，主要是爱情双方这一对矛盾的内部发展和冲突。宝钗的出现，又给这矛盾以新的复杂内容，同时又逐步展示各有关人物的思想、性格。三十二回以后，爱情的矛盾由内部转到主要写外部，作者从贾府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来展示它无比的复杂性，进一步突出它的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八十回以后，应该还有急转直下的第三个阶段，宣告这—悲剧的最后完成，悲剧人物的最后结局。可惜作者没有完稿(或者说原稿的这—部分已经遗失)就去世了。这—工作是由高鹗来完成的。

贾宝玉是贾府这个“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世家子弟，是这个封建家族所期待的家业的继承人。但是他并没有按照封建家庭所安排的道路走，而成了一个叛逆者和不肖子孙。在该书中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充满了腐殖质的土壤里，长出了一株具有新的活质的幼苗。贾宝玉的家族和所在的世俗社会反而成了他认识—切罪恶渊薮的课堂。书中有一首《西江月》写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怕世诽谤。”

他成了这个社会“无才补天”的顽石，成了封建家长心目中的“混世魔王”。封建家长在这个子弟身上充满了失望和惊慌。

贾宝玉性格的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对旧的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孔孟礼教的怀疑与批判。他说过，“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他批评“混供抻，混盖庙”的愚昧主义。他对当时一般读书人走的八股科举制度极端反感。他厌恶仕途经济，厌恶那些贪婪无行、钻营拍马、像贾雨村之流的官僚士人。对于封建社会标榜为文臣武将的典范的“文死谏”、“武死战”，则大胆痛斥为“沽名钓誉”，“国贼禄鬼”，而对于在封建家庭中处于受压迫、受侮辱地位的许多女子，则寄予赞扬和同情。在贾宝玉身上，透露出了我国十八世纪刚刚升起地平线的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的光芒。

林黛玉在大观园姐妹中最了解、同情和支持宝玉，因而成为宝玉知心的—位朋友。他们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培植了爱情的幼苗。黛玉从来不劝宝玉关心仕途经济，去读书做官。我们从她的身上，看到了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化传统所陶冶出来的高洁才情。她不仅容貌出众，而且明诗工赋，在大观园里迸射出奇光异彩。她酷爱的不是《四书》、《列女传》，而是那大胆表现反抗封建礼教的《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作品激发了她和宝玉的青春的觉醒，并共同为自己的幸福和理想而斗争。

三十二回以前，我们看到爱情主题的描写差不多是紧针密线，笔力集中。三十三回以后，虽然也写了与这—主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事件，如宝玉挨打，钗、黛探伤，袭人被提拔，绣鸳鸯梦兆绛芸轩，宝玉梦中大喊“木石姻缘”等等，但这条密线渐渐疏淡了下来，到三十八回以后、似乎中断了。

曹雪芹的笔开始转而去写荣国府里大大小小的宴饮聚会，姑娘们的联社赋诗，写贾府内部复杂的矛盾斗争，以及一系列其他事件。因为在三十二回以前，在集中笔力写了宝黛的互相试探，然后在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信任这个“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曹雪芹需要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来揭示宝、黛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和深刻的根源，需要更加深广地写出贾府以至整个世俗社会的腐败、衰朽，以及大无可如何的没落趋势。所以，可以说三十二回以后，宝黛爱情描写重点从“内部”转向了“外部”。

我们看到，在此后的章节里，宝黛的误会、吵闹少了。在疏密相间的爱情描写的发展中，林黛玉总是哀叹在大观园里谁是自己知冷知热的人。三十五回，怡红院前，探伤的亲人络绎不绝，“黛玉看后，不觉点头，想起父母的好处来，早已泪痕满面”。她想起《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见到新来的薛宝琴，都不由产生何处有亲人的悲叹。她脆弱的心差不多要被这沉重的心事所搅碎。在偌大的大观园，只有那贴身的丫环紫娟在为她分担着自己的悲哀和欢乐。情辞试莽玉，这位好心的丫环代姑娘去考验宝玉几乎闹出—场乱子，但也只有她，能够和黛玉直率地讨论深深隐藏着的心事：“……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又没个父母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趁早儿，老太太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完了大事要紧。”但是我们又怎能希望黛玉会有更勇敢的行动呢？而且又怎能期待紫娟这个地位卑贱的丫环能给姑娘以多大的帮助呢？然而当薛姨妈假惺惺地说不如把林妹妹定给宝玉时，紫娟终于不顾自己的身份和羞涩而急忙凑上去说：“这主意，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但是，纵观《红楼梦》前八十回，(实际也包括高续四十回)我们却始终没见薛姨妈把自己的话付诸行动，究竟“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不仅没有说，倒是“金锁是和尚给的，说是要有玉的才能配”之类的话没有忘记挂在嘴上。这位伪善的姨太太—席廉价的“爱抚”，居然就赢得了黛玉天真的感激，并从此认她作了“妈”！五十七回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薛氏母女的伪善，黛玉的天真，紫娟的热情，更是我们洞察黛玉内心世界的重要章节。

封建社会里，普遍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青年男女对于关系着自己切身利益的“终身大事”没有主宰的权利。他(她)们被隔绝在互不接触的狭隘的天地。封建家长对自己子弟的要求是熟读圣贤书，做好八股文，走科举考试的道路，以便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奴才，而对于一个女子，则要求她们成为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她们的青春就是在重门深闺娴习女红针黹、描龙绣凤中耗去，《女儿经》、《列女传》之类的腐朽书本成为她们仅被允许看的生活教科书。封建礼教的枷锁禁锢着她们身心的健康发展。我们今天的读者差不多无法理解或者怪罪她的过分感伤了，但我们应知道，这个姑娘这种扭曲了的思想性格正是那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作品描写爱情婚姻的第二人——那个本来在宝黛爱情中是个多余的人的薛宝钗吧!

姑娘们同填柳絮词，黛玉写得很感伤：“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而薛宝钗却在漂泊的柳絮里找到了乐观和希望，她似乎是针对着黛玉的悲愁唱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格调：“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在大观园里的成功，正是和她的“善假于物”分不开的。她能在凤姐向贾母讨欢的当儿凑着说：“我来了这么几年，二嫂子凭他怎么巧，再巧也不过老太太。”在三十二回里，我们已经看到她竟然就金钏儿的惨死大张诬蔑之词。而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当尤二姐被凤姐毒计害死后她的冷漠无情：“这是前生命定……只好由她去吧！”这个少女灵魂已经被封建正统思想污染到了一种可怕的境地！

薛宝钗这个在宝黛爱情王国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她是以与当时社会的融洽自如、乐观与进取的精神进入大观园的。这个少女不仅有着封建“闺英闱秀”中少有的秀美，但又有着世俗社会的一切庸俗。这个“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深得下人欢心的少女，出身于四大家族之一的金陵薛家，是赫赫一世的皇商的千金。她的母亲是贾府当权派一一也是主宰着宝玉婚姻大权的王夫人的胞妹。正由于上一代的联姻，使得四大家族更具有荣辱与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宝钗形象有时确也迷乱过宝玉这个具有世家子弟某种劣根性的贵族公子的视线，因此使黛玉不得不带有过敏的提防。而林黛玉这个苏州姑娘在贾府，实际上已是寄人篱下的孤女。世俗社会要求婚姻—方的一切，她几乎都没有，她没有任何有效的物质力量去与第三者抗争。她唯—具有的，只是她那颗少女赤诚的心，一颗与宝玉共同跳动的心。她炽烈地爱着宝玉，但却又必须把这颗心深深地埋藏在她那闺阁小姐的身份里面。她需要自矜内重，绝不允许她的小姐身份那怕稍稍损伤—点。在这个异姓的环境，一切“都要步步留神，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要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更何况那种“淫乱”、“私奔”等在礼教社会是绝对不允许的。她毕竟还是一个诗礼传家的名门闺秀，她所受的教养，使她不可能有更大胆的反抗行动。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如此矛盾，如此痛苦的悲剧性格！而在大观园世俗的人们看来，她反而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这对她又是多么的不利。

第七回，周瑞家送宫花。我们看到唯有她要问：“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她并不知道她是无意中得到最后的两枝，然而却禁不住冤屈送花人：“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这是序曲里让我们看到的黛玉的性格。

进入第八回，爱情的冲突便逐渐展现出来。宝钗初入贾府，一次，不过与宝玉闲谈而被黛玉撞见，她偏偏说了一句：“我来的不巧了。”这是我们在作品中所看到的黛玉爱情的第一次流露，而且是以一种她所特有的莫名的、多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她知道，封建社会里，往往因应着什么“金玉良缘”之类的话而构成婚姻。她已感到，这个佩戴着金锁的姑娘，进入在她看来似乎是自己领地的王国，对自己有多么大的威胁！

第九回写宝玉入学时到黛玉处辞行，黛玉也要问一句：“你怎么不去辞你的宝姐姐呢！”从第八回到三十二回，我们看到宝、黛爱情是充满着如此多的、无休止的烦恼、生气与痛苦的。“大观园诗才题对额”以后，黛玉以为自己给宝玉做的香袋被小厮们摘去而大为伤心怄气，却不知宝玉珍藏在自己贴身的胸前；又一次，因湘云无意中说了句唱戏的小旦像林姐姐，却引起了一场气泄在宝玉身上的风波。……

爱情，总是带着它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色彩。在《红楼梦》的时代，像黛玉的出身和教养，我们不能想象能有今天刘巧儿那样的女性，会骄傲地唱出：“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的时代的声音。现实主义巨匠曹雪芹，总是把握住这个塑造人物典型的方法。

在二十九回里作者就曾经给我们作过交待：“原来那宝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反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我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用假意试探。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

封建社会和它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就是这样，统治阶级可以允许最下流的淫乱，最无耻的两性关系——像宁、荣二府里里外外发生的一桩桩丑事那样，但却不允许纯洁合理的青年男女——像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爱情存在。

在这些章节里，我们除了看到宝黛爱情的描写，他们思想性格的刻画外，还看到薛宝钗性格的逐步展示。它让我们在大观园大大小小事件的描写中，渐渐认识这个随分从时、深得上下欢心的少女的本质。她有着与自己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处世哲学：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个从来不爱什么花儿粉儿的姑娘，经常吃着一种“冷香丸”，理性似乎过早地夺去了这个少女应有的热情。她心里口里赞扬袭人：“倒别错看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她并“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贾母为她做生日，让她点戏，这个口口声声“女子总以贞静为主”的少女，居然在贾母面前点了《西游记》、《山门》这样两出热闹戏。她还回答贾母，她爱吃的是甜烂之物。原来，“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喜者说了—遍。”又一次，贾妃从宫中送来一个灯谜，在宝钗看来，“并无新奇”，但“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在这前一部分的初步展示中，我们看到，她是一个过于早熟、过早地就失去了少女的单纯、世俗的市侩心理过早地渗入她灵魂的人。正因如此，她深得上从贾母、元妃，下至袭人等许多正统派人物的欢心。

宝黛爱情就是在这种充满了矛盾的因素中发展着，阴霾的云雾也渐渐地笼罩到他们的头上，种种不祥的预兆似乎已经告诉人们它的悲剧结局：“金玉良缘”的说法以外，又来了个张道士为宝玉提亲：清虚观打蘸，偏偏又让宝玉得到一个与史湘云一样的金麒麟。“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这个奇怪的回目，不知道曹雪芹将要告诉我们这—爱情故事的什么变故。二十二回又说“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她稳重和平”，意将给她做十五岁生日。人们都说：“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了”。还有，宫里的贵妃娘娘送给众姐妹的礼物，惟独宝玉和宝钗的一样……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巧合吗?

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是写宝黛爱情的极为重要的—章，这一章是一个转折。它至少告诉我们下面三点内容：

1，通过袭人、史湘云的谈话，我们知道了薛宝钗思想性格的本质，并且知道了宝玉所以选择黛玉而厌弃宝钗的根本原因。

2，从黛玉无意中听到袭人、史湘云和宝玉的对话，亲闻了宝玉“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她终于释开过去始终“不放心”的重负。

3．宝黛互诉肺腑，偏又被袭人撞见，震惊万分，“惊疑不止，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引起她“倒怕将来难免有不才之事，令人又惊又畏，却是如何处治，方能免此丑祸”的担心。预示着她在王夫人面前的告密、封建家长的防范、大观园里—系列不利于宝黛爱情的事件的发生。突出的如宝王挨打、抄检大观园、撵逐晴雯、司棋、芳宫等。

脂砚斋在关于《红楼梦》的行文结构的评语中经常有一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说法。那就是说，《红楼梦》描写事件，常常运用此起彼伏，时隐时显的写法。有时候，事件发展的线索似乎不见了，但却又在它远远的地方显露出来。关于宝黛爱情的描写有时也是这样的。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动人的重要事件。我们应如何理解宝黛的爱情悲剧呢?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1、宝黛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全书以这为主线，在贾府兴衰的背景上，描写了宝黛爱情的发生、成熟以至悲剧的结局，并连接了众多女子的不幸遭遇等其它线索，把爱情描写引向广阔的生活，充分揭示了造成爱情悲剧的主客观因素，这样就使爱情描写具有了丰富的内容。

2、宝黛爱情是一种带有新色彩的爱情。这一爱情，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反封建传统；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前代作家所表现的爱情，而前进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通过贾宝玉对“德、言、工、容”俱全的薛宝钗和从不劝他立身扬名的林黛玉这两个爱情对象的选择上，来展开两种思想、两条生活道路的冲突，并从而提出一个新的恋爱观，那就是爱情必须建立在反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础上。

贾宝玉、林黛玉不仅在爱情上反封建，而且在对待仕途、科举、功名富贵等问题上也具有叛逆的思想。林黛玉在实际上有许多背离了封建时代的妇道，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非女儿本分的读书和写诗上，她把当时视为邪书的《西厢记》在心里记得烂熟；更重要的是她对封建家庭里的“孽根祸害”的贾宝玉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而且还终身相许。正因为共同的叛逆性才把两人更深的引向爱情；而爱情又使他们走向了更深的叛逆之路。薛宝钗很美丽，脾气好，博学，会处事，虽然她也曾使宝玉心动过，但因两个人的思想性格格格不入，一个是封建的叛逆者，一个是封建的维护者，所以贾宝玉选择了林黛玉。

作者通过宝黛的爱情，表现了只有建立在反封建基础上的爱情，才是美好爱情的这一思想，但是这种爱情为封建社会、封建家长所不容，因此造成了悲剧。

薛宝钗她虽然获得了婚姻，但这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所谓的“金玉良缘”也只是一种悲剧结局。曹雪芹通过宝黛所提出来的爱情原则，有了民主思想的内容，接近现代的恋爱观，这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曹雪芹在处理这一传统爱情题材的时候，他继承发展了前代小说、戏曲中爱情故事反封建传统，但又突破了过去爱情描写上的一见钟情，郎才女貌的熟套子，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爱情必须有思想一致的基础。曹雪芹还打破了爱情故事上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思想和写法，他描写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这悲剧是震撼人心的。《红楼梦》对爱情描写具有新颖性和思想高度。

3、曹雪芹写出了宝黛爱情的新特点，也写出其复杂性，写出了宝黛爱情上的历史局限和阶级的局限。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思想上渴望爱情，在行动上寄幻于家长，在爱情上他们俩没有摆脱封建的精神负担。这点在林黛玉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些，林黛玉愿意和贾宝玉结成生死情侣，但宝玉用《西厢记》的话来表达他自己爱情时，林黛玉又把这视为有失身份、有碍道德的事。他们俩人在思想上渴望自由恋爱，能达成现实的婚姻，但在行动上无法突破封建礼教的限制。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热烈的，但他们不能也不敢采取直率表明的方式，他们表达爱情痛苦、曲折的方式，反映了他们自己身上的思想矛盾，反映了在爱情观念上，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是真挚的专一的，但他也曾对薛宝钗动过情，他和袭人有过爱昧的关系，他有着贤妻美妾一夫多妻的思想。因此，封建阶级在这方面对宝玉的烙印是很深的。

宝玉、黛玉追求自由爱情，但他们把爱情看作是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东西，把爱情在生活中的地位绝对化起来，成天为爱情而苦恼、烦闷、忧伤，他们把对方作为生活主要意义之所在，因此一旦失去了爱情婚姻的希望，也就失去了生活的主要意义，于是觉得生命存在的价值也就有限了。他们的这种观点和感情，和他们有钱阶级的地位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因此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缠绵悱恻和伤感的情调。宝黛的爱情从内容到情调，从行动到方式都体现了阶级的局限和软弱性。因此我们说，他们的悲剧和自身的软弱性是分不开的。

4、宝黛的爱情悲剧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曹雪芹不孤立地写爱情悲剧，而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特别是描写了贾家的衰败，这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矛盾。是封建势力与自由爱情矛盾，随着贾家的衰败，形势对宝黛越来越不利，贾母等人虽了解宝黛在爱情问题上的倾向，但他们是站在家长的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宝玉是个不孝子弟，而黛玉的思想作风也违背封建礼教显得很古怪，如果让他们二人成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知道，当时贾府在经济上已陷入枯竭，家族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急待一个有办事能力的当家人，薛宝钗是理想的人选。她不仅思想上遵循封建的妇道，是封建礼教的淑女，而且她很会处关系，有管家的才干，只有她才能适应贾家的需要，充当挽救颓局的中流砥柱。因此家长们为宝玉选择宝钗，是一种共同的认识和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宝黛的爱情就必然是悲剧的结局。吴组湘先生说：“作者是努力从人物性格和生活环境的极其复杂深邃的关联和发展上来‘和盘托出’这个悲剧的。”这是很深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