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岱宗

 就理论而言，任何一门学科要能称得上学科，就应当有其特殊属性。研究文学，也不例外。然而，今天研究文学，常常碰上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难题”，即研究文学的人，做起论文来，谈文学中的哲学意味或文化内涵越来越成为天经地义的理论路径，而讨论具体作品的“文学性”却越来越少了。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偶然。

    首先，有无“文学性”，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就已经从喋喋不休的争议走向心照不宣的沉默。这种沉默，是有原因的：谁都不愿轻易地给文学下一个定义，而无法定义的文学，其特殊属性自然被搁置了起来。“后学”的兴旺，更加剧了“文学性”的震荡——事实上，“后学”最拿手的“手艺活”，就是曲里拐弯地颠覆“文学性”，宣布“文学性”终究是一种“幻象”。

    其次，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研究的案例或文化研究的试验品，无论是取女性主义立场还是后殖民研究方法，分析起来，鞭辟入里者，通常能道人之所未道，发现隐蔽在文学作品中的种种文化成规或意识形态修辞导致的偏见。此类文章，常常显示出文化批评的强盛活力。但拿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研究的案例，做种种症候分析，多是印证了文化研究的观点，却不见得道出了多少文学创作或鉴赏的规律。换句话说，有些作品作为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对象是第一流的案例，但几无可读性，这样的作品，让文化研究凯旋，却不见得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独辟蹊径。

    当然，“文学性”研究的艰难，终究还在于文学本身。文学的品种繁多，概括出“文学性”的权威定义几乎是不可能；文学贵在变化，当理论家从成熟的文学作品和样式中归结“公约数”的时候，这个“公约数”已显陈旧甚至陈腐。而有些“公约数”更是难以得到，比如诗歌，从唐诗的绝句律诗到今天的口语诗，得出“公约数”的希望十分渺茫；其次，假定得出“公约数”，概括出文学样式或文学思潮的宏观规律和微观模式，是不是就是“文学性”了呢？像法国叙事家热奈特对叙事作品微观形式的分析，极细致，极繁杂，那么，他是不是概括出了“文学性”了呢？如果是，那么“文学性”似乎就等同于“形式性”了。而将“形式性”等同于“文学性”肯定是与大多数人的文学创作与阅读经验相悖，因为当你告诉我此篇小说用了什么样的“叙事视角”或其叙述的“频率”如何的时候，无法让人信服地同意如此研究文学的方式就是在谈论“文学性”。这就说明，“文学性”不是归纳若干文本的特征或模式就能获得的。如果通过对数量庞大的文学作品的梳理，真能“显形”出某种程序化的“模块”或“蓝本”，那么，能相信程序化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吗？

    所以，探讨“文学性”，无法回避文学内在的矛盾，那就是文学的历史性、多变性、独创性、求新性与探讨文学规律的共时性、规律性、概括性、归纳性具有不断产生冲突的可能。如此，是不是“文学性”就不能研究了呢？情况恰恰相反。“文学性”的研究正是从文学的内在矛盾、文学的冲突性开始。只有研究文学的冲突性，才能把握“文学性”的精髓。

    那么，文学性的冲突包括什么呢？我们不难看到，文学书写的内容包罗万象，表面上看，似乎世间万物都可以进入文学的书写空间。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特别是通过历时性研究，我们会发现古代人与现代人处理同一种情感，描写同一种现象，使用的文学手段可谓千差万别。再者，就现代社会而言，影像叙事和网络叙事哪怕是以文学作品为蓝本，其艺术处理的手段亦很不同。文学，正是在与其他媒介的碰撞、冲突、摩擦、媾和的过程中显现其特性的。无法获得静止的“文学性”，文学的研究也注定无法概括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文学性”的“总体理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性”研究本身只配被搁置被放逐。相反，放弃理论大话，放弃对“文学性”之“绝对标准”的穷追烂缠，只会给“文学性”的研究带来更广阔更多样更独特的空间。

    这一广阔空间的获得，落实在探索在具体历史环境中文学是如何创造出与其他媒介不同的表意方式，从而构成文学表意的优势；对“文学性”之独特性的研究，在于探究文学的表意系统是如何通过奇妙的语言获得纵深或奇异的发现；相对其他媒介而言，文学的手段对于此“发现”的处理其独特之处何在？“文学性”研究的拓宽，当然还体现在对不同作者与读者的研究上，研究作者如何克服“影响的焦虑”，在与先在的文学规范搏斗的过程中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又收获什么样的创新点；读者是怎样被传统规范训练成“标准读者”?熏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成为某种“新文学”的积极阅读者，从而从阅读群落的角度改变“文学性”。

    没有纯粹的文学，也不存在文学的“纯粹模式”。但这不等于文学没有区别于其他媒介的特质，就像你未必能理论出“人是什么”，但难以否定人的特质的存在。

    完全摆脱周边因素的“纯粹”的文学性也是不存在的，但文学周边的因素同样无法代替对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要探索的方向，也许就在于提炼出影响文学的各个因素是如何经过某时间段内某类文本的特殊处理而发生作用的。更明确地说，文学性就在于“特殊处理性”。再者，文学属性的常态与变态研究同样重要，文学的常态就寓于变态之中。追踪研究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给我们带来的千差万别的体验的神奇性，甄别、批评人类如何通过文学作品创造出种种的人生经验和精神体验，这，难道不是最有价值的“文学性”研究吗？

【原载】 《文艺报》200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