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寄樵先生的《驳论》值得驳议

周  良

《中国文物报》开辟“争名誉讨论”专栏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无论专家学者与文物爱好者，都可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对某一件文物、某一文物方面问题的讨论，各抒己见，使问题越辩越明，基本上得出一个统一见解，但也有不少问题，也许各抒己见永远地争论下去，留给后人去研究。固然，参与争鸣的文稿有深亦有浅，有真知灼见也有囫囵吞枣，今年2月22日于本报发表的胡寄樵先生的关于《明崇祯“国主由检”御押释文争辩的驳议》（以下简称《驳议》）一文，就属于后一类，因此值得驳议。

本人推荐关于崇祯御押“似明德”之说，不再重述。当初寄稿于本报，也不是驳论其他几位先生见解，而是将古人认识提供给读者，并顺便阐述一下古人认识的可能性。全文不是驳议胡寄樵先生关于御押释文为“国主由检”的认识，而是驳议胡先生《驳议》一文中辩证方法的错误，指出其文中的问题，亮给读者，以明是非。

一、胡先生《驳议》文中引用了我稿中“那时该报只登过两篇文稿后就不再刊载研究文章了，好像当时研究已经得到最后结论而被广泛确认”这句话，然后下一结论，说本人“暗示人们今天再讨论崇祯御押似乎没有必要了”，并责本人“这一看法有失偏颇”。看到这里，本人脑海中“嗡”地一震，感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断章取义乃十年浩劫中一些别有用心者揭批文章的惯用伎俩，胡先生怎么也用这种手段呢？本人稿中用词“好像”，句后又有“但是”转折，提出在《北京文物报》登载两篇相关文章，包括本人是三篇了，表明讨论还在继续，不能得出结论，怎么会“没有必要了”呢？“没有必要”，本人还写什么古人见解呢？除去白痴，才能自打耳光！根本没有“暗示”之意。胡先生竟然不看清别人文意，没弄懂别人所写本意，就将别人前后文割断开来，进行“驳议”，是不是有点拙劣呀？我不敢用“卑劣”一词，因为大家都是好同志，心平气和讨论问题，用“卑劣”超出同志范围，但《驳议》“拙劣”还是难逃的。“暗示”句意乃胡先生为强调己见正确而无意或有意拆散本人文稿原意强加在本人头上的。胡先生可以囫囵吞枣地摆弄本人文稿，本人不可囫囵吞枣地接受，并以鲜明观点，一针见血指出胡先生《驳议》之浅薄、论据之错误，其学识就可想而知了。

二、《驳议》一文在指出本人文稿中论述御押为“明德”释文所举一些“崇祯手翰”后，武断否定“明德”二字是不能作为御押的，更强调“就是把《尚书》中的‘明德惟馨’私自拿来作御押也是毫无意义的。”看到此处，本人还真想认认真真聆听一下胡先生教诲，到底为什么“明德”就“不能作为御押”呢？可是，胡先生什么道理也没出来，只是扯着喉咙干喊“不能”，究竟为什么而只字未提。这叫什么？“驳议”呀？御押不能用“明德”，朝廷有什么规定，胡先生指出一二，也令人信服。或者崇祯帝的阴魂告诉过胡先生，御押不是“明德”。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明德”为什么不可以作为崇祯帝御押呢？胡先生就以此种“莫须有”的驳议理由来驳议别人文章见解，未免太叫人遗憾了。

三、《驳议》一文还确确凿凿指出“周文所列举的这些匾额或楹联都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又是这么粗劣！本人在文稿中所以列举较多名便于楹联，就是论述“明德”作为御押释文的思想基础和依据，说明御押“明德”与崇祯所书匾、联主导思想是一致的，时时警戒自己与官员要“明德”，因而用于御押是可能的，怎么“都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呢？为什么都不能，胡先生哪怕提出一个理直气壮的道理来，本人也就五体投地地折服胡先生“驳议”了！可惜可叹，胡先生只会干嚷！既然是“驳议”，就得驳出道理来，说不出驳议道理，没有论据，那么这样“驳议”还能值半文钱吗？

四、《驳议》一文在驳议本人文稿时说：“诚然，具有文字修养的崇祯皇帝，他能一面书写‘明德堂’匾额，又以面前用于俄文雷同的‘明德’一押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读罢不禁哈哈大笑，因为胡先生太会开玩笑了。这段话乃胡先生自己说的，本人在文稿中不要说一个字都没有这样写，就连一分这点意思也没有，原来胡先生在放空炮！将自己错误的认识故意提出来，塞进被人文稿中去“驳议”，够狠的！自己遗下一盆屎，然后强扣在被人头上，再指责被人脏，不禁要问：胡先生说什么呢？这可有一点点不道德了！惜墨如金，别再废话了！

五、《驳议》一文最后指责本人文稿中提出御押释文未尝不可是“明德日月”为“节外生枝”。本文文稿如此提出只是一种探讨，认为“明德”不是一时行为或一时思想道德，而应该是日日夜夜都要以此为标准去思去做，故提出来一中探讨式看法，也被指责为“节外生枝”，是不是除去“国主由检”，其它释法都是“节外生枝”呢？只有遵从胡先生见解才不是“节外生枝”呢？《驳议》一文有点“霸气”了！稍有学问的人不会如此这般！

既然胡先生指责本人“节外生枝”，那末本人再来一次“节外生枝”，即根据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所言“素以草书名为押字”判断崇祯御押释文可能就是“由检”二字，“由检”乃崇祯名，以草书体写出作为押字，正和欧阳修所论“押”字释义。“国主”非皇帝自称，谁见过史书中皇帝自称“国主”者？“国主”不是崇祯帝名，怎么能够写入草书御名押中呢？大家正在讨论，不该说人家“节外生枝”，在读了欧阳修的说法后，本人产生了新的想法。再一个问题未得出结论之前，允许提出不同看法，以求得最后统一认识。正如一道数学题，可以有几种解题方法，都能得到正确答案。对于一个科学难题，可以有多种分析研究方法，在未得出结论之前，可以互相否定，但否定得有一定说服力，立论充足，论证有理，不能不使人心服口服，而胡先生《驳议》一文直驳议实在可怜可笑。驳议之劣次，可想其释文可信度了。

2006年2月23日

附

崇祯皇帝御押别见

周  良

崇祯皇帝御押诠读问题，前些年由朱家溍先生首先在北京文物保护协会主办的《北京文物报》上提出来进行讲座的。那时候该报只登过两篇文稿后就不再刊载研究文章了，好像文章已经得到最后结论被广泛确认。但是去年10月，《中国文物报》又发表了胡寄樵先生的《崇祯御押试解》一文，提出了新的看法。今年1月《中国文物报》再刊登了娄家云先生的《崇祯御押诠读》一文，又书己见。对于今已有的见解，笔者都不敢苟同，是否能听一听古人对崇祯御押的认识，也许给现在研究以新的启示。

笔者是北京市通州区文物管理所退休人员，搞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22年，为搞好工作不能不认真读些北京地区的古代著作，并在读书时对于工作有力或感到兴趣的记载做些必要的摘记。在读乾隆时期出版的《日下旧闻考》时，发现了有如下的两段记载：

“崇祯十二年（1763）九月，命大学士杨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督师讨流寇（按：李自成起义军）。赐尚方剑，宴于平台后殿上，手觞嗣昌三爵，赐以诗。（《国榷》）”“赐杨嗣昌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书用金色黄龙蜡笺，厚如指甲，长四尺余，阔一尺六七寸，字大二寸余。后一行署云：‘赐督师辅臣嗣昌’。又一行署云：‘崇祯十二年九月’。前钤御笔之章，引首一宝  上方中书  押，大体似‘明德’二字合成者。钤一：‘表正万邦之宝’。（《吁天录》）”

《国榷》与《吁天录》皆为清初出版物，乃明末官员所著，他们都曾亲见或亲闻崇祯皇帝所赋之诗或所书之字，可谓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有一种亲切之感。他们对崇祯皇帝御押辨识为“明德”二字合成者，笔者认为古人的见解虽以“似”字不敢肯定就是“明德”二字之合成，此合成草书之左部是古代草书“日”字，又为草书“德”字“彳”，一笔二用；其中、右部大边一笔是草书“明”字之右“月”字，但未向下曲笔，而是上挑而屈；大边笔中间乃草书“德”字之右半部分字形。合起来即是“明德”二字。

“明德”二字，古释为完美之德性。《书·君谏》言：“黍稷非馨，明德唯馨。”义为能使饱腹充饥的粮食黍和稷并不能散布很远的香气，唯有完美的德行才能将香气传散到很远的地方。《礼·大学》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义为大学所教导的就是让学生明白树立完美的德性。崇祯自幼学习四书五经，“明德”之义是完全理解的，也是他平生追求的。

崇祯所在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走入没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明朝晚期，内忧外患，四面楚歌。他目睹了神宗因循守旧，派出成批太监出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搅得上下不安；看到了光宗恣意淫乐，郑贵妃陷害下毒，朝议沸腾的局面；瞧见了熹宗的乳母客氏与宦官魏忠贤勾结柄政，滥行赐赏，乱施刑罚，迫害正官，政治黑暗，而皇帝耽于玩乐，不理朝政，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因此，崇祯皇帝一即位，便杀死魏忠贤，罢黜阉党，不断选用文臣武将，想力挽狂澜，企图再振朝纲，大有励精图治之志。便以“明德”自律，以拯救岌岌可危的王朝。

崇祯皇帝这种强调“明德”的思想，贯穿其为帝全过程，比如他在元年（1628）登基之始，就“敬天法祖”匾，挂在乾清宫，且于两楹出“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警惕自己要“明德”；三年（1630），其“命英武殿中书画历代明君贤臣图，书‘正心’意箴于屏，置文华、英武两殿。”是在学习先贤正己而率下，五年（1632）

四月，其书写“思政轩”、“养德斋”二匾挂于乾清宫后檐墙上，时时提示自己，养德思政；六年四月，将坤宁宫东露顶安德斋更名为“贞德斋”；七年八月，在坤宁宫西露顶挂“养正斋”匾，同时在承乾宫东配殿挂“贞顺斋”匾，西配殿挂“明德堂”匾。可见崇祯皇帝御押“明德”二字是有其一定思想基础的。如果将其御押诠读为“明、德、日、月”也未尝不可。

上述所言，未定准确，还请方家赐教。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