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中，到处都有美，但并非人人都能发现它。正如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所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那么人的眼睛怎样才能发现美呢？英国学者爱德华·布洛提出的“心理距离”说，认为我们若要发现周围事物的美和诗意，就必须在事物与我们的利害考虑之间，插入一段“距离”，使我们能换另一种不寻常的眼光去看事物。然而这种方式并非人人都能采用。马克思早就说过：“处于困境之中的忧虑不堪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能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对矿物的美的特征则无动于衷”。这就是说，审美注意的形成并非顷刻之间强行调整一下心理的事。对布洛所举的“雾海航行”的例子，黄药眠先生说：“你想想看：当水手们手忙脚乱，当乘客们喧嚣扰嚷，当邻船不时敲钟的时候，这位诗人却能够无动于衷，在那里欣赏雾景。这样的情况难道是可能的吗？即使是可能，这样的诗人也只能是一个十分自私的脱离生活的人物。”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这就说明人的审美注意并不是孤立的，因而也不是人们自己可以随意调动的。或者说审美注意的形成必须以审美心境、胸次和人格为前提。对此，产生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审美虚静说，就显示出了它的优点，因为它正是以人的审美胸次、人格来说明审美体验所需的条件。

    “虚静”说由来很早。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老子。他的“涤除玄鉴”的命题，可以说是“虚静”说的源头。“涤除”就是洗除尘污，意即清除人的头脑中的私心杂念，使心胸变得沉静清明，“鉴”是观照，“玄”是道。“涤除玄鉴”就是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望，取得内心虚静，以保证对“道”的观照。托名于春秋时代齐相管仲的《管子》，也认为要虚静恬淡，专心致志，才可能达到最高的认识。“心术”篇说：“去欲则寡，寡则静，静则精，精则独，独则明，明则神矣。”其后，《周易·系辞》提出“虚壹而静”的主张。但是老子、管子学派等提出的各种虚静说，都只局限于认识论领域，与美学无关。真正把虚静说作为一种审美理论提出来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庄子。其后，宗炳、陆机、刘勰、刘禹锡、苏轼等发挥并完善了庄子提出的审美虚静说。

    那么，以庄子为代表的虚静说是怎样揭示审美规律的呢？其要点是什么呢？

    （一）庄子思想的基本观念是“道”。“道”是一种决定整个宇宙人生的绝对精神，它主宰着万事万物。庄子认为，最高层次的美并不在现象界，而在“道”之中。“道”才是客观存在着的本体的美。《庄子·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里所说的天地的“大美”，就是“道”。在庄子的心目中，“美”与“道”是二而一的东西。圣人“观于天地”，既是观“道”，也是追寻天地之“大美”。庄子在“田子方”篇中又进一步指出，能够“游心于物之初”（即游心于万物的本始，观照到了“道”）的人，就可以得到“至美至乐”，获得审美的愉悦。而“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的人，这才是在“道”与“美”之中遨游的“至人”。庄子上述对美的看法是他的“虚静”理论的前提，整个虚静说的体系都由此生发出来。
（二）既然美与道一体，那么观美也就必须得“道”。然而怎样才能得“道”呢？庄子提出了“无己”、“去欲”的主张。他在“大宗师”篇中借一个得道者女偊之口，说明学道先要“外天下”、“外物”、“外生”，然后才能“朝彻”和“见独”。所谓“外天下”，就是排除天下世事的干扰；所谓“外物”，就是消灭物欲，不计贫富与得失；所谓“外生”，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总的说就是摆脱一切功利思想的束缚，这样才能使心境清明洞彻（“朝彻”），并进而见到独立无待的“道”（“见独”），游心于天地之“大美”。庄子在“刻意”篇中更明确地说：“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意思是说，人若达到“澹然无极”的境界，即达到“无己”、“去欲”、“外天下”、“外物”、“外生”的毫无功利考虑的境界，那么一切美也就随之被发现了。

    必须指出的是，庄子及其后继者所说的“无己”、“去欲”，不是像后来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只在体验的瞬间，抛却功利考虑，调整心理定向，以便形成审美注意，而是要求长期修养，使自己的胸次、人格都达到“无己”、“去欲”的地步，即所谓“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庄子·田子方》），成为“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参见《庄子·通遥游》）。如果胸次、人格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审美注意是难于孤立形成的，当然也就不能发现美。“无己”、“去欲”是虚静说的核心，其它要求都是围绕着它提出来的。

    （三）怎样才能达到“无己”、“去欲”即无关功利的精神境界，获得审美的胸次与人格呢？这就必须“心斋”或“坐忘”，进入“虚静”的状态。《庄子·达生》有一则寓言说：

    梓庆削木为璩，璩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二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璩，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见成璩，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由是与！

    这里所说的“璩”，是一种乐器，似夹钟（司马彪说），也就是装在木架上的钟鼓。“削木为璩”的活动，从广义的角度看，也是一种带有审美性的技艺活动，其中也必然有审美体验。庄子通过这个小故事，力图说明在艺术创造的审美体验中，必须排除功利的考虑，既“不敢怀庆赏爵禄”，也“不敢怀非誉巧拙”，甚至于要“忘吾有四枝形体”，忘记有朝廷。一切功名富贵、褒贬得失都不入胸次。心意专一，外扰全消。然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胸次与人格呢？庄子提出了不使“耗气”、“斋以静心”的方法。所谓“斋以静心”，即庄子在“人间世”篇中所说的“心斋”。“心斋”不是指不饮酒、不吃荤那种祭祀的斋戒，而是指一个人心志专一，不用耳去听（因耳的作用止于聆听能引起欲望的外物）而用心去体会；进一步则要做到不用心去体会（心所体会到的毕竟还是现象）而用气去感应。气具有空明的特点，它能容纳外物及其内蕴。这种“气”只有在虚静中才能养成。所以“虚静”（空明沉静的心境）就是“心斋”。不难看出这个“心斋”“虚静”的过程，就是“去欲”的过程，就是消灭一切直接功利性的过程。

    值得重视的是，虚静以养气，不仅仅是为了调整一下心理，形成审美注意，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人获得审美的心境、胸次和人格。而这种心境、胸次、人格的获得，并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修养的结果。明代人方孝孺在《逊志斋集》中收了这样一则故事：方孝孺小时候有一次同一个老书生一起去逛闹市。回家后，方孝孺发现，“凡触乎目者，漫不能记。”而老人则把闹市中的一切都能讲得清清楚楚，连一些细枝末节也都记住了。方孝孺问老人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心之为物，静则明，动则眩。”又说：“子观乎车马，得无愿乘之乎？子见乎悦目而娱耳者，得无愿有之乎？人惟无欲，视宝货犹瓦砾也，视车马犹马草芥也，视鼓吹犹蛙蝉之音也，则心何往而不静？”方孝孺听了老人的话，“退而养吾心三年，果与老人无异”。这则故事说明，是否存功利欲望之心，是主体能否把握客体的关键。而想做到不存功利欲望之心，别无他途，要靠长期地“养”。方孝孺“养心”三年，终于获得像老人那样澹泊、洒脱的胸次、人格，终能像老人一样地洞彻周围的世界并发现生活的美。这也就是说，虚静说对审美主体的要求，不单是调整一下心理定向，换一种眼光，而是换一副心肠，换一种胸次，换一种人格。而心肠、胸次、人格的更新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四）“虚静”作为主体的一种精神状态或心境，具有怎样的功能呢？在这个问题上，虚静说以主体的“静”和客体的“动”之间的关系，来论证虚静具有使客体的美得以充分显现的作用。“静”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消极的“静”，使人心灰意懒，使人处于睡眠状态，这样，人就无法深入客体，无法把握客体的审美属性。积极的“静”，使人的精神沉浸下来，专注于一个目标，使人的一切审美心理机制处于最敏锐的状态，这样，人就易于深入客体，并迅速把握客体的审美属性。“虚静”说中的“静”属于积极的“静”。南朝著名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澄怀味象”的论点，刘勰在《文心雕龙》提出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以及“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的论点，刘禹锡提出的“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的论点，苏轼在《送参寥师》一诗提出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论点，具体说法虽有所不同，但大致上都是说，在人的心境、胸次空灵、虚静的情况下，人的审美之心特别地敏感，这样就能领略、把握天地万物之美，吸引、容纳“万景”、“万境”之致，从而感发起兴，诗情勃勃，进入审美体验。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公安派作家袁中道在《爽籁亭记》中一段听泉声的审美经验的生动描述：

    其初至也，气浮意嚣，耳与泉不深入。风柯谷鸟，犹得而乱之。及瞑而息焉，收吾视，返吾听，万缘俱却，嗒然丧偶，而后泉之变态百出。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鹍弦铁拨，已如疾雷震霆，摇荡川岳。故予神愈静，则泉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萧然泠然，浣濯肺腑，疏瀹尘垢，灑灑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则吾神愈静也。

    起初，“吾”（审美者）受泉声以外种种杂音的干扰，“气浮意嚣”，不能形成审美心境。“及瞑而息焉，收吾视，返吾听，万缘俱却”，进入“坐忘”一般的虚静状态，这时候，“吾”（审美者）才领略到了泉声的种种变态之美。而泉声入耳之后，又“浣濯肺腑，疏瀹尘垢”。这样，主体与客体就互相深入。所谓“神愈静，则泉愈喧”，是主体深入客体，客体之美充分显现于审美者面前；所谓“泉愈喧，则吾神愈静”，是客体深入主体，使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袁中道的“静”（主体）与“动”（客体）的相互促进论，更深刻地揭示了虚静使人的意识契入客体，从而显现客体的审美属性的功能。

    （五）“虚静”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游”，是心灵的自由。“游”也是庄子提出的一个重要观念，其意义在于当人进入“心斋”、“虚静”状态之后，完全摆脱个人利害的束缚，实现了对“道”的观照，心灵于是进入一种高度自由的状态。庄子在其著作中经常运用“游”这个概念，如说“逍遥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游心于物之初”，“得至美游乎至乐”等等，其中的“游”都是指人的心灵在虚静状态中那种无拘无束的高度自由状态。那么为什么虚静可以使人进入此种自由境界呢？庄子在“庚桑楚”篇中这样说：

    彻志之物，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无不为也。

    庄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各种各样的功利欲望是束缚人的心灵的，去掉此种束缚，那么心中就可不受干扰而处于平正状态，心中平正就能安静，安静就能明彻，明彻就能空灵，空灵就能“无为无不为”。所谓“无为无不为”就是“游”，也就是主体的心理由静而动，进入高度自由的境界。此种境界在一切审美体验中都是存在的。陆机、刘勰将“虚静”与“游”的思想用来描述艺术构思。陆机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就是说，在审美创造中，一旦进入寂然虚静的状态，那么创造主体的心灵就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一切审美心理机制就可活跃起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想象飞腾起来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感知与思维也充分调动起来了。

    这种先静后动、动由静生的道理，一直为历代诗论家所津津乐道。如唐代司空图在《诗品》所说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如苏轼所说的“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知与百工通”。所有这些说法都阐明了虚静有解放人的心灵的作用，是使人的审美心理达到高度自由活跃状态，并使人得到真正的审美享受的必不可少的媒介。

    审美虚静说作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与西方的“心理距离“说有相似与相通之处，但它从审美胸次、人格立论，而不是从审美注意立论，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解释审美体验，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然而庄子把美和“道”连在一起，而不是把美与生活连在一起，乃是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另外，虚静说作为审美理论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若是把虚静作为人生的自由来追求，那就可能会使人堕入“宿命”论的梦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