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个苍凉的手势

——阅读与近距离感悟张爱玲

彭乐山

六十年前，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曾被某些人视为鸳鸯蝴蝶派（其实这是一个很大误区），几十年后的今天又被更多人奉为“祖师奶奶”，并且涌现出大量的粉丝和“张迷”。偶翻《诗刊》，笔者在2004年第二期上读到陈染君先生写的一首意趣别致的小诗，题为《从洛杉矶接张爱玲》：

我想那天的洛杉矶

一定是秋阳杲杲

因为她不同于我和你

喜欢一些阴雨的日子

没有人给她订机票

也没人帮她收拾行李

赖雅不会知道

胡兰成溜得更早

她也懒得请他们

留下电话或通讯地址

即便是一个简单而又苍凉的手势

一个人，孤独

也许更惬意

简简单单，她出发了

七天后，人们才知道消失

现在我燃起第一炉香在流言中等待

这次旅行是否又遥遥无期，不过不要紧

我已真切地记住了

她最后的出发地——

平平静静的洛杉矶

作者说从洛杉矶接她，可张爱玲早在1995年即已辞世于那座城市的一处公寓，终年74岁。陈先生是不会相信有鬼魂的，可仍然非要去接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赞赏以及对其一生坎坷遭际的同情与感怀。

在笔者狭窄的阅读空间里，还看见过不少文字也是写张爱玲的，譬如有些文人专门去写拜谒张之故居——上海“长江公寓”的所见所感。

一个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投入文学创作而渐渐成名的女作家，时至今日仍受到人们如此青睐与关汪，屈指算来还是为数不多的。

的确，作为一个女人，张爱玲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她的生命之旅可谓走得异常曲折和艰辛，而这个不“幸”的女人又曾经挥动过一支具有灵光的魔棒，试图对她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指指点点，而我们就是从她的笔下欣赏到一袭美妙的文字。

从某些表象上看，张爱玲似一位身居豪门的阔妇（李鸿章是其外曾祖父），而从这位天生爱美的女作家所留下的一些遗照上看，似乎更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她总是打扮入时，风姿绰约，大抵是一身大镶大滚的彩缎印花旗袍，圆筒式高领。喜欢涂了口红，发型是那种前额烫了几绺短短斜垂的刘海，后边卷起一个香蕉髻。

其实一段很短促的富贵的日子仅仅伴随到她十八周岁，以后则是漫长的荆棘与坎坷。

张爱玲自从离沪去香港大学读书之前就开始逃出她父亲的小公馆，一切生活来源皆依靠早已同父亲离了婚的母亲供给。但母亲并非富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全部积蓄只够供一个子女上学（当时张的弟弟也从其父身边逃出，听了这话只得硬着头皮回去）。

后来当张和胡兰成（武汉一家报馆编辑）结婚后，生活几乎完全靠稿酬维持。而与此同时张又拷上了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胡在武汉公开拥有两个情妇。但此时张还是将《太太万岁》的稿费自上海寄去，以解决这位负心汉之经济拮据，而胡并无半点悔改之意。

与胡离婚之后，张于1955年只身去了美国并与美剧作家赖雅结婚。但不久赖雅便得了中风，那时光靠卖文为生已很难支持，于是她不得不四下托人去找工作。可当时只重“学位”的美国，只给她一个“驻校艺术家”职位，每学期的报酬仅一千美元。

“文章憎命达”，正是因为一连串的家庭高压（张曾被父亲打过一串嘴巴后，囚禁了一年），婚姻的被欺骗以及生旅的颠簸，张爱玲的文章自始至终张显着一种揭示与渲泻（除思想内容外，她的散文风格有些像鲁迅）。在她的文字中绝少那种诵咏人生和泛论真善美的主题。像谢冰心散文中那些优美且富修养内涵的警句，如“雨后的青山像泪水洗过的良心”，“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就小了”，在张的笔下是从未出现过的。

张爱玲的散文应该说是她整个文学创作上的“重镇”。如果说她的文学作品有着独特的风格，那么在表现力上，她的散文似乎比小说更为突出。而某些“张迷”之所以对其顶礼膜拜的，也都是由于前者。

“文学就是人学”，张爱玲的一生写作好像都在践行这一信条。看！她始终忙碌着，她要揭开人性广场上的每一块方砖，即使仍为普通的老人和儿童，她也要从他们身上挖掘出别人从未察觉而只是潜隐的某些细部。这在她的一篇题为《看画》的散文里展露得淋漓尽致。

有个名叫“却凯”的人，想必是赛尚的朋友，这里共有他的两张画像，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已经是老糊涂的模样，唆着嘴，跷着腿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搭于椅背，十指交叉，从头到鞋袜，都是用狐疑的光影表现他的畏怯、唠叨、琐碎。显然这个人经过许多事，可是不曾悟出一条道理来，因此很着慌，但同时自以为富有经验，在年高德昭的石牌楼下一立，也会教训人的。（第二幅略）

《夏之一夜》抓住了那种永久而暂时的……两个小孩子的肖像，如果放在一起对比看，所表现的人性的对衬是可惊的。手托着头的小孩，突出的脑门上闪着一大片光，一脸的聪明、疑问、调皮、刁泼，是人类最厉害的一部分在那里的前挣。

语言变化的“云诡波谲”，想象力的丰富和出其不意是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另一特点。对于每件客观事物的审视她都不流于俗地另辟视角，其目的是要直抵所描对象的最深层面，而且读者似乎还能听到她隐于背后的得意笑声。且看：

深夜的汽车道上微黑白色，轻轻地拍在脸上像个毛毛的粉扑子。（《红玫瑰与白玫瑰》）

他太快乐了。太剧烈的快乐与太剧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点的——同样需要远离人群，他只能在寒夜的街上踯躅着，听听音乐。（《半生缘》）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诗与胡说》）

读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扫到阳台下去。啊！人家阳台上晾着毯子呢……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的圆光，这就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公寓生活记趣》）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了欢愉——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中国人的宗教》）

任何一种前卫与创新必须是大胆地甩开前人的“墨守”，在张爱玲之前的不少女作家大多以细腻、柔婉、典雅占领了上风头。而张的散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19世纪后期西方

色彩和笔触的夸张之中，不再只满足于对自然的客观描写。”请看张在“普通人”与留洋回沪的小资振保的对比上，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诠释：（见《红玫瑰与白玫瑰》）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振保的扇子是空白的，而且笔酣墨饱，窗明几净。

总之张爱玲的笔致和散文的章法，从不拘泥于一般文人的思维定势。她喜欢忽而由此及彼，又瞬间由“表”至“里”。同样在进行一种情境的创设，经其随意“皴、擦、点、染”，便呈现一幅诗意的泼墨或黄公望式的“线绛山水”。

事实证明，张爱玲的语言是完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如今，我们常常亮出的那些“语言的小披肩”，诸如“给你一个惊喜”，“最初也是最后的”，“不为什么，就因喜欢”，“一个苍凉的手势”等等，其实竟是出自这位“祖师奶”几十年前的“旧衣箱”。

但是张爱玲的散文有时也会出现些小的纰漏，有些个别篇什让人读起来总觉得淡而乏味。有时她也重复着她所指出的别人毛病的毛病，她曾批评周作人的散文“喜欢谈吃，不过写的都是故乡绍兴的几样最节俭的清淡菜……炒冷饭的次数多了，未免使人厌烦”（对于张的看法笔者有同感）。

可张的《谈吃与画饼充饥》和《谈看书后记》中的“冷饭”比被其批评者的还要更多一些。前者是将“名见经传”与“名不见经传”的各式各样的吃食摆上一张“文学大餐台”。不过这不是“绍兴的几样清淡菜”，而是英、法、日、美、俄的各色食品和西点。但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张竟“挥霍”了近万字。后者是将“克在斯青”（大致是由英国逃到一座荒岛上的欧洲传奇人物）及其伙伴在“坎辟岛”上的所作所为，又照原作者李察浩的叙述概况了一遍（用了2万字）。

当然，作为一些小小的缺点就像伤风感冒一样各个名家大家都会“偶有所染”。对于张爱玲也不会例外。从她的独特的散文风格和语言技巧的创新上看，某些疏忽应该算“美玉之瑕”。

在小说方面张爱玲虽然也写过不少爱情题材，但她仍然着眼于刻画人性之复杂，更具体地说，她喜欢在她的故事里去张扬某些“不可理喻的人物”。

张爱玲的某些爱情小说，而今读起来，似乎是在让我们重温一段“前朝”的半截旧事。

《金锁记》写的是一个从小在娘家的麻油店里站过柜台的“曹七巧”，后来她嫁给了富贵人家里的一位“窝囊宝贝一块废”的二少爷，这位少爷身体有病，整天守着大烟灯。但七巧的悲惨命运并没给她敲醒钟（产生一种朴素的觉悟），她的语言污秽，台风近似下流。她整天想着争财产争面子，而跟府上的三爷还多多少少有上一腿。由于她的愚昧与自私，养出的儿女长大了之后（那时二少爷已死）也不鼓励他们进学校读书，致使男孩子整天在窑子里泡，活像个小拆白党。女儿抽上了鸦片，嫁不出去。更为荒唐的是曹七巧还千方百计破坏儿子与儿媳的关系……最后当七巧死去之前曾梦见她用身上扛着的“金枷锁”砸死了许多人，也砸死了她的儿子和女儿。

《怨女》的情节与《金锁记》有不少相似之处。

而《红玫瑰与白玫瑰》则写的是一个从国外留学回到上海的20世纪30年代的小资，在性爱方面，起初他想创造出一个“对”的世界，在国外时一个巴黎女孩扑在他怀里他确实做到了“坐怀不乱”。但回上海之后他却跟朋友之妻上了床，而后，他又毅然与其脱离这种丑陋的关系（他确实也做到了）。结婚之后他对妻子却无缘无故地产生了厌恶之情，又常常去嫖娼。小说结尾时，写他在某一天晚上忽觉这样做不对，“仿佛”又想回到妻子身边……

看来，张爱玲的某些貌似的爱情小说，其主旨是在突现一种扭曲的，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挣扎而又永不醒悟者的一袭悲剧。

然而她的小说也和她的散文一样很难做到绝对的完美，上述的这两部作品也可以梳理出一些瑕疵。《金锁记》与《怨女》虽有一定理性深度和表现出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但在小说的构思和选材上似乎将读者引向了一条狭窄的廊。

作为长篇小说虽不一定非要跟某些时代的大背景去生硬地牵手。但不可忽视，绝大多数读者都喜欢通过某些“舞台背景”的扫视让其眼球获得一种光鲜。如果不事先布置一个精美“橱窗”，就向观众展示一批“洋娃娃”，终归要扫了很多人的兴。

我们不能要求《金锁记》、《怨女》这样“非通俗”作品必须像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金粉世家》写出一个军阀混战时的“刘将军”或民国五大总统期间一位“金总理“。但姜公馆《金锁记》里的大爷、三爷们也总该让他们在哪座衙署上有点走动，或与哪家洋行有些联系（他们不会不愿意除了抽、嫖之外也去寻些门路或出点风头）。可是我们的这位“祖师奶奶”在磨墨运腕之时却不去考虑这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的这两部作品没有取得张恨水的那种轰动效应和票房价值。

至于张爱玲的另些小说，像《半生缘》、《倾城之恋》则写得比较开阔。前者写了当时上海南京两地的风俗与市景更有小职员、投机商和交际在文本中的穿插流动。而淑惠、世钧、豫瑾，翠芝等人的所有爱情结局都像一串多米诺骨牌“倒”了下去，从而展示命运的不可捉摸。而后者则写出了香港在日机轰炸下的恐怖混乱和爱情天使于偶然中的降临（流苏与柳源在那场轰炸后终成眷侣）。

另外她的剧本《太太万岁》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可以给那些高烧于“包二奶”或“一夜情”的病态男士额上贴一巾冷敷。剧情的扼要内容是：没有出息的唐志远的偶然一次发财的机会是他的太太陈思珍给予的。可当他知道后，反而觉得伤了自尊心同她大闹特闹，以后志远就爱上了交际花兼女骗子的施咪咪。但当他做生意破产后，施的哥哥（实际上是她的丈夫）向其敲诈一笔巨款。而陈思珍不但不计前嫌，反而动用自己的机智，跑向施家为自己的丈夫唐志远解了围。

笔者在这里要着重声明一点，那就是张爱玲的重头戏之一《秧歌》，限于精力没能去看，这也使我感到在浅议张爱玲小说中是不太全面的。（这部小说张和胡适先生曾交换过看法）

最后，我们需要从文学观上进一步走近张爱玲。张对文学艺术的态度有些接近于19世纪末法国的福楼拜，他主张“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原则，张也喜欢让文学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圈子里，不叫它进行“形而上”的追问，也避免让她去考虑“明天”。她很少注意有意识地叫读者获得精神与情操上的提升。这深刻反映在她自始至终只全力以赴地对“曹七巧”、“银娣”（《怨女》主人公）的性格的“挖掘”和对《半生缘》的自然主义式的描写。

但是无论是福楼寿的《包法利夫人》还是张爱玲的《金锁记》，他们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各自都有些像吃错了药，即找不到她们各自“性格错位”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包法利夫人的丈夫毕竟不是其貌不扬的“武大郎”，作者让她那样朝秦暮楚，究竟在宣扬什么？而“客观地无动于衷”的创作原则的提法之本身并无可厚非，但要看你究竟是否让读者获得一次清醒与“压抑”的释放。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更是“无动于衷”，但它让读者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从而卡夫卡的作品也开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先河。余华的《现实一种》完全是摒弃兄弟亲情的一次非理性的残杀，但给读者打了一针清醒剂：看！愚昧的结果是多么可怕！再有，“客观地无动于衷”的也是可以的，但作者必须向读者展示某种象征性暗示，如果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写了一段“背着一个孩子艰难地过河”，一下就让读者明白：噢！他（即克利斯朵夫）背着的是真理。

不要以为读者只喜欢文学作品里的情节和艺术价值，绝大多数人是想在里面找个导师，再得到鼓舞（因为人生对所有人都会有种压抑感），读者之所以喜“牛虻”、“保尔”，是从他们身上找到了一种力量。喜欢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更是。至于喜欢托尔斯泰的《复活》是因为在那里看到“良心回归”，人类还有希望。而《飘》则展示永不言败的一种倔强。

由此看来，只顾“挖掘”而不计后果，多少会让读者遗憾。张爱玲不但奉行“让故事自身给读者所能给的（见《自己的文章》），这位近乎“为艺术而艺术”的女作家，对他人的稍稍干预现实的文学作品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过异议，譬如对于当时反映教育题材的影片《新生》，就曾给予过一些不太负责的批评与非难（这似乎也助长了当下某些文人一概轻蔑“文学净化心灵”的偏见）。

张爱玲对于某些低级趣味的文学作品，也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虽然张从不写“下半身”的东西）。她说：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更多的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论写作》）

显然，上述这些观点悖逆了中国传统上的“文以载道”姑且不说，即使用一些非常前卫的理念去衡量，是否也值得推敲。因为尼采就曾经说过：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让不想活下去的人获得生的勇气。

但张爱玲永远就是张爱玲，在她那个年代，她要走属于她自己的路，否则也就不会存在现今“张迷”们心中这位“张派大师”。张是个典型的“个性女子”，她自己也说：我是个古怪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但是）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

张爱玲这段话中，有一句是自谦，即她的天才不仅仅是个梦，而在时间进展中，她的梦已兑成了现实。但是“乖僻”确是有的，并且在她的一生中还为此付出了或多或少的代价。

的确，纵观张的整个命运历程，这种性格似乎为她铺下重重路障。虽然她在文字上洋洋洒洒，可在涉人处世上却一直在“跛行”：少年时她跟父亲反目而放弃了汽车与奶妈；中年在婚姻上受到挫折；到了人生的中晚年定居美国，她依然不会随方就圆（限于篇幅不便在此详述）。

在美国，她的一位华人朋友在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她（指张爱玲）在交际上很不习惯。（指华人圈里）

有一件事说明那位朋友看法是对的。一次，著名的旅美华人影后李丽华很早就想一睹这位女作家的芳颜，但在事先约好之后去了张爱玲家，李只坐了一刻钟便匆匆而去。

不过这些都没有妨碍她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功与发展，她的著作颇丰，直到古稀之年，她还英译了一部曾被中国文人看好的《海上花》。

大自然会适时地展示讨债面孔。在赖雅去世28年之后张爱玲也悄然离开曾被她称之为“不可理喻”的这个世界。

我想她不曾留下什么遗憾，该歌该怨的——或梦中悬想，或现实的情状，在她笔下均已“描尽绘绝”。

……

人天相隔云万里，恍见音容月三更。但那朦胧中的清晰又不离我们而去的，是她永远定格的——一个苍凉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