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生活的精织巧绘——作品论

赵  华

穿越世俗的诗性飞翔

运河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张宝玺以独特的视角观察、领悟生活，用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构筑一个令人心动、让人深思的文学世界。在张宝玺的文本中，有对民间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也有对人物情感精神深处的大胆披露；有知识分子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历史的反思，也有文人放飞自己的理想对美好的憧憬。不仅蕴藏了深邃的思想内容，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张宝玺出生于乡村，又长期工作生活在这片积淀深厚的热土上，亲眼目睹了周围的社会沧桑和生民的命运，为他能够游刃有余地触及、表现底层人们生存的挣扎、时代风雨复杂多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以敏锐的目光和娴熟的笔触，透过生活现象的表层深入挖掘其内在、本质的东西，表现出了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研究意义。

一

男女情爱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的话题，而且常常被赋予更为深远的寓意。当然这也不排除有些人为了达到商业目的在作品中做作矫情甚至煽情，充斥着肉欲、媚俗的低级趣味。但是美满、幸福情爱的实现和维持却往往表现为异常艰辛，《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以身殉情；《伤逝》中子君因为失去梦想、失去追求变得庸俗不堪所以失去了曾经如胶似漆的丈夫最后抑郁而死；《废都》中庄之蝶混迹于几个女人之中企图只是把性作为摆脱空虚、痛苦的救命稻草的。这些经典之作中的情爱结局是悲剧性的，有的是有缘无份只求来生结为连理，有的是为爱结婚却应验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分道扬镳。只是原因有异而已，或者是社会道德作祟，或者是个人性格决定。而张宝玺似乎要超越已往的文学规范，颠覆已有的思维模式，特立独行地高唱着富有理想色彩的爱情牧歌，给读者讲述了一个个有关爱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神话，使阅读者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古典文学作品所讲述的一个个才子佳人故事，其背后总会多多少少给人留下遗憾。所谓的“才子”也不过只会吟诗作赋、卖弄风流，或饱读诗书最后幸运地考取状元，而这些人一旦置身于社会生活中却显得呆头呆脑；而所谓的“佳人”也不过是长着一副漂亮的面孔和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孩童一般的心，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也许作家张宝玺是个完美主义者，在他的文本中，他总是以“完美”的标准去塑造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不仅貌美、多才、懂情、痴情，而且他们能在社会的洪流中如鱼得水，成就着自己的事业。《沧桑》中陈宏与李艳经历了三十二年的恋爱生涯，从豆蔻年华经历了尘世的风雨步入人生暮年。即便这样，陈宏虽然将近六十岁，却“仍旧那么骠悍，那么凛然，目光那么炯炯有神！”“臂膀上的腱子肉棱角分明，胸前的腱子肉仍旧隆起，还有他的墨黑而浓厚的头发和那墨黑而浓浓的剑眉以及那目光犀利的眼睛，依旧那么吸引人。”而已五十开外的李艳，“却不减当年的风韵——那风腴的身段上胸峰仍旧突起，那淡淡的柳叶眉往上挑，一边袒露出那种火辣辣的夺魂的目光。”无情的时间似乎特别垂青于陈宏和李艳，并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年老色衰的痕迹，他们的身心依然如此的青春，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我们甚至会怀疑他们是不是天上来客，过着那种天上一天人间一年的非凡人生活。很显然，这里作者对人物的描写中倾注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把自己的理想化的东西付诸于文字世界，以自己的审美观照精心细雕他想象中的人物形象。其实，在《潜流》、《捧着爱情的鲜花走向坟墓》等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不仅有姣好的面貌、魔鬼般的身材、磁铁石般的魔力，而且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还是成功的弄潮儿。无论是朱宏宇、林雨屏，还是王宇、白丽丽，他们无疑是上帝的宠儿，在人生的旅程中，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才情、享受着旖旎的风光。

经历了无数痴情男女的奋争，在今天我们可以充分享受爱情的自由，真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面对自由的爱情，我们却承担了前人无法体会到的情感上的茫然和恐惧。因为太自由的选择，我们不懂得珍惜选择的对方；同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对方的唯一。在这个滥爱的年代，婚外恋、一夜情、夫妻反目对簿公堂，真爱变得可望而不可及，爱情永恒成为美好的童话。也许是现实的诸多不可能，张宝玺才在他的文字世界如此强烈而又执著地幻想着自由、纯真而又白头偕老的爱情。即使小说中出现的困难或诱惑，也不过是作者心想的爱情永恒的证明。经过一番现实生活漩涡的冲击和历练，性情中的男女初衷不改。如《沧桑》李艳虽遭爱豺狼左正的玷污，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和打击，甚至不能给予一个女人应该给予男人的东西，但痴情的陈宏却力尽沧桑执著地等着，不管发生什么，心中依然深深爱着对方。《女人和月亮》中女主人公小五外出打工，因涉世不深被人糟踏，而初恋情人田大贵却不计前嫌。有一段小五遭遇不幸回到家乡之后与田大贵邂逅相遇的对话特别令人寻味：“我心里惦着你，我见过很多人，谁都比不上你。”“我已经完了，我不值得你这样。”“我就是要你。”“别人会笑话你的，你家里也不会同意。”“那你就别管了，你活着就是我老婆。”这段自我表白非常相朴实、坦率，彰显了男性对爱情、婚姻有意义的价值取向。社会的进步已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男性，他（或者是他们）已经不把女性作为某种工具或是某种物的形态，同样地他（或者是他们）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仅仅看重的是女性的身体。在他们的爱情、婚姻中已成为心不可少的粘连剂，甚至为了爱情他们可以不顾一切。田大贵能无视别人的笑话、不顾家里的反对毅然选择已非处女的小五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毫无疑问，是爱恋着小五的心理驱使着田大贵成为情感上的斗士和英雄，这实际上是对向几千年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一个反拨。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困难并不一定能够压倒人，人最难抗拒的往往是诱惑，尤其是情与色的诱惑。敢问具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有几个真正能够做到柳下惠坐怀不乱？有几个女人见英雄不芳心蠢蠢欲动？为了证明永恒的爱情的坚不可催，张宝玺可谓是煞费苦心在男女主人公的周围安插情真意切的追随者。《捧着爱情的鲜花走向坟墓 》中的王宇总经理身边美女如云，而且这些美女可以说是品种齐全：“漂亮的，有才华的，事业型的，温柔型的，性格刚烈的，谦和的”，但是王宇犹如置身于女儿国中的唐僧，心静如水不为色动，给她们的是“冷若冰霜，铁板一块”的面孔。葛云情感的狂轰滥炸，没有使王宇动心；当葛云知道王宏与白丽丽之间的感情，财气辞职而去，这不仅没有挽回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反而使王宇觉得“一切都凭缘分”、“我真正的爱情与事业的结合体现在丽丽身上”；即使是葛云在非常复杂的心态下结束生命的时候，她的事业、感情甚至生命的付出，只不过是令王宇感到愧疚。作为一个心地善良人的愧疚，加速了他和白丽丽走向婚姻殿堂的进程。当然，白丽丽作为王宇的对应人，也不是被动的被选择者，面对李加明、闫江的不懈追求和生意上的利益，白丽丽依然独情于王宇。《潜流》中章铭的工作成就、体贴爱心怎么也不能改变林雨屏对朱宏宇的痴情，朱宏宇和林雨屏最终奏起了情爱和性爱融合的交响乐。在这个张扬个性、自由的时代 ，爱情遭遇家长专制的悲剧几乎不再重演，女性随着自身经济地位的独立在爱情婚姻的选择上处于与男性同样的平等地位。可以说，每都有选择他人的权力，也有被他人选择的可能性，而职场的交往又增加了多种选择的几率。萨特说：“他人的自由，是我存在的基础。但是恰恰因为我通过别人的自由而存在，我没有任何安全感，我处在这种自由的威肋之中。”而对于张宝玺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而言，这种自由是超越时空的，给了他们言说至真至诚之情的机会和权利，或者说，这种与自由相伴的危险，倒恰恰成了他们爱情永恒的明证，使他们的爱情之树虽历经风雨而更加葱绿。

张宝玺笔下的爱情大厦能不能成为坚不可摧的风景？当阅读者阅读完文本自己的某种心理得到满足之后，直面现实时很难超凡脱俗的是涌起对爱情的无限美好遐想，还是灵魂深处升浮起阵阵凉意和悲哀？瓦西列夫认为：爱情的本质是满足性的需要，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只有在人老的时候才会存在。有意思的是《沧桑》中的陈宏和李艳恰恰是年轻之时只拥有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人老的时候才会存在。有意思的是《沧桑》中的陈宏和李艳恰恰是年轻之时只拥有纯粹的柏拉力式的爱情，人老的时候才即将走向红地毯。叔本华也说：“爱情的主要目的，不是爱的交流，而是相互占有，即肉体的享乐。纯洁的爱若脱离肉体的爱，是无法维持和保存的。”然而爱情因为陈宏和李艳而出现奇迹，如果说这是奇迹的话，他们经历了特殊年代的风雨和诱惑将爱情进行到底，但这又找不出足够的理由。虽然张洁也在《沉重的翅膀》中讲述了一个连手都没有握一下却令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精神爱恋的故事，但纯粹的精神爱恋毕竟就像王安忆在《锦乡谷之恋》中所预言的那样只不过是“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的故事”。时至今日，阅读者都已经认识到生理需求的满足和精神交流的实现这二者的结合是道德和美满的。按照这种推理，《潜流》中朱宏宇和妻子孙亚菊应当是幸福而无所求的，他们不但彼此恩爱，还有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但事情的发展却是朱宏宇情场之上另有他欢，孙亚菊也生活在非常复杂的状态之中。“真正的爱是永远的焦虑、担忧，是对被爱者的自由所抱的恐惧和期望（因为对方有可能不爱我，但又永远有可能爱我），是对对方的真心永无止境的试探和对无望的爱的永怀期望的追求。是在无条件的奉献和自由的获取这两者之间的永恒的矛盾，是幸和不幸的不断交替和互渗；在幸福中埋藏着不幸的预感，在痛苦的间歇中才有片刻的消魂。”因为爱，孙亚菊幸福并痛苦着。而朱宏宇既不愿放弃孙亚菊，也非常爱要林雨屏。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两个女性情愿为爱而妥协。一个男人同时爱并拥有两个女人，我们先不管它是否合不合道德、符不符法律，只从爱情的排他性而言，这种爱恋模式显得滑稽，在朱宏宇和林雨屏有了那销魂的时刻后，林雨屏会不会步孙亚菊的后尘？一个女人愿意与他人同享自己的男人，这样的故事恐怕是作者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这样的爱情也只是一个乌托邦，然而这个乌托邦又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有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

如果过多地去追究张宝玺笔下爱情的真实性和可能性，那么这只能是阅读者的一种误读。当进入张宝玺的文本，应当关注的是故事本身的寓意。就像浩然在给《女人和月亮》作的序中指出：作品不乏鞭笞和暴露，但不以怨恨的感情宣泄为出发点，着意在喻世醒人。张宝玺的作品确实能给读者更多的人生思考；什么是美好的情爱，怎样使两者相悦的感情合乎人性地向前发展。一部文学作品确实也不可能去解决什么社会问题，但它如果能触动、刺激人的神经，让阅读者的思给能够停留，哪怕是瞬间的、轻微的，那这便是这部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所在。

二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主题指向应当是多向度的，它的审美内蕴应当是丰富的，只有这样才能给众多的研究提供种种的可能，作品本身也因此获得了不衰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张宝玺的作品就像文学评论家熊元义所评论的：“他（张宝玺）站在今天的高度，借运河人几十年间情爱观念的沧桑巨变，书写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体现出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美好把握，具有浓厚的思想文化深度。对不同历史时期运河两岸农民、基层干部、企业家的爱欲观、道德观、人生观诸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从农村到城市，从爱情到事业，从商场到官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官员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折射着社会的动荡变迁、发展进步。可以说，张宝玺的文本既包含了驳杂的民间文化形态，又涵盖了政治的、经济的方方面面，既体现了民间的理想主义色彩，又给予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和批判。

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忘记民间这个广袤、深厚的文学土壤，从鲁迅、沈从文到赵树理、马烽，他们或者以批判的态度来剖析历史积淀在中国农民身上的劣根性，或者以肯定的情感来表达民间的那种纯美与洋溢的生命力。民间“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的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饱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审美功能。”《沧桑》中李秀英是独生女儿，准备与她结婚的郝福答应落户到女方家，这种婚姻形式再现了当地农村的风俗。当知道女儿秀英四年后即将举行婚礼时，年近七十的老父亲就精心为女儿制作嫁妆三开立柜，立柜上的天女散花和喜鹊登枝，不仅倾注了老人对女儿的浓浓的爱心，饱含了老人对女儿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和祝福，而且还是民间文化一种活生生的载体。为了赎回被抢走的立柜，秀英拼命攒钱，村民李倔犟不但给予秀英夫妇精神上的安慰，而且主动拿出自己也非常需要的钱来帮助秀莫早日实现愿望以告慰冤屈的灵魂，这对李秀英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的好事，有了钱，就可以抬回立柜，就可以对父亲的在天之灵有个交待。但当他们知道牛吉祥的十六岁女儿患大脑炎急需用钱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将钱借给了比他们更需要钱的牛吉祥。这里没有太多的语言表白，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他们身上都是那么自然而应该，急他人之所急的胸怀、患难与共的乡情，作者在这里奏响了一曲强劲的纯朴民风之歌。

就像《沧桑》题目本身一样，故事发生的地点苏坨村在时间的流程中，也在发生着沧桑变化，而在这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最能代表着一种韧性的生命力的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人物李倔犟，或者说，李倔犟是真正属于在历史进步中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的人民的一员，是中华民族历经风雨而仍生生不息繁衍下来的民族精神的缩影。王安忆曾说“‘人民’这两个字却是不好平常地出口的，由于它的神圣，就显得有些夸张，不真实。可我真的是在写它。写它的浑厚，结实。它是那样一种紧密的组织，紧密到质地变成柔软。它几乎是打不散的，外表打散了，内里的力量则又将它集合起来。由于频繁的打散与集合，它看上去不免是变形的，有失均衡，可是却更有力度。它艰难地汲取着养料，滋养着自己。由于汲取养料的费力，它又一次变形，失去均衡，可是，纠结的力量再一次增加。这样的生命力不是单纯领先时间和智能来成就的，它还是靠着一种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活下去。这是最为现实的本能，许多虚无的思想非但没有消解它，反成了它生存的肥料。”在那个狂热、极易迷失自己的年代里，李倔犟的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全国上下砸锅炼铁，食堂入伙，耿直的李倔犟看不惯这种浮夸之风，自然采取抵制行为，因此付出了失明的代价。但生活的磨砺并没有改变他做人的棱角，四清运动、文革期间，他不仅热心帮助罹难的乡民，而且与当时极为嚣张的左正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斗争。李倔犟不懂他也不讲什么高深道理，作为农民的本色，他只懂得人要吃饭、要生产，凭本事卖力气挣钱就是对的，“有饭吃，有钱花就是好主义”。他是认理不认人，即使是对他非常尊重的赵坚，当知道要“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的政策时，他依然据理力争，并不因为赵坚特殊的身份而放弃自己对生产的看法。如果说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那么儿子李财的“李氏家具有限开发公司”的生意的兴隆，则证明当年李倔犟的观念的可操作性与正确性。李倔犟身上的那股硬气与正气正是人类历史绵延不绝的重要支点。正因为有了李倔犟这些人，比如小说中的李财、郝福、姚和、牛吉祥等人，恐吓、权势不会使他们动摇和屈服，他们坚守着最朴素的乡情民义，他们操持着最基本的是非观念，他们立足于那片土地，相濡以沫，共同迎接命运的变幻无常，搭建起生活的绿地。

社会的发展中总有异类的产生，乡村城市并不是处处张扬着顽强向上的拼搏精神、自由自在的理想品格和慈悲仁爱的人道温情，它同时还是一个很容易藏污纳垢的空间。《沧桑》中的左正就属于这种具有恶魔般疯狂破坏以满足自己私欲的异类。在刮起的政治风浪中，左正身为村党支部副书记、贫协主席，利用手中的特权，施展着自己的淫威：害死善良的老木匠、无辜的幼女兰花、县纪检委王书记夫妇等，长期霸占张英、李银花母女，玷污李艳并使其内心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和创伤。人性中的恶在跳梁小丑左正身上极度膨胀，政治的力量和时代的氛围又为权欲、物欲、色欲的可能实现提供了催生的温床。虽然左正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但这远远不足以弥补个人对他人、社会所造成的伤害的后果。权力，一旦被心怀叵测的个人利用，它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力往往是空前的，它对人所产生的那种余悸是深远的。许多作家在把笔触伸向乡村的时候，也以犀利的笔锋剖析了农村中基层干部的阴暗面，张炜《秋天的愤怒》中的肖万、毕飞宇《玉米》中的王连方就是这样一类政权畸变的典型。对于公社党委书记陈坚作者是怀着非常复杂的情绪的。一方面，陈坚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利为老百姓服务，大胆起用有才能、有抱负的年轻人担当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只顾上级政策而忽视具体情况。尽管陈坚有人性的弱点和在工作中的过失，但作者还是善意地给他一个自我忏悔的机会，让他的灵魂在忏悔中得到洗炼和升华。如果说张宝玺在《沧桑》中对官场的批判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在《潜流》中已转变为颇为愤激的披露：“搞浮夸的人却节节升迁！说实话的人却因‘政绩不显’而受批评或降职。”对于身处宦海的张宝玺来说，能够理性地审视包罗万象的官场，显示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善于自我反省、勇于自己我批判的立场原则。

知识分子习惯将为民请命、为民立言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中国的现代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又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启蒙者的角色，来启发、引导处于蒙昧状态的劳苦大众。“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创造了自身的辉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中国提供了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于权威，也不取悦于大众。他们通过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使自己从权力网络中独立起来，又通过启蒙立场使自己迥异于民众的意识形态，执著地探寻未来。”就这样，知识分子凭借着自身渊博的知识和先觉的思想获取了居高临下的姿态和救世说教的身份，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从似乎就构成了启蒙——被启蒙、教导——被教导的二元对等模式。但是，知识分子不是万能完美的上帝，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和社会实践制约，往往使他们良善的愿望落空。就像孔范今描述起始轰轰烈烈而终陷入悖论境地的“五四”启蒙运动，“连启蒙主义者本身，也不能不痛感到仅靠启蒙行为难以改变被启蒙者乃至整个民族的现实生存状态。更何况，与被启蒙者的无法真实沟通，则使之备觉无可奈何。为了向社会基层群众普及启蒙宣传，他们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比如青年学子们组织下基层演讲，就被认为是比较容易奏效的方式而被采用。但其效果却实在不像所期待的那样好。”当人们回顾历史风云际变的时候，不得不对知识分子做一个重新评定。张贤亮在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等作品中描述了一种“母子”模式，无论是许灵均还是章永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时代的苦难降临之时，他们肌体疲惫、灵魂伤痛，接纳、抚慰他们的是淳朴憨厚的老百姓。在他们精神几乎崩溃的时候，人民群众所表现出的母亲般的关心和温暖，帮助他们最终走出了绝境，走向了另一个精神的高地。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张宝玺的文本中表现出一种更为复杂微妙的关系，他们血肉相连，相濡以沫，休戚与共。他们一块为吃饭穿衣出谋划策，“小树林”成为他们的纽带，他们为“小树林”而战，为生存而战。所以，当左正打“小树林”的主意时，乡村知识分子李艳冒着危险去和左正争辩，村民牛吉祥、马利、郝兴旺等人义愤填膺去阻止左正。当李艳的人格受左正侮辱时，善良的村民又再次站到李艳身边，给她信任和力量，他们团结在一起终于使外强中干的左正吓得惊慌失措、溜之大吉。张宝玺的文本足以引发阅读者对知识分子和大众关系的再次深入思考，这不仅仅理论上的推证，更有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

如果把张宝玺的作品连缀成篇，就不难发现他的系列作品其实就是中国一部现代社会的发展史。如果说《沧桑》侧重谱写五十年代以来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的生活，那么《潜流》则侧重于展现当代城市的经济状况和城市人的追求；如果说《沧桑》侧重描写人的生存，那么《潜流》则侧重刻画人的情感世界。张宝玺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高明不是把故事讲得多么的曲折幽深，而是他不满足于仅仅讲故事，让读者或者世人知道某时某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他总能及时地提醒读者思考故事背后的意义，事实上阅读者读完他的作品也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沉思的状态。因此，张宝玺小说叙事的意义就在于：文本所描述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空间的中国社会的人文背景和历史特征，使人们加深了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三

优秀的作家，不仅注重题材和选取，而且对叙事方式也都进行精心构思。方方在《风景》里以一个夭折的孩子的视角描写凡俗人生，展现了处于社会底层都市民间的生存世界，以一种极端强化的方式还原出野蛮冷酷生存景象，震撼着读者的灵魂；马原将小说创作变成了一种叙事技巧的演习场，通过叙事视角的不断变换，造成阅读时的陌生感、好奇心，形成自己的“叙事圈套“；王蒙是当代文坛极为活跃而且生命力极为持久的一位作家，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蒙是一个不断探索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变换着叙事方式的作家。事实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帕西·路伯克曾说：“小说写作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在于对叙事观点——即叙事者和故事的关系——的运用上。”在叙事者、人物、读者的关系上，张宝玺采取了独特叙事视角：即全知叙事为主，人物叙事为辅，同时探索着多角度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

所谓全知叙事视角，是指在小说中叙事角度是变化的，君临一切、不受任何限制。而叙事者存在于故事之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张宝玺在文本中以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者身份游刃有余地讲述着故事的来龙去脉，时而打破时空的限制将过去、现在、将来放置于一个平面，时而潜入人物心理世界借人物之口评议时弊，这样一种叙事视角，使作品中个人立场的具体显得已最大限度地实现。身为运河文学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之一，张宝玺的作品无疑洋溢着运河两岸人民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对运河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描写自然是其中重要表征之一。运河，这条哺育着一代代纯朴善良而又多难多灾的运河人民的母亲河，承载着生命的厚重：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着儿女的苦涩，万念俱灰的王玉兰投向她的怀抱，绝境无望的人将女婴置于河中漂泊以期孩子获得新生，此时的母亲河哭泣着、暴怒着，“运河水波涛山响，像是在发泄着天大的愤懑”；当十年浩劫结束，人们的生活有了盼头时，“运河冰层‘咯叭……咯叭……’地炸裂着、融化着。数日，河水便畅快地向东南方向流去”，“运河的流水声同样像在奏着一曲欢快的乐章”。只有全知叙事视角，才能够写出运河的喜怒哀乐，才能更好地表现她与运河人民的血肉联系，使之成为历史的见证，才能够更好地表达作者对运河及其人民的深厚感情。全知叙事视角，还能够使作者自如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潜流》中当林雨屏在东方饭店伺候那些掌握她公园度假村能否建成的生死大权的官僚时，借用林雨屏的心理活动展开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批判：“她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例行公事，可是她更知道自己这样做为什么要例行公事。你县长批了立项有什么用？副县长批了有什么用？实权都在这些委员手中，他们当中任何一位出来挡横，或推托说再研究研究，这一下子就许拖个一年半年三五个月，有时就真的可以把你拖乏拖累，拖得你没了精神，没了劲头，死了那份心了事。”文本以全知视角的方式不时地穿插议论，赋予故事以深刻的社会意义，使朱宏宇、林雨屏的爱情故事之外又再现了复杂的社会内容，使林雨屏的申请创办度假村的商场变成了对相互扯皮的官场的批判的舞台，表达了作者的愤慨之情，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在全知视角下，过去与现实能够交错进行，叙述的触角能够根据主题的需要及时、随意地伸向逝去的时光或者农村、城市或者生存、情感或者经济、政治，如《沧桑》叙述的故事主要以陈宏与李艳三十二年的曲折的情感发展为线索，从而展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曲折发展历程。但是由于作者采用了全知叙事视角，以对李倔犟双目失明原因的介绍，引出了五十年代中国“大跃进”、浮夸风的实际国情；同时作者还以全知的身份计述了李艳之母王慧娟的故事，王慧娟的丈夫李茹来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悲壮事迹把读者的视野推向了四十年代风雨如磐的中国大地。这样的叙事方式无疑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容量，拓展了小说表现的广度和深度。

人物叙事视角，是指小说以某一个人物作为叙事角度，一切严格地按照这一个人物的感觉、情感和知识来表现。张宝玺的作品以全知叙事视角为主，但有时也从人物的视角来叙述。如《潜流》中作者在以全知视角介绍林雨屏的妩媚动人之后，又以朱宏宇的眼光去描写、验证林雨屏的美：“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从头到脚，五官身段，穿着打扮，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纯美，真是无与伦比，无与伦比啊！”这种人物视角的叙述，使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增强，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可信。除了全知视角和主要人物视角之外，张宝玺在作品中还采用了次要人物叙事的角度，如县长解甲看完林雨屏的有关建设度假村的报告时赞不绝口的评论：“人才，人才，绝对是个出色的人才！”“这个林雨屏，有魄力，有魄力。”这样，三种叙事视角的转换、互补，共同完成一个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林雨屏的塑造——一个才貌双全、充满着人格魅力、宛如人间仙子的当代女性形象。这种叙事视角的有意切换，既可以毫无限制地自由叙述，又使作品真实可信，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传统全知叙事视角的极大超越，这也是张宝玺作品的研究价值之一。

全美作家协会会长冰凌曾说：“运河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是几代运河文学大家的贡献。如今，张宝玺在这片风景区里，又添砖加瓦，盖起新的亭台楼阁，于继承中求发展，于发展中求变化，于变化中求深度，极大地丰富了运河文学艺术。”这段评论一语中的，极为准确地概述了张宝玺作为一个作家孜孜追求不断创新的艺术精神。这位求变、求新、求深度的作家，是不会满足于一种叙事方式的。在《捧着爱情的鲜花走向坟墓》中，张宝玺又大胆使用了多角度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作品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主要叙述了王宇、白丽丽、葛云三个人的故事。但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让作品中的“我”的身份随着出场人物的不同发生着改变，这多个的“我”共同完成一件事——有关爱情——的叙述。虽然作品中每个“我”的内心独白、意识流动让读者读起来有一种混乱模糊甚至支离破碎的感觉，但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这种模糊晦涩。这种私人化、意义模糊的多视角叙事恰恰与当今爱情自由但爱情却沦为快餐、人人感情自危的社会现实不谋而合，表达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白头偕老的永恒爱情的追求和向往。

文学形式的选取，其实不单单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它往往与人文内涵的因素密切相联。文学形式一旦变成叙事而叙事，坠入形式主义的深渊，就会毫无价值，其艺术的魅力、生命力也就荡然无存。张宝玺的独特叙事视角，与他对普通生命的人道主义关怀、对美好人性的诗意向往，对社会上丑恶、卑琐现象的不平和愤怒，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也体现了他穿越世俗放飞自己理想的浪漫主义情怀。张宝玺是以一种鸽子视点式的温和的而非批判的立场展开对运河两岸人民的书写的。运河人民，在灾难面前毫不畏惧、相互搀扶、相互信任，浓的化不开的乡情、亲情温暖着彼此的心田。郝福家遭遇不幸，村民们帮助他家安葬老人、照顾发疯的妻子；李艳被批斗，乡亲们给予她信任的目光，明白她是被冤枉的；李倔犟不顾左正的淫威热心收留无家可归的王玉兰。这些善良、纯朴的乡民终于相互支撑走过了那段风雨路，迈入了幸福的新天地，今日的苏坨村到处是一座座塑料大棚西瓜，李财的有限开发公司生意兴隆，既是作者对故事情节的展开叙述，也是作者对运河人民美好生活的诚挚祝愿。尤其是对李财的描写，这个往昔的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庄稼汉，如今不仅拥有自己的公司，而且“也已拿下了经济管理的大学文凭”，这个人物形象显然有拔高的嫌疑，是作者进行了理想化处理的，体现了作者的浪漫色彩。可以说，在张宝玺笔下的乡村世界里，几乎找不到自私、狭隘、保守的这种与中国农民相伴相随了几千年的性格特点，相反，像李倔犟、郝福等人，在国家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的时候，是他们坚守着正确的方向，他们不但务实，而且与时俱进。就连一向正直的老干部赵坚也因自己当年的教条主义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赵坚悔恨的心情与苏坨村人的热情款待形成一个对比，反衬出农民像运河一样那博大的胸怀。艾青曾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那么，张宝玺对农民美好品格的挖掘和表现，其巨大内驱力是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运河大地所饱含的深情。在情感世界里，作者也有意创造出一个个充满着爱、没有猜忌的乌托邦，无论是朱宏宇，还是林雨屏、孙亚菊，为了维持他们难以割舍的爱竟愿意三人同行。如果说爱是自私的、排他的，那么朱宏宇和林雨屏、孙亚菊却创造了爱情奇迹。我们暂不以女权主义的观点批判张宝玺构造的一男二女的爱情模式是否造成了对女性的不公平及其对男性滥爱的解脱，有一点必须承认，张宝玺在语言文字世界里虚构的爱情神话，毕竟是对当今纷纷扰扰的男女关系的一种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张宝玺一直坚持写作，笔耕不辍。他不断地游走于文学、现实与理想这样有着极大反差的不同空间里。社会的不平更能激起他想象的冲动，现实的局限更能激起他用文字迫切地搭建一个个令人憧憬的自由王国。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曾说：“他（作家）的肉身所栖居的现世强加于他身上，最终作用于他想象的那股力量，不管他是否乐意，这力量都在他身体里安家落户。”张宝玺，这个生长于运河岸边的作家，这个处于生长状态的作家，以他对社会的独特观察和对人生的敏锐感悟，展示着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沧桑巨变，以及在这巨变下涌动的潜流，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深深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