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土耕耘者  文坛育苗人

——追忆浩然先生

楚学晶

惊悉浩然先生仙逝，万分悲痛。即使知道先生已大病多年，仍不忍亦不能接受这样的噩耗。

10年前，刘绍棠先生作古，今又痛失一位文坛宿将，两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文曲星先后陨落，京东大地为之呜咽，大运河为之嚎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这个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为灾难深重的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劳苦大众，搭建了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解放的平台。于是乎，人民生活改善了，从贫穷走上富裕，而更重要的是，一些工农出身佼佼者，登上了上层建筑这一领域，组成了一支浩荡的文化大军，撑起了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出现了一大批工农出身的学者、作家。如：高玉宝（作品《高玉宝》）、吴运铎（作品《把一切献给党》）、蒙古族的乌兰巴干（作品《草原烽火》）、农民诗人王老九及京东农民作家梁金广即浩然先生……

浩然先生出身于纯粹的农民家庭，自幼饱受贫穷和苦难，他了解农民的疾苦，甚至农民的切肤之痛，他又亲身体味到农民的所思所想，他为农民落过泪，也为翻身农民的温饱而焦虑，更为农民的地位日益提高而乐极。作为农民中的一员，他理所当然地拿起笔讴歌他们，向世人展示新社会农民的风采。几十年来，先生笔耕不辍，始终没有离开农村，作品没有离开农民这一主题。如今，先生去矣，身后留给我们的是鸿篇巨制、著作等身，留下的是一部20世纪歌颂农民的史诗。

先生的创作源泉是农民，先生的创作阵地是农村，先生的足迹踏遍京郊区县和京东广大农村。他和农民交朋友，他和农民做知己，他习惯睡在柴禾烧热的土炕上，他爱吃农家饭桌上的贴饼子、玉米渣粥、大葱蘸酱……笔者1976年春节和王梓夫、徐天立一起去给先生拜年，那时先生住在月坛，狭小的两居室挤满了客人，都是来自京郊和天津、河北的农民。其中有顺义焦庄户的农民萧永顺，他是先生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原型。先生像孩子一样高兴，满面春风地招待客人，小屋里热气腾腾，茶香、水果香，乡下人手捏烟袋杆，烟袋锅里的旱烟一亮一暗，小屋里缭绕旱烟的香气，这倒像一个农村题材的讨论会。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朋友，讲述着他们那里发生的故事，先生认真听着，不时开怀大笑，还插话询问村里的情况。先生对我们说：“春节后你们感兴趣跟我下去转一遭，什么失眠、厌食、上火…… 一到农村全没了。喝口井里的凉水养人，粗茶淡饭保平安哪！”

难怪先生的作品那么赢得中国农民的喜爱，除去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根本就是他有旺盛的生活源泉。纵观先生的作品，总是和着时代的脉搏，及时、生动地描摹出那一时期农民的喜怒哀乐。《金光大道》这部长篇小说深受历史局限，但书中描写的场景、塑造的人物，都是时代的写照。小说显现出扎实的生活功底，人物有血有肉，刻画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令人久久难忘。

中国古代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夫子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的美誉，浩然先生在培养文学青年、广播文学种子方面堪称学子云集、桃李满天下。

文革中，先生远离派系斗争，走遍广大农村基层，传播文学创作思想，发现、培养文学新人，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创作骨干。那时，先生组织了文学培训班、创作班，口传身授，在北京郊区掀起了文学创作高潮，仅通州、顺义、怀柔、密云、房山、大兴、延庆、门头沟等区县，文学青年数以万计，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数以千计。1979年麦收时节，通州区文化局组织三夏工作队，王梓夫、张春昱、张桂莹和我去侉店乡卜落垡村支援三夏，我们把浩然先生接来。工作之余，晚上探讨创作，聆听先生教诲。有一次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梓夫推醒我，说浩然先生想一块儿聊聊。我俩走到场院里，先生背心、短裤席地而坐，我们三人围坐在一起，远处传来脱粒机的轰鸣声，一阵微风吹过，驱走了盛夏的炎热，凉风中夹杂着丝丝新麦的香气。那天夜里，先生兴致极浓，我和梓夫向先生汇报了创作情况。先生很高兴，边听边点评，特别对我构思的短篇《七月放河灯》耐心地评述并提出修改意见。后来，我的短篇小说《七月放河灯》发表在《青年文学》杂志上，先生特意为我写了短评《熟能生巧》。点评中，先生不乏褒奖和溢美之词，并提出了小说中的不足，而点评很大篇幅是热情帮助和鼓励。我不能忘记那个不眠之夜，更不能忘记先生的教诲。先生这样培育文学新人何止我一个，先生身边簇拥着成群结队的工农子弟、晚生学子；先生的作品妇孺皆知，先生的名字家喻户晓，先生的业绩名垂千古，“天下谁人不识君”！

我们感念先生的高洁品德，我们学习先生的“甘于寂寞，乐于贫困”的品格，我们继承先生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博大胸襟。

我们遥望先生远去，我们遥祝先生一路走好！

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活在先生未竟的事业中！这事业美如五彩云霞的艳阳天，似平坦宽广的金光大道！

2008年2月于柴扉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