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农闲季节，天一擦黑，村边场院上便响起一阵儿紧似一阵的锣鼓家什声。扛板凳拎马扎的人们三五成群聚集过来，一会儿，场院里坐满黑压压的人群。待锣鼓一停，梆子一敲，京胡一响，大戏就开演了。

    这是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里演庄户戏的一个小小片断，在这样一个又一个来了又去了的夜晚里，乡亲们以这种极朴实的文化形式消磨着辛苦劳作之后剩余的时光。

    如今回想起来，就像笑谈一样，全国那么多的艺术家和演员们都忙活啥去了！银幕和舞台上就八个样板戏和几个故事如出一辙的电影，社员们的文化生活就靠这些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几个电影维持着。可能是看够了几个电影片子，也可能是由于上级的号召，那时候的村庄竟有大半拉起了本村的戏班子。

    我们村戏班子的名称叫“李家庄子革命样板戏剧团”。说是样板戏剧团，其实只能演《红灯记》、《沙家滨》、《智取威虎山》几个样板戏，像《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等根本演不了。芭蕾舞得用脚尖跳，有些还需要女演员穿很少的衣服，庄户人家压根就没见过大世面，肯定跳不了芭蕾，再说，物质的匮乏加上精神上的封建，女演员的服装和表演问题更不好解决。剧团里，只有几样乐器是从城里买的，其它像服装鞋帽、桌椅条凳、枪支道具，一应都是自己动手做。我记得枪支是我的一个远房六爷爷做的，他是我们村里手艺最好的木匠，铁头子家什是高铁匠打制的，开枪的响声是由“甩炮仗”完成的，连演员披的蓑衣都是自己编的。说是庄户剧团，也真是庄户到家了。

    当时，我也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只知道放学后看演员排节目很热闹、很好玩，然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不管物质多么贫乏，人的精神的东西是须臾不可缺的。这，也是社员们抱着极大热情参加剧团演出的原因。我父亲那时只有四十多岁，英俊的面相，高挑的个子，在村里无人能比的文化程度，加上爱热闹的天性，自然成了剧团的组织者和台柱子。我父亲是生产队长，他白天带领社员们下地干活，晚上回家在煤油灯下修改剧本，给演员说戏。一天的农活，晚上再熬到很晚，累尽管是累，可父亲总是乐呵呵的。

    一个戏排上十天半个月，基本算是成熟了。正式演出前三两天，是演员们最紧张也是最兴奋的时候。这三两天生产队给予演员照顾，只要沾点角色的就不用下地干活，照样满勤满点地给记着工分。一个新戏的第一场演出，是全村人最高兴的时刻。上午下地干活前，各生产队长根据村里的指示，在出工前例行的讲话仪式上，先是安排一天的活计，结束讲话前，生产队长会提高嗓门，大声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咱剧团有新戏演出，大伙儿可千万别耽了看戏。队长话音未落，社员们会发出一阵欢呼声，这一天农活也干得特别有劲。

    下午收工后，天已傍黑，村里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吆喊着看戏的通知。匆匆吃过晚饭，先是孩子们一路呼吆着奔向场院，接着是来不及拾掇饭桌的大人们。由村子通往扎着戏台的场院的路上，三三两两的人群和来回晃动的手灯灯光让初冬的小村显现出一些生动的气息。最先到场的孩子们格外忙活，有的用粉笔圈占着自己及家人的位置，有的拾些小的石头标出自己座位的四至，有的因为戏前紧张，一趟趟跑进场边的小树林解着小便，怕的是演戏时走不出来而遭受尴尬。好动且善于显本事的男孩子，则在高高的戏台上跳上跳下，不顾大人们的一再呵斥，自顾自地一个劲顽皮嬉耍。泛着青光的汽灯照亮戏台，台下却显得人影模糊，于是，儿子喊娘，孙子叫奶奶，姑娘尖着嗓儿找同伙儿，台上锣鼓齐鸣，台下人声鼎沸，台上台下一片热闹。

    戏开场了，打扮得头紧脚紧的演员们一上场，台下就会有孩子按捺不住，冷不丁冲着台上的演员冒出一奶声奶气的尖嗓：“那是我小姑！”这一喊不要紧，台上演员还未开口，台下观众已是笑声哈哈。只听见同龄的孩子们笑过之后，一片愤怒的喊打声：“谁装能的？安！砸他！砸他！”这时的台上，老演员会自如地演自己的戏，新演员如果遇到这样的阵势，会被台下的一片嘈杂声咋呼昏了头。有一个姓邢的女演员，第一次登台演的是《红灯记》里的铁梅，本来背得滚瓜烂熟的戏词，刚一上台就被生产队里一起干活的小伙子喊蒙了头，提篮小卖的她呆若木鸡地站在台中央，就是唱不出那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来了，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事后那个好事的小伙子被生产队长罚了20个工分，挨了邢姑娘一顿臭骂。延上天气不好，或者道具不听使唤，演员之间配合不怎么到位，也会常常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端。有一次演《沙家滨》，可能是因为甩炮仗返潮，当扮演郭建光的演员举枪搂动板机时，幕后负责摔炮仗的演员没有摔响，郭建光只好虚晃一枪，再搂板机，可第二个炮仗还是没有摔响。台上的郭建光是位老演员，他为了给摔炮仗的创造配合的机会，灵机一动，将枪举到脸前，对着枪口用嘴一吹，随口加了一句台词：“妈的，这洋枪也有瞎火！”这时，就在嘴里说着词，枪还对着脸的时候，幕后的炮仗摔响了。炮仗一响，台上台下笑翻了天，郭建光稍一愣正，将头一扬，离开枪口，顺嘴又来了一句：“吆！还走火了，多亏没打着，要不这老伤刚好，又要添新伤了！”这时，台下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俗话说：饱吹饿唱。演出前乐队可以吃饱，上台的演员只能喝碗粘粥或吃碗疙瘩汤。散戏后，也没有什么好饭吃，大队保管员负责生活，给演员准备的是玉米面煎饼或者玉米饼子，菜是猪肉粉条大白菜，好喝口的男演员每人二两散装“诸城白干”。就是这样的物质待遇，演员们却极其满足，回回都吃得满头大汗。戏班子并不是村村都有，没有的村庄会经常邀请邻近村子的戏班子去演出。演员被邀请出村演出，自然就多了些自豪感，在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戚面前，演得也格外卖力。出村演出的招待也大不一样，人家会像款待贵宾一样尽心尽力地招待演员。在大队办公室生起炉子，摆上从学校搬来的课桌，每桌六个菜。菜尽管不是很厚，不外乎肉丝炒香菜，香油馃子拌菠菜，猪肉炖粉皮，可“诸城白干”是开着喝的。演出完毕一身轻松，人家又是一脸热情相陪，个别男演员喝着喝着便过了量。过了量话就多，话多了就出错，说错话就会出洋相或闹出笑料来。我的一位远房叔叔，说话结巴得要命，在剧团管服装和道具，有时也跑跑龙套。他好喝酒，但酒量不大。有一次到外村演出，吃饭的时候酒喝冒了，上了岁数的大队会计不断地给他夹菜让酒，口中说着：“小伙子您吃，您吃！”我叔叔被客套得不好意思，思维让酒灌得有些模糊，想鼓鼓劲说句回敬的话，可大张着嘴就是说不出话来。人家大队会计瞅着他憋得通红的脸，感到莫名其妙。忽然，我叔叔来了灵感，嘴里猛地吐出一句标点符号完全错了位的话：“没（mu）耽着就着大爷吃！”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不耽着就菜，大爷您吃！这一弄不要紧，刚一说完，全桌禁不住一番哄堂大笑，饭渣子喷了一桌，弄得人家大爷和我叔叔都面红耳赤。

    一般说来，剧团里的二三十号人，大都是些村子里有点文化水的人。大一些的念过旧时的私塾，年轻的受过新式教育，小学毕业的算是最低的文化程度。这么一帮子人整天聚在一起研究剧本，琢磨角色，描眉画眼的，时间一长，无论是说话做事，还是穿衣戴帽，在左五右六的村子里，显得有些鹤立鸡群。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未婚男女青年们，竟然大胆地当着村里老少爷们儿的面戳胳膊弄腿的，时不时地在胡同里来上一阵喧闹的笑声，有的还故意带着浓重的油彩戏装在村里的街上有些显摆地逛来逛去。在今天看来，这些行为，即使有些放浪和夸张，也实在算不了什么。可在提上30多年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时人们的眼光里，青年男女演员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大大不合传统规矩的。当然，正是因为他们是演员，戏里需要他们男女之间要相互配合着做些什么，他们在角色上的表演会给乡亲们带来些欢乐和革命激情，乡亲们在理解戏里人物的同时，也理解和谅解着他们。生活中的男演员会和戏里的郭建光一样，时常将褂子扎在裤腰里，还会经常把手卷大喇叭纸烟换成8分钱一盒的“勤俭”牌烟卷。女演员在台上演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颇有些雄性色彩的角儿，生活中却爱将粉红色的手帕撒上香水，碰到人多的场合，故意从口袋里掏出来沾沾脸上的香汗。这样的氛围，这样的花儿般的年纪，难免会生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年代里，演员们的爱情经历自然显得有些个另类。在离我村不远的另一个村子的剧团里，“李奶奶”和“李玉和”谈上了恋爱。我村剧团演戏不到三年，竟有三对搞上了对象。有意思的是，“沙奶奶”和“郭建光”对台词对到了生产队的草垛里，邻邻居居打着灯笼帮两家找了一晚上的人，未果而归。一年后，“沙奶奶”和“郭建光”未婚先孕，生下来个又白又胖的“革命火种”。

    我觉得，社会和人生一样，有时很精彩，有时也颇无奈。人生是一种个性体验，社会则是群体的共同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戏就是全中国人民集体的生活片断。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苦中作乐，从戏台上觅取生命中的些许热闹和乐趣。如果有人嫌那些文化过于单调和苍白的话，那也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和挽回的事情。因为那时的“革命”闹得也太邪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