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题目。然而，在过分耽溺私我、梦呓与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当下，兴许奢谈一点“宏大叙事”更有利于寻索理性原点的车尘马迹。

    在文学界，有一种流口常谈：一等人写诗，二等人写小说，三等人写散文，最次的才做文学批评。在出版界，似乎也有一种不成文的共识：类型文学是宠儿，严肃文学是鸡肋，文学批评是毒药。看来，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公共传播范畴，文学批评均俨然一个不受待见的小可怜。更要命的是，近年关于文学研究、批评的丑闻和乱象纷至沓来，令文学批评在公众与知识界的形象、地位一落千丈。一位资深的编辑界前辈曾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批评状况概括为：前三十年只有政治批判，后三十年只有互相吹捧。我深深服膺于其毒辣的眼光和敏识。“前三十年只有政治批判”大体无疑，但“后三十年只有互相吹捧”则需商榷。假若说前三十年的批评仍基于某种立场（哪怕只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话，那么“只有互相吹捧”的后三十年则连基本立场都丧失了。既无立场，谈何批评？这不就等于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文学批评仅制造了一些酬唱应和的文字泔脚？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也许能够为污名化的文学批评重塑尊严、信心和形象。当初，我们为什么要策划此选题并延请贺仲明、李遇春二位先生主编该丛书？概言之，要因有三。

    其一，中国新文学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时代、文化症候，新文学批评便是对症候本身的审视及勘察。我一直很反对营垒森严的学科间离，谈历史到历史为止，谈政治到政治为止，谈文学到文学为止。为何人们能天天念叨所谓“大数据”，却不愿建立一种“大文化”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事实上是一项对时代与文化症候、现象进行回应、拆卸与重构的工作，它天然地带有启蒙的学术责任。我很同意李遇春先生提出的“心证”、“形证”和“史证”统一的实证批评主张，而这种主张恰恰也楬橥了该丛书的文化品格和阐明了我们编辑出版的理念意图。弥纶美学与形式、思想与历史、文本与时代，绘制一张理性、严肃的价值交流与批判的启蒙光谱，从小切口抵达大纵深，这才是组织该丛书的出发点和核心导向。

    其二，通过出版该丛书，旨在组构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知识分子对话场域。稍微了解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人会知道，曾经在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精诚合作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经济体制转轨的九十年代后却分道扬镳了。至此，当代知识分子场域业已嬗变为派系林立、话语割据的思想藩镇。这样的文化景观既是因价值诉求分化而带来的深入，同时也苫盖了学术观点交互的火花。编辑该丛书的目的便是抛却固有的政治、思想宗派差序，打造一个具有知识分子间性的平权对话机制与平台，使批评在流动中得到活化。丛书十位作者的研究领域横跨思想史、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等，理论资源纵贯社会历史批评、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理论、现代性理论、审美批评、精神分析、新批评等。他们对同一作品或现象的观点及其建立的价值体系不尽相同，甚至决然睽异。然而，唯其产生剧烈碰击，学术对话与思想交流方可熠熠生辉。

    其三，希望借此向公众提供一种认知世界的思想范式。人们不禁要訾议，在文学极度边缘化的年代，文学作品的受众尚且与日俱减，公众凭什么要读文学批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上述第一点：建立一种“大文化”观。我认为，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文化批评，它涵括语言、结构、美学、历史、哲学、政治、经验等诸方面，形成一种内化的思想范式和价值选择，一种对个人、社会、历史、世界、生命认知与想象的方法，从而达至从“道问学”到“尊德性”的深度转换。正如非专业的公众中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读懂陈寅恪的论著，但却并不妨碍其凝聚公众的认同，跻身现代思想巨擘的行列。原始要终，这仰仗其学术中穿透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普适价值。该丛书的作者均是来自全国一线高校最活跃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在其学术领域和思想建构上正处于黄金时期，因此他们所展现的范式与观念应是可信的，至少是有启示性意义的。

    该丛书的出版既未及文化救国的淑世情怀，亦无关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其如能忝列中国新世纪文学史/文化史中“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王元化语）的知识方阵之一员，已然功德无量。

丛书名：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贺仲明、李遇春主编，於可训、丁帆顾问）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4月

丛书书目：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

          贺仲明《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

          旷新年《新文学的镜像》

          李遇春《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

          刘志荣《从“实感经验”出发》

          王爱松《对话性阅读与批评》

          吴晓东《文学性的命运》

          张清华《窄门里的风景》

          张新颖《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

          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