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 博客中国

   4月11日便是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的忌日了，纪念他的文字和活动于是特别多了起来。事实上，自从网络普及以来，每年4月，都会有热心读者偏要对“拒绝恭维”的他进行祭奠、品读乃至膜拜。在有着“文人相轻”传统的中国，这是不多见的。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王小波以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抵达了对多数中国文化人来说“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就此而言他是一个拓荒者、领航者甚至救赎者———有了他，更多中国文化人才比较清晰地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并能循着他的足迹稍稍挽回些体面。

    是的，王小波的贡献，在于他为文化人指出了值得参照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让文化的责任和良知回归。比如，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走出沉默，面对“沉默的大多数”，要致力于做一个唤醒者。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思维的能力和发现的勇气，从思维和发现中得到乐趣，而不该相信什么“终极真理”。他特别崇尚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认为哪怕境况窘迫到如一口待屠的猪崽，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此外，他还以极其辛辣的笔触，提醒知识分子要“批判社会”。他还敢于公然对不理智的时代表达自己的愤慨：“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这种犀利、坚忍、敢言、不妥协、特立独行、善于思考和发现的质素，不正是当前文化人普遍缺乏的精神吗？———当下或许并不缺乏犀利的思考者，但这种犀利往往隐藏在明哲保身哲学的盔甲之内；或许并不缺乏敢言者，但这种敢言往往立足于哗众取宠的“眼球经济”上；或许并不缺乏特立独行者，但这种特立独行其实更像是独善其身，并未如王小波那般，将自己的思考熬成一剂剂救赎人心的良药。

    遗憾的是，王小波的价值在其生前并未获得多少认可，去世后他才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推崇。但正是这种冷热两重天的境遇，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令其思想散发出更大的光彩———就如同梵·高的割耳和自杀，增添了其画作的价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