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主要面临两种观念上的压力。在试图减轻或抵消这两种压力时，袁可嘉的批评也相应地呈现出两种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当时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现实主义诗歌观念，它截然否定在中国进行任何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它有关诗人的现实意识、时代感、历史感、政治意识，以及诗歌的社会功能的现实主义的解释，深刻地影响了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新诗的走向。袁可嘉的批评并没有规避上述这些似乎已由现实主义诗学得出了确凿结论的问题，而是以相当篇幅就这些问题重新展开讨论，提供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解。并且，袁可嘉依据中国现代诗人的处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必要的修正。他这样做的理论意图绝非象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试图展示一种“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相结合的诗论”，［④］而是想避免那种“起于对本身及对方的基本精神的认识不足”［⑤］的批评效果。如果说在文学的总体观念方面，袁可嘉确曾一度试图在他所区分的“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大抵上可对应于现代批评史上所界定的文艺自由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之间“寻求协调的可能”，［⑥］那么在诗歌问题上，袁可嘉始终坚定地相信现代主义要优于现实主义。这从他所提出的调协方法上便可以体味出来。所谓“协调”不过是用“人的文学”去包容“人民文学”，因为“人的文学”比“人民的文学”更“尊重文学作为艺术的本质”。［⑦］袁可嘉可能从未相信两者之间会达成批评共识，但是他相信真正的批评应该是一种基于民主原则的对话，所以，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修正，是想建立一种与现实主义诗学体系的对话基础，其理论意图旨在表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并不排斥现实主义所萦萦系怀的诗歌问题。这种修正所参考的诗歌范本显然是早期奥登的那种左翼色彩浓厚的现代主义诗歌。袁可嘉就通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才会论及的那些问题重新加以阐释，至少可以获得两种批评效果：（１）澄清现实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的狭窄的理论定位。（２）重新树立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形象。即申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同样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第二种针对性，是用新批评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学取代以法国象征主义为首的欧陆现代主义诗学。这种转换反映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40年代的一次重大的理论更新和观念变革，但迄今很少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20至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受到意象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的多元影响，但真正在观念上触动现代诗人，并推动新诗向现代主义转化的影响，公认是来自象征主义。40年代以前，中国诗歌界有关现代主义的诗歌概念，多半是依照象征主义描画出来的。在某些极端的论战时刻，象征主义甚至经常被对等似地混同于现代主义。由于种种原因，象征主义没能适应30年代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对它的挑战，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象征主义遭到诗界的普遍遗弃。这种遗弃可以说是合乎历史和文学的双重逻辑，但也造成了一个可怕的理论误区：人们在否定中国象征主义的时候，也潜在地否定了中国现代主义的写作的合法性。因为当时的大多数诗人认为象征主义是整个西方现代主义的代表，既然连象征主义都难以适应中国的文学环境，那么别的现代主义诗歌就再不配在中国生存发展了。针对这种态度，袁可嘉试图以新批评为武器加以改造：从理论上指出，完全存在一种比中国象征主义更具包容性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的可能性。它剔除了象征主义轻视现实的诗歌因素及其神秘主义色彩。奥登和艾略特是袁可嘉建立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概念时倚重的楷模。两位诗人的现代主义诗艺都浸透有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现实的倾向，虽然仍不符合中国现实主义提出的苛刻的标准，但对那些不满30年代中国象征主义逃避现实的做法而又倾心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诗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与袁可嘉和其他“中国新诗”派成员的社会意识相投合。袁可嘉所接受的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不过有时稍嫌芜杂。在其十余万字的批评文字里，艾略特、立恰慈（今通译理查兹）、里尔克、赫伯特·里德、克罗齐、玛里丹、柯尔瓦奇（今通译柯勒律治）、肯尼斯·勃克、乌尔班、鲍特尔、布拉克墨尔、布洛克斯、叶芝、利维斯、考德威尔、阿诺德、马克思等人的观点，都被被他提及或引申。这样做似乎只有一个理论目的，使他的现代主义批评不致于显得目光狭窄。但是也应看到，尽管广征博引，袁可嘉的批评观念的核心仍是以理查兹、艾略特、肯尼斯·勃克这三人为基础形成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可嘉的批评是新批评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形式。袁可嘉自己也承认：他曾以《新批评》为书名来编辑他40年代所写的批评。［⑧］但是很奇怪，他几乎没有援引过燕卜逊的任何观点，燕卜逊在他就读的西南联大曾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40年代后期，燕卜逊重新应聘北京大学，两人几乎是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