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辉、张惠生、张卫明 中越战争秘录（12）

　52.八百个蜜月加起来不满三百个足月

　　看见了，那是他的家。那儿，是她的家，也看见了。她在干吗？三排长入神地看着车窗外头。他看不见他们的家。他们还没有家。当兵的成了家也依然没家没业。兵车向南飞驶着。二排长想着他那新婚半月的妻子，担心着她那瘦弱的身子，一米六六的她毛重才九十斤，风一吹象要倒。他同时为自己的弱肉强食而内疚。她的家也看不见了。她在干吗？最后那一晚上，真委屈她了，真不好意思。他们谈了四年多，可结婚太仓促了。一说打仗，都凑开了热闹。此一去生死未卜，干吗非先找上一个不可呢？他觉得还是不该结婚的，可还是结了。部队那一阵到处都是结婚的，甭说招待所，连菜地连猪食棚连库房连作坊，所有的房子都住满了。新婚的和老婚的，领证和的没领证的，都往一块住。他给更新的结婚的战士让了房子，动员她回去，她哭了，说什么也不走。他们的蜜月才半个月，这一别又是“君今往死地”，他也没法劝了。真委屈她了，住到了连队的大会议室，还没炉子。到晚上，四班副又成了新郎，没地方找房子了，也在会议室凑合吧。对角上一个角一对。最后那一晚上，象集体宿舍，真不好意思。四班副那边又是新婚第一宿。有什么办法，灯一灭，动静小着点儿吧。办完事，渐渐觉得冷了。换得再紧捂得再严也还是冷。睡不着。就是不冷本来也睡不着。睡不着又不能说悄悄话。听听那边，他们也没睡着。不知道忍了多半天，他发话了：“四班副。”“到！”这一声四个人都乐了。“冷吧？”“真冷。”“睡不着？”“睡不着。”“外边月亮挺亮。”“是挺亮。”可真冷。“”是挺冷。“”一冷又显着黑了。“”黑点儿好。“”还是亮好。“好什么，一亮咱们就全曝光啦。”“干脆起来聊会儿天吧。”“聊吧。”“哎，等会儿开灯，我们这口子还没穿好呢。”灯开了，大会议室，对角上，一个角一对，穿着衣服又披着被子，四个聊起天来。

　　团里的集体婚礼上，新娘代表发言最来劲，她说，军人就是最可爱的人，说理解信任，说一千道一万都没用，现在马上结婚才是最实际的行动。全场都给她喝彩。

　　那个团的集体婚礼，新娘家代表是唐山东省姑娘，念着念着理解支持的讲稿，忽然冒出一句，地震没砸死，这回又上前线，呜呜地哭开了，一下子没人说话了，新娘子们挨个抹泪。

　　那个连的炊事班长才有意思呢，他八三年和原来对象订的婚，一说打仗女方吹了，结果他的家乡又出了个见义勇为的姑娘，先来信自报家门，接着就到部队来了。本来姑娘就是想打抱不平，安慰看看这老炊，可指导员故意拿话激人家，说现在可不能结婚，一结就连累你了。姑娘一听，说结就结，好让他放心上前线。第三天就在连队举行了婚礼。听说那姑娘叫沙志红。

　　说着说着，两对新人又来了情绪。排长的她天亮就要走，；四班副那一对还是新婚之夜。又闭了灯，双轻手轻脚地。这叫什么事吧。一打仗真什么也不顾了。二排长叹了口气。真委屈她了，那最后一晚上。兵车还在向南飞驶着。

　　一位团政委说，为了让大家安心上前线，我们为十六对新人组织了集体婚礼，团里各级主官都参加，拍录相，发纪念品，把声势搞得大大的，战士们很感动，说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的老兵多，都二十二、二十三了，再打两年仗，都成了困难户。二十四岁以上的还有一百零九个没对象呢。我们想办法吧，有苗头的就抓住。有的姑娘就是到部队来看看对象。一看这场面这气氛，咱们也结。团里搞完，营里连里统统搞，一共组织了六十多对。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来告诉人们，尽管是打仗了，也还是结婚的多，吹灯的少，理解的多，不理解的少，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一道参战命令，使集团军近八百多官兵成了新郎。

　　八百对新婚夫妻的蜜月有长有短，长的不到一个月，短的十天八天一个星期。侦察参谋齐华林结婚第三天就被电报召回部队，开进经过西安时，妻子和岳父、岳母都到车站送行。在站台上，她转着泪说她害怕，总梦见唐山地震。齐参谋是地震孤儿，一家六品人，父母弟弟和两个妹妹那次全没了，就剩他一个。临开车，老丈母娘说，唉，我们娘俩一个命，老头子就是我们结婚第三天上的朝鲜战场。工兵连指导员张建国晚上八点钟赶回河南老家，骑自行车带着未婚妻到县政府敲开秘书的门办了手续，晚九点入新房，第二天早晨七点登上返回部队的车，结束了为期十小小时的蜜月。

　　八百个蜜月加起来，不满三百个足月。

　　参战部队有两个突击：突击结婚的多，未婚妻突击吹灯的多，集团军有了八百新郎，同时也有了两千多名“吹灯兵”。

　　在战区，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各级政工干部似乎尤其注重这一点，对之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然后再向你谈几个曲折的或者感人或者令人愤慨的事例。临上前线突击结婚，说明我们战争的的正义性质和群众基础，说明后方人民的理解的支持，说明八十年代战士最可爱；而众多的吹灯兵在前线出生入死忘我战斗，则说明当代军人负重报国，说明新一代士兵的高尚情操，说明他们更可爱。

　　19号阵地25个兵，平均年龄22岁，没有一个结婚的，自称“光棍阵地”。光棍阵地上原先还有五六个有对象的，一说打仗，尤其是一上阵地，就一个接一个的吹灯，最后只剩下了李广才。光棍们都把他的她看成是全阵地的唯一希望，而李广才自己，一方面很自豪，同时又多少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对象是他的中学同学，并且在第二汽车制造厂上班。部队临出发她要来看他，他没让她来。她来信说上前线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我在后方支援你。上阵地后，李广才给她写信，没说是在全团最前出最危险的阵地上，交防的友军在这个阵地上坚守期间，平均一天伤亡一个，这些当然不能告诉她，不能让她更提心吊胆；。但阵地情况李广才写信告诉了同学，也终于传到了她的耳朵里。李广才从一上阵地就盼信，盼了两个月，她的第一封信终于来了。信中说你们是了可爱人的，有更多的好姑娘在等着你，咱们分手了你别有包袱。这信不仅对李广才，对全体光棍都如同一记闷棍。光棍阵地悲哀了：咱19号算是没戏了。光棍阵地愤怒了：妈的回去哥们儿替你找她算帐。都吹了，光棍阵地这回是名副其实在铁杆光棍了。没有了后顾之忧，老越来吧，来了光棍们就猛干，总想过过瘾。不过李广才和她还通着信，她告诉他，她春节结婚了，是厂里的，他于是向她祝贺。此举虽然招来光棍们的一致谴责，李广才却说，我们毕竟爱过一场。

　　最使前线官兵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吹灯。这些战场上的男人们最恨的就是负心姑娘。即使敌人似乎也不曾使他们那么痛苦，即使敌人似乎也不曾让他们那么愤怒。

　　吹灯，指的是中止恋爱关系，而且通常是一方还热着，那边已经绝情了。只要有谈恋爱地方，就会有吹灯现象。在参战部队，吹灯的更多更集中些而已。但吹灯一词，无疑是个极有中国特色的字眼，它所包含的社会心理内容，它所体现的文化伦理背景，都是中国式的。

　　吹灯本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恋爱关系不象结婚那样可以明确地以证为准，再者恋爱过程极易出现反复，一句吹灯话一封吹灯信，也许是分离的起点，也许不过是个小小的波折或大大的玩笑。多少多少个吹灯兵这种统计数字肯定会有许多折扣在，当然也有确定了的，比如欠灯信同时就告诉过去式的对象，我已经于或者即将于某月某日与我的丈夫结婚，不有的参战前请假回家结婚结果她已经成了他人之妻。如此悲壮的军人我们遇见的不止一位，这都是吹灯兵无疑。除非我们的战士有百折不回令人敬佩的骑士之风，再把她从情敌手中夺回来，象他们在战场上那样一往无前，有我无敌。可惜中国人不兴这个。中国男人没那样的精神。我们就会骂娘骂女人。

　　吹灯兵中，感情越深的越痛苦，同时也就越是理解谅解对方，恨劲也越小。倒是同一战壕战友们，为他忿忿不平，对她猛骂一个点儿，什么激烈难听的话都说。那些负心姑娘们，成了战场上男子汉们最大的发汇对象。上战场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艰苦危险不幸等等，都向着她们尽情地猛烈发泄，也许从中能获得一种心理平衡吧。我们总是向弱者发泄和施威。我们常常诅咒不该诅咒的，而对该诅咒的却缄口不言。新婚别者，不见“沉痛迫中肠”，吹了灯却如此怒发冲冠。而这吹灯怨之中，总让人感觉到一些男尊女卑，从一而终之类的小生产的历史要求。我们向来以为离婚包括吹灯——被甩了、被蹬了——是一种人生的失败，一种人格的降价，一种行状的污点，总之是一种极其丢脸的事情。临此窘境，我们又总是求助于开设道德法庭进行缺席审判。

　　既然离婚率适当上升是现化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吹灯增多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女性主动提出者为多，这似应是一种进步。相对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方，这都是进步。生活就是选择。妇人同样有选择的权利。军人之上战场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难道因此就有权利连带剥夺姑娘们对未来生活的选择么？我们在前方打仗不就是为了后方更幸福么？这里有一封吹灯信——

　　强弟，请原谅，我们分手吧！现实无法使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我是可悲的，又是可怜的。我以为这样的选择在将来对你是很幸运的。虽然我们现在都很痛苦，但这对你是一处解脱。

　　原谅我吧！原谅你这个疯子姐姐。生活为什么如此捉弄人啊！这里我给你买了一套《水浒全传》，但愿此书能给你解闷，在此，我求你不要谈到付钱一中。你就当作姐姐的一点心意收下吧！！！

　　最后，祝你在战争中走向新的彼岸。

　　无论写信人出于什么心理和动机，至少这种方式还是较为文明的。

　　进步与退步相随相伴。在众多的吹灯之中，确有不少是非感情因素在起作用。虽然完全由情感支配的爱情不会有，但爱情毕竟不同于交易。商品化再彻底，人类也不可能进化到或说堕落到那一步。某侦察连战士刘正贵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牺牲，第二天寄来了一封信，别人拆来一看是封吹灯信。副指导员送骨灰到烈士家乡，吹灯姑娘闻讯赶来，哭得那伤心，最后提出作为烈士遗属她应该得一笔抚恤金。副指导员当场公布吹灯信将其羞跑。好在这样的人还不很多。有同志揣摩此种心理写了这样几句。并把它登在战区报约上——

　　如果你当了英雄，我就是英雄的爱妻；

　　如果你牺牲，我就是烈士的未婚妻；

　　如果你负伤，我就是残疾人的朋友。

　　这也不失为一种概括。兵们尤其是吹灯兵看了很解气。解气也只是一剂精神胜利法。真正感情深的棒打不散，本来就经不起考验的吹了灯或许是塞翁失马，多一次选择机会也未必不好。

　　53.战地流行的歌

　　那拉的中秋之夜，没有月，扬虎城还没有爬到洞口，就失望了。外面黑黑的，天上不但没有月亮，还洒下一天的泪雨来。傍晚，他和文书赵志刚给前边的特供阵地送了一趟节目物资，回来又象地老鼠一样钻进这无名洞，用定向地雷和手榴弹封闭洞口。想起是中秋节，大家都没心思打扑克，吹牛也吹不热乎，又都睡不着觉。杨虎城又想起那个风雪夜的小站，想起老妈妈追着火车跑的身影。他爬向洞口，这十几米这次却显得这么长。总是不到头。月亮出来了，他想妈妈在家看着月亮，月亮在这儿照着我，他一边爬一边想。但他失望了，他先听到雨声，他又看见黑暗。杨虎城在离洞口若悬河两米处停了下来，再往前就是封闭区域了。他看着那一小块没有月的外边， 没有月毕竟也是中秋节。那天半夜差不多这个时候，12月6日夜11点40分，兵车到了他家的那一站，那个叫孟塬的小站，他听见了妈妈的喊声，还有姐姐们的喊声，他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他扑向妈妈，三个姐姐都哭了，见他剃光的头，他对象也哭了，哥和弟弟扶着60岁的母亲。一家人在车站上等他已经等了三天两夜半。他心里乱的要命，他们说的什么他都没听见，自己说的什么他也不记得。只觉得停车40分种就那么一小会儿。他被叫上了车。铁罐头车把妈妈他们送远了。妈妈抓着他的手，跟着车跑，哥哥扶着拉着妈妈。他真想跳下车，真想哭。他后悔他没跳下车，后悔车出了站他才哭出来。

　　猫耳洞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杨虎城的脸上却湿了。两点多钟，想是云里推出那轮中秋的月，他看见对面他们那边的阵地上满坡碎银似的月光。妈妈一定在家看着这月亮，他想，月亮在这儿却照不见猫耳洞里的他。

　　战士陆平安在猫耳洞里收到一封信，是哥哥写来的，不知道父亲和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赶快撕开信。两个月前他曾收到电报，说父母双双住院，速回家看望，可即将上阵地的他，哪里能走得开。陆平安接连写信问候安慰询问，可是家里一直没回信。信终于来了——

　　弟弟：

　　原谅哥哥的可能，你骂我吧，咱妈和咱爸，在两个月前的半个月之内双双亡故......爸爸临终前一再嘱咐，你刚去打仗，过两三个月再告诉你家里的事，打仗事大，别让你分心......

　　陆平安呆了，那张纸飘然落地，好半天他才哭起来。同哨位的战友拣起来一看，三个人抱头哭成一团。他们帮小陆找出急救纱布，抹上哨烟凝成的黑灰，点上两支蜡烛，三个戴黑纱的士兵一起跪向北方，一起磕了三个头。陆平安说：“爸爸、妈妈，孩儿不孝，等打完仗，再去给二位老人家上坟......”

　　战地的军人们，起得最多的是母亲和妻子。战地的歌曲，非此也不能流行起来。

　　七九年对越作战打响之后，一曲《再见吧，妈妈》唱遍了全国。老山作战以后，先是升起了《十五的月亮》，继而扬荡起《血染的风采》，87——88年度，战区最为流行一首男女声二重唱《两地书，母子情》。

　　《再见吧，妈妈》：战士——母亲

　　《十五的月亮》：军人——妻子

　　《血染的风采》：军人——恋人

　　《两地书，母子情》：战士——母亲

　　前线军人大都喜欢这几首歌，否则它们不会流行。这四首歌，也都曾经引起过争论，见仁见智，宜唱不宜唱，但争论归争论，军人照唱不误，前线的这人尤其需要寄托和抒发自己的情感。

　　团政委吴延明说，有的指导员跟我说咱们不能让部队唱《血染的风采》，太悲了，涣散军心，有的还说有反战情绪。临出发前好些家属也跟我说，这个歌不吉利，太丧气，这还没走呢就说不回来、不起来的了。他们不懂噢，这就是政治工作。还有让歌给唱垮的部队吗？没听人说吗，在福建前沿，前几年咱们不让唱邓丽君的时候，他们的大嗽叭成天对着你放。后来呀，咱们大陆的流行歌曲比邓丽君还邓丽君了，你猜怎着，轮到他们不敢听咱们的了。“国军”倒害怕“共军”给“腐蚀”了。再说，总得让人有个发泄渠道吧，你越堵，越是给自己找麻烦添乱，越禁止越坏事。我就是要让大家唱《血染的风采》，出发前唱，路上唱，开会唱，开饭唱，天天唱，反复唱，唱得多了，就不在乎了，就不觉得悲了，士气就起来了，我的思想工作也就好做了。

　　开进途中，天津新兵小韩说，前天在火车上，我无意中唱起《梦中的妈妈》，我就流泪了。出发以前，我写信跟妈说，我们打的是防御战，领导上说危险不大，让家里放心。我妈妈回信，说了好些鼓励的话，让我听领导的，向老兵学习，让我别想家，好好照顾自己。我本来想把妈妈的信带着，可是领导说不能带没用的东西上前线，我就把妈妈的信放在营房了。离前线越近，我心里头越不平静。那天，我唱《梦中的妈妈》，唱了两遍，不知道眼泪怎么就流出来了。我真是无意唱的。我长到十八岁，头一次离开家，头一次离开妈妈，我又一想，我入伍已经一个月零三天了，我已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不能哭泣，打仗保卫四化不应该想家，我就把这个缺点改正了。我就不唱《梦中的妈妈》，我使劲多唱让青年人欢乐的歌曲，和老兵学习打扑克，经过政治教育，我不想家了。妈妈的那封信，我也放在营留守的包袱里了。你看我是真的不想家了吧？

　　八七年十月，在八里河东山主峰，总政歌剧团慰问演出。下着雨，观众没有一走的，他们中间好多人，是各个阵地派来的代表，提着录音机来看，回去给坚守阵地战友们放，演员们也在雨中演出。著名女歌唱家张越男登台了，她说：“我是一个入伍43年的老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为战士们唱，那时候我还小；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前线我为战士们唱，那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我已经老了，但你们正年轻。今天，我代表后方的母亲，为大家演唱一首《两地书，母子情》——

　　“孩子啊孩子，春天我想你......”

　　“孩子啊孩子，夏天我想你......”

　　“孩子啊孩子，秋天我想你......”

　　“孩子啊孩子，冬天我想你......”

　　深情的歌声在主峰的雨中回荡，在人们的心中轰鸣，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雨水，滴着泪水。 这场雨中演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最后一个节目是，政委指挥大合唱《血染的风采》。

　　八八年二月份，新华社一记者写了篇内参《不要给战士送“催泪弹”》。

　　记者说，这首《两地书，母子情》，“目前正风靡老山，成为前线最流行的歌曲之一。不论在舞台前，阵地上，还是在猫耳洞里，战士们每当听着这支歌，就深切地凝思、静静地流泪。”“从边防部队对越自卫还击战以来，前线流行着许多歌曲”，“召唤着年轻的战士们奔赴战场，英勇杀敌，勇往直前。”“然而，1985年后，前线流行歌曲出现了一些新格调。有的歌，战士们边唱边流泪，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有的歌使战士思亲念家之情油然而生。”“近几年，有一种倾向，似乎把战场上的歌写得越凄婉、越悲壮就越感动人。格调低，、旋律悲，起不到振奋士气，战胜困难，压倒敌人的作用”，“八十年代的军人，有理想、爱学习、懂生活，他们需要的是富有时代气息、体现青年特点、蓬勃向上、生动活泼、优美动听的歌，而不是需要催人掉眼泪的歌。再说，中越边境战争，我们是正义的，而且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在敌人面前，为什么要表现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呢！”

　　54.她们在第二战场

　　丁卯中秋，一封信从四川富顺寄到了松毛岭前沿，人们一看，是四个月前在这里牺牲的八连指导员朱厚良烈士的妻子胡正英写来的。信中附有一首诗，她请求将这首诗在厚良的牺牲地读一下：

　　今天， 你再也不能够/象每次探亲时那样/沉浸在家庭的温馨/沉浸在那本该属于你的/——我的微笑，女儿的嘻戏之中/祖国母亲的一声呼唤/你便去了 你用你坚实的脚步/你是揣着故乡亲人的重托/踏着那弥漫着哨烟的焦土/你用你青春的鲜活的血流/灌注着祖国的边陲/灌注了南疆的杜鹃/灌注共和国旗帜的火红/你去了是军人的妻子那能没想过/在这感情的天平上/我们选择了祖国/为了和平的太阳不落 你用你最后的呐碱/振动了千万个战友的心/这声音， 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我的爱人啊，我最亲爱的人！

　　今天， 中秋佳节/我把你呼唤，轻轻呼唤/呼唤着我们执着的爱/天上那一轮圆月啊......

　　妻的呼唤，他已听不到了，就象上次，他的声音，她没有及时听到一样。丁卯春节，朱厚良从阵地给地寄了一盘磁带。但家里没钱买录音机，她也曾向人借，人家推说机子出了毛病，她跑回家就哭了。直到噩耗传来，直到记者到她家采访，她才从记者的录音机里听到了丈夫半年前的声音——

　　亲爱的妻，为夫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不曾给你多少温暖、幸福，更别说什么欢乐。我感到，我给你带来了负担：老人的照料、家庭的重负、孩子的哺育，还有难耐的相思、挂念和担忧。这些，我只能自责和自愧。但你却从没嫌弃过我，而给我无私的奉献，积极的鼓励。

　　她天天盼他的信。她天天从报纸上看前线的消息。那天她又去收发室找报纸，找到的却是失望，人们把当天的人民日报藏起来了，因为那上面有他牺牲的消息。当领导准备把那消息跟她谈时，她正背着挎着包要去上夜校。单位接到县民政局的通知，正商议怎样告诉胡正英，她从一楼到二楼借毛笔来了，人们问她干吗，她笑着说练毛笔字，其实大家都知道，她又要给厚良寄包裹了。几天之后，她悲痛着还是把那个包裹寄出了。不过，这一次信封上和包裹上写的已不是“朱厚良收”。她在信中说，厚良生前在给我的信中交待了两件事，一件是让我买些防中暑的药品寄去，他说战士们在猫耳洞里太热了。怪我没抓紧，现在遵照他的嘱咐，给你们寄去。第二件事，他说他太忙了，让我帮他做些工作，给你们在后方的亲人经常写些信，给他们一些安慰也好。请你们把家庭地址都告诉我吧，我要遵照他的遗嘱给你们的亲人写信......

　　战友们深深怀念他们的指导员，也深深感铭这位好嫂子好大姐，从前线寄去了无数安慰的信件，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朱增朱挥笔写下了《为了和平的太阳不落》的长文。

　　元旦前夕，老山又收到胡正英的一封长信：

　　亲人们：在我爱人朱厚良牺牲以后的这些日子里，你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鼓励着我和我的全家。是你们那种无么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贵品质，鼓舞和温暖了这颗因失去亲人痛苦绝望的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我是一个极平凡很普通的军人妻子。我爱我的丈夫。我应作为丈夫带来上的铺路石，尤其他上了前线以后，为了让他更安心工作，还好兵，多打胜仗，我尽力不把家中的困难或者因思念担忧过度的怨言向他吐露，别让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分心，影响战斗。但是，我也是一个感情的奴隶。日日夜夜地盼望着他平安无事，早日凯旋。我和女儿在家里天天掰着手指头计算着他归来的日子，让我们歌功颂德享家庭的温馨快乐！

　　可是， 今年5月31日于天，可恨的越寇，可恶的炮弹却撕碎了我的梦幻，夺走了我的厚良。我哭泣、呼唤！“厚良！你走得竟是那样的匆忙，你哪怕是再多活十年也啊？”我们那年迈的双老是多么盼望你回家来，安度他们的晚年；我们幼小的女儿是多么需要你的培养教育；我又是多么盼你回来，让我们好好地团圆。可你却永远地去了......

　　面对我们那天真可爱而又永远失去父爱的小女儿，我忍不信满面的热泪，特别是当房子看到电视里有穿军装的解放军叔叔时，她就要反复地问：她的爸爸是不是那样神气；每当幼儿园阿婕发给她糖果时，孩子也是要叫给她爸爸留点，等爸爸过年回家时吃；当孩子与小朋友一块玩耍各自谈论自己的爸爸时，我那倔犟而又不晓事的孩子呀！也总是对小朋友们说，她爸爸还在前线打坏蛋，打完敌人就要给她买新衣回来，还会给她讲许多许多的老山前线的故事......孩子呀！你爸爸可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我的心真碎了，住进了医院，体重下降了三十几斤。

　　然而，为了和平，为了正义，为了祖国的安宁幸福，不知又有多少军人的妻子用柔弱的肩膀，用坚毅和顽强，独自承受着家庭的重负。那耕耘农田、照顾婆母儿女的汗水，那在夜半更深遥遥思念的泪水，无不包含着她们对丈夫——军人纯洁真诚的爱情。战争岂止是对军人的考验，我们同样经受着考验。

　　亲人们：请你们放心！现在我的身体好多了，每天坚持上好班，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力照顾好老人和孩子。当然在念后漫长的人生路上，也许我还会遇到坎坷，但无论如何我也要把厚良的亲骨肉，我们的小女儿抚养成人，让九泉之下的厚良安息......

　　死者，已经去了，留给活着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悲伤。朱厚良牺牲后，胡正英天天为他守灵——屋里正中悬挂着着黑纱白花环抱的烈士遗像，下面的案子上放着烈士的遗物：日记本、小提琴、军功章、函授教材......每天每天，她都把遗物擦了又擦。吃饭时，她在遗像下面放一只碗，一双筷，一盒烟，轻轻地说：“厚良，快吃饭吧。我们都等你了。你的胃不好，不能吃凉的。”每逢节日，她就让三岁的女儿衡衡给爸爸下跪，请他下来团聚......

　　这就是她们的战争。这就是战争之于她们。

　　她们削瘦的肩上的重荷太重了。社会上，生活中，心理上，感情中的重荷于她们是太重了。

　　做女人难。

　　在中国做女人更难。

　　中国军人的妻子尤其难。

　　烈士的妻子更是难上加难。

　　排长张金生的妻子是唐山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们结婚七天，丈夫就上了前线。她不停地给他写信，寄苹果、月饼、麦乳精，还有录着她的声音的磁带。然而她盼来的却是睛天霹雳。部队同志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有两点遗憾，一是我应该早点和他结婚，让他多享受一点人间的温情；二是我没能为他留下骨肉......”采访的军报记者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写她，让世人赞美她。部队领导却对记者说：“求求你啦，别写她了，还是让她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吧。在珍宝岛战斗中，有一们战斗英雄牺牲了，几年后，他的遗孀想改嫁，可部队领导反复做她的工作，叫她一心一意抚养好孩子，珍惜英雄妻子的称号。直到现在，她的女儿都上了大学，并且有了男朋友，而她还是孤身一人。”

　　解放军报曾刊登署名为胡世禄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10月中旬，我采访了一等功臣张新奎烈士的妻子郭喜梅，一见面不禁使我吃惊：她比几个月前消瘦多了，看上去老了许多。我问她怎么瘦得这样厉害，她眼眶湿了，声音低微地说：爱人牺牲后，我很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里象有针在扎，体重由101斤下降到79斤。领导和同志们很关心我，我很感激......

　　郭喜梅是陕西省眉县人， 共产党员，去年7月随军，在部队家属工厂当工人。她爱人张新奎申请去前线某部二连担任指导员。她积极支持丈夫上前线，担起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家务， 工作干得也很出色。今年3月，张新奎在战斗中为营救战友光荣牺牲。

　　张新奎牺牲后，留下了一个四岁半的孩子、因脑血栓引起下肢瘫痪的父亲、年迈的母亲和在前线腿部致残的弟弟。一些好心人见此景况，对郭喜梅说，这样一个家庭，你一个体弱多病的妇女怎么撑得起来，不如趁早改嫁，或是招个上门女婿。郭喜梅说， 我要将孩子抚养成人，为新奎的父母养老送终。8月份，团里几位领导和家属来看望郭喜梅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郭喜梅说，我今年只有29岁，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现实，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话一传开，营内外议论纷纷。有的人在背后骂她：“丈夫尸骨未寒就想改嫁，太绝情了。算什么妇女标兵，算什么党员！”有人当面嘲讽她：“先进当上了，荣誉到手了，当寡妇就不好受了是吧？”也有人以现身说法劝她：“我十八岁就守寡，几十年都过来了，你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改什么嫁，不如把孩子拉扯大，落个好名声。”婆婆听说了这件事，提出把孙子的户口迁走，还要郭喜梅表态，要改嫁也得守孝三年。甚至有些部队领导也在考虑，要是孩子喜梅改嫁，妇女标兵还让不让她当，评功评奖还评不评她。

　　郭喜梅含泪对笔者说：我有许多难处。我连小学都没读完，孩子整天要我给他讲故事，我实在无法满足他。有天晚上，电灯开关坏了，半夜里我不想麻烦别人，自己去修，一下子让电击倒在地。生活中比这更麻烦更难的事多了，我想再嫁，是想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让老人也过得舒服些，也好减少一点组织和同志们的麻烦，并不是为图清闲，民开新奎的父母不管......

　　战争是男人的事业。硝烟是男性的激素。

　　但战争却终终与女人的天性相悖。战争所给予女人的，恰恰都是她们最不需要的。尽管最不需要，她们依然是默默地忍受。

　　我们的伟大的母亲和妻子。

　　我们的内向的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