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报纸上读到一则关于香港作家倪匡的趣事，忍俊不禁。

当年，倪匡的小说《地心洪炉》在《明报》连载。作品里有一个情节：主人公卫斯理从飞机上掉到南极，正饥寒交迫，见一只白熊跑来，便把它杀了，剥皮取暖，吃肉充饥。有位读者看到后，立即反驳说：“南极没有白熊！南极只有企鹅！”从来不理读者来信的倪匡照样漠视投诉。结果，这位读者每天寄他一封信，愈写愈长，分析他态度不严谨、对读者不负责任、误导……要他解释，否则再写下去是厚颜无耻。

倪匡火了，便在专栏上回复。原是250字的篇幅，他放大字体，只回答两句———某某先生：一、南极没有白熊;二、世上也没有卫斯理。金庸也“包庇”他：“原来南极是有白熊的，现在没有，因为给卫斯理杀掉了。”结果，那位读者气得“吐血”，最后一次来信，信中写着两个大字：“无赖！”倪匡大笑。之后，要出版单行本时，出版社请他改回北极，他不肯，就喜欢南极。

在这里，倪匡的狂妄其实是一种任性，这种任性倒有可爱的成分。

自古以来，文人之中不乏真正的狂妄者。六朝时，谢灵运称：“天下之才共一担，曹子建独得八斗，吾得一斗，自古而今，天下共分一斗。”唐明皇时，李白醉言：“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复令高力士脱鞋，杨国忠磨墨，可谓狂极；素有唐宋八大家之称的韩愈也自称“楚狂小子韩退之”，陆游更是自言道“无方可疗狂”，可见一个比一个狂，最后竟说自己狂得无药可医了。

到了近现代，文人的狂放仍不减当年。李敖曾再三强调自己：“其文500年内不朽，其人1000年内不朽……”当年，英国文学家王尔德在入境美国通过海关时极为神气地训斥对方道：“除了我的天才外，还有什么好申报的？”

文人之狂并非大逆不道，相反倒还是一种甚为可贵的美德。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老先生认为，如果能兼有狂者和狷者的长处，取中行之道，自然最好；若不可得，退而求次，或狂或狷，亦不失为圣人。

可惜，如今也有些文人的狂放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动辄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给人以佯狂、虚狂之感。真性的狂放与一般浅薄之徒的狂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其狂的背后是否有德性和知性支撑着。是狂人总傲慢，但真正的狂者，他们的人格与文格，才华和博知，不仅超出于侪辈，也必高拔于时代世俗之上。所以，他们的狂是狂出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他们特立独行，仰天大笑出门去，不为五斗米折腰。

读圣贤书的人总要有些个性和主见的。但是，正如西哲有言：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关键乃是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假如一个草包，却还要以怀瑾握瑜的高人自居；假如刚识得几个字，却要学《镜花缘》里的店小二，把自己装扮成满腹经纶的样子；刚出了一点名，便狂态十足地呵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那可就是狂过了。对付这种不该狂的狂人，世人只有嗤之以鼻了。

                                                                        河南 杜士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