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的批评者，似乎都对他文本的创新性充满了敬畏。这一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文本贯通了对欧洲的文学和哲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批评家们习惯于纠缠在库切的小说是否部分属于殖民主义话语的问题，而看不见库切运用精心构制的寓言所描绘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的主题都在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

　　———摘自戈迪默为《关于J.M.库切的批评视野》一书所作的序言

　　□恺蒂  发自南非

　　（一）

　　10月2日，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获得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库切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还不到十部，却都是精品，所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人可以说“今年的选择很简单，丝毫没有争议”。库切这个学期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听到消息后，在芝大网页上贴了这样一条短信：“今天早上6点钟我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宣布文学奖得主的日子。”虽然是出乎他的意料，但是对于媒体、文学爱好者以及像我这样的库切的崇拜者来说，他得奖，是早晚的事。他是非洲的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一位是1986年的尼日利亚的索因卡，第二位是1991年南非的戈迪默。

　　库切一生中虽然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却是一个很典型的南非人。他于1940年出生于开普敦的一个南非荷兰人家庭，从小受的是双语教育，后来去的是英文学校，所以，英文可以说是他的母语。他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1960年他如同许多实在无法忍受种族隔离政策的年轻人一样，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了在海外自我放逐的生活，离开南非而到伦敦。一开始，他做的工作是电脑软件设计（他大学学的是电脑）。4年后，他去美国得州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在纽约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1971年他回到南非，在开普顿大学英文系里任教，其间每年他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几所大学中做访问学者。2002年，库切移民澳大利亚。

　　库切的第一本小说《尘土地带》（Dusklands）出版于1974年，此书由两个互相有些关联的中篇构成，第一篇是一个美国心理战争专家在越战中的经历，第二篇是一位18世纪荷兰殖民者的手记，这相隔两个世纪的故事的关联，是两位主人公都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在他们看来比他们要低等的人的身上，给当地人，也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库切是个很普通的南非荷兰人的姓，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万名南非的库切中的一位，除了要说雅克布库切（《尘土地带》中第二个中篇的男主角）开始了这一切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库切的第二本小说是1977年写作的《内陆深处》（IntheHeartoftheCountry），主角是一位南非荷兰人的老姑娘，写她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干旱台地内陆深处的寂寞生活。他的第三部小说，1980年的《等待野蛮人》（WaitingforBarbarians）把库切带上了国际舞台，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本书是一篇寓言，主角是一个边境小镇的主管长官，他以自己的宽松的态度管理着他的小镇，小镇常年与边疆之外原野上的野蛮人通好，直到有一天，中央政府派了位钦差大臣，要把野蛮人赶得越远越好，小镇居民与野蛮人的战争开始了，同时，这位长官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位被擒的野蛮盲女，于是，他自己从长官沦为阶下囚，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整本书里充满了反讽、激情、内省和恐怖，是一个没有地域没有疆界没有时间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

　　1983年，他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andTimeofMichaelK）出版，此书写的是开普敦的故事。迈克尔·K是一位园丁，在南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他打算带着母亲出去旅行，离开城市，到杳无人烟的内陆去生活，但是一路上，他备受磨难，被追杀，被监禁，最后，他只有以绝食为武器。此书获得当年英国的布克奖。

　　1986年，他出版《仇敌》（Foe），是重新讲述的鲁宾逊漂流记的故事，叙述者是一位与鲁宾逊和星期五同时漂流在海岛上的女性。1990年的《铁器时代》（AgeofIron），身患癌症的女主角在被医生告知病情之后回到家里，发现花园里躺着一位喝醉酒的流浪汉，她把这个流浪汉看成是自己的死亡之神，这个一直醉醺醺常常不省人事的流浪汉成了她沉默的知心人和忏悔的“神父”，使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和，同时，她前往黑人棚户区寻找一位走失的黑男孩，目睹着南非政治变革的前夜、警察的暴力、黑人的抗争、黎明前的黑暗，以及将要出现在天际的曙光，“让我告诉你，当我在南非这块土地上走过时，我的感觉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还没有离体，他们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脚踩过他们，等待我离开，等待复活的机会。”这个复活的机会，就在旦夕之间。

　　（二）

　　1990年被监禁了26年的曼德拉获得释放，1994年“非国大”赢得大选，非洲人管理非洲的理想实现。然而，库切在观察、等待，他没有去描写曼德拉任南非总统之时的蜜月期，他的下一本小说是1994年的《圣彼得堡的大师》（TheMasterofPetersburg）和南非无关，写的是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是历史资料和想象力的结合。1999年，他出版《耻》（Disgrace），一反他以往小说中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的手法，而是硬生生直接触及到新南非的各种不如人意的现实，诸如土地所有权、犯罪率、强奸、种族分离、警察的无能为力、白人的赎罪心理。

　　故事的主角是开普敦大学的一位教授，浪漫主义诗歌专家，年过五十，离了两次婚，每周和一位妓女约会解决基本问题，后来引诱一位女学生。事情被校方发现后，教授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是却无怨无悔，不愿屈服于人格的侮辱，或是乞求校方宽恕，最终辞职，带着耻辱的印迹，来到女儿居住的乡下。然而乡下的新南非也不是太平盛世，三个黑人前来打劫，强奸了女儿，抢走了所有的值钱物品，教授怀疑这是女儿的黑人邻居有意为之，为的是能赶走女儿，得到女儿的土地。教授劝女儿移民荷兰，但是女儿却另有打算，她把抢劫一事报了警，是为了保险公司的需要，对强奸之事却一字不提。她不愿离开南非，她愿意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为白人曾经有过的对黑人的不人道统治赎罪。但是雪上加霜，女儿发现自己怀孕，黑人邻居愿意收留她为第三任妻子，她的土地都划在了他的名下。教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自己跳进火坑，女儿残酷地说那个黑人邻居是收债的，而她是还债的。父女俩都同意这是一种耻辱，但是教授不愿意忍受这种耻辱，女儿却不愿逃避这种耻辱，她说：“对，这是一种耻辱，但也许这是我们重新开始生活的起点，也许我要学会接受现实，从头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真正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汽车，没有武器，没有房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

　　《耻》一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奖的作家。然而，在南非国内，反应却极复杂，有人爱它，有人则对之恨之入骨。我读到《耻》时，还在伦敦，对南非所知不多，吸引我的是他的语言的精炼、冷峻以及力度。当时我边读边感叹，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写出这样简单，然而又这样有穿透力的英文！世界上居然有人能用这样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如此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在南非住了近两年，我才悟到《耻》的真正意义，语言、故事、小说结构还都是次要的，库切的伟大，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只要看看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这两年来的噩梦般的所谓“土地改革”，你就能意识到《耻》中的预言。库切曾经这样写过：“我对自由有一种预感，就像被镣铐锁住的囚犯的预感一样，所以，我会描写一系列能够摆脱镣铐把脸转向光明的典型代表们。”

　　正是这本书，让库切在南非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是南非政府对此书极为愤慨，满腹经纶每次讲话必定要引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南非总统姆贝基也公开表示不满，就是许多把库切视为战友同志的自由思想知识分子们也对此书横加责骂，他们觉得这本书把黑人统治下的南非描写得太凄凉太惨淡了太黑暗了，他们说，在库切的笔下，“非洲人自己统治下的南非是一个在下坡路上直往下滑的没有刹车的车子”。这些反应让库切寒了心，也让他最后下了离开南非的决心，重新选择了自我流放的道路。

　　库切的书都是关于历史，是关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更是关于人是否能逃离历史。就像《耻》中的父女俩，他们压根就没有逃脱耻辱的可能。在他的笔下，政治和历史的力量像阴风苦雨一样无孔不入，吹入个人的生活，这隐晦恶劣的气候能够摧毁人的一生。他笔下的南非，是一个没有时间噩梦一般的地方。“在关键时刻，库切的人物都是站在他们自己背后，一动不动，仿佛是没有办法参与他们自己的行动。”瑞典学院这样写道，“但是这种消极状态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性格造成，这也是一个人对压迫的最后反抗，在不参与的消极状态中进行抵抗。”

　　（三）

　　库切可以算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文学大师的典范。他的每一本作品风格都完全不同，有的可以说是后现代派文学的典范，书中的地点场景虚而不实，用典很多，充满寓意，有的则是最冷酷最真实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语言非常精炼，非常干净，如同他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一样，他的书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库切在双语教育中长大，所以，他对于南非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描写都非常出色，对于南非文学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他用各种手法，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来描写南非生活的各个不同的时期。

　　库切最新的一本小说，最近刚刚出版，叫做《伊丽莎白·科斯泰洛：八堂课》（ElizabethCostello：EightLessons），缘起是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请库切去作演讲，题目让他自己任意选择。他出现在演讲厅中时，没有演讲，却讲了个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位叫科斯泰洛的女教授，被人请去演讲，题目由她自拟，她讲的是关于素食主义的观点和动物的故事。库切的演讲就是重复了科斯泰洛的演讲。当时，库切进行过两次演讲，后来被结集出版在《动物的生活》中，现在，科斯泰洛的演讲总共发展到了八篇，这就是库切最近的新书。可以说是八个有些关联的短篇的集子，也可以说是关于现代生活写作生涯的各方面的论文。虚虚实实，科斯泰洛也是库切自己的写照。有趣的是，其中女主角获得了一个文学奖，她说：“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库切的两次布克奖都没有出席发奖仪式，所以现在赌行最看好的赌项，也许就是库切是否会出席12月10日将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1964年，法国作家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文学史上的奇谈。现在，大家都认为库切不会如萨特那样拒绝这个奖，但是他是否会亲临现场从瑞典国王手上接受证书和支票，许多人可能都会把赌注押在“否”字上。

　　库切是一位性情孤僻、不苟言笑的人，他是素食主义者，酷爱骑自行车，滴酒不沾，他向来都不接受记者采访。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都说：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他1963年结婚，1980年代离婚，有一女一子，现在女儿吉塞尔仍然住在开普敦，儿子23岁时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这对库切打击很大，也许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楚吧。

　　库切获奖，南非传媒好评如云，对于库切已经离开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似乎丝毫不在乎。金山大学的英文系主任大卫·阿特威尔（DavidAttwell）是研究库切的专家，他称之为“南非文学的重要一天”，非国大的发言人说：库切和戈蒂默一样，将给南非年轻的一代作家们提供希望和灵感，“希望能让出版社和读者们意识到非洲大陆的文学潜力。”民主联盟的发言人称库切是南非人的骄傲，得到这个奖，不仅是南非的荣誉，更是南非文学的荣誉。 自我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M.库切的批评者，似乎都对他文本的创新性充满了敬畏。这一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文本贯通了对欧洲的文学和哲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批评家们习惯于纠缠在库切的小说是否部分属于殖民主义话语的问题，而看不见库切运用精心构制的寓言所描绘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的主题都在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

　　———摘自戈迪默为《关于J.M.库切的批评视野》一书所作的序言

　　□恺蒂  发自南非

　　（一）

　　10月2日，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获得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库切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还不到十部，却都是精品，所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人可以说“今年的选择很简单，丝毫没有争议”。库切这个学期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听到消息后，在芝大网页上贴了这样一条短信：“今天早上6点钟我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宣布文学奖得主的日子。”虽然是出乎他的意料，但是对于媒体、文学爱好者以及像我这样的库切的崇拜者来说，他得奖，是早晚的事。他是非洲的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一位是1986年的尼日利亚的索因卡，第二位是1991年南非的戈迪默。

　　库切一生中虽然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却是一个很典型的南非人。他于1940年出生于开普敦的一个南非荷兰人家庭，从小受的是双语教育，后来去的是英文学校，所以，英文可以说是他的母语。他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1960年他如同许多实在无法忍受种族隔离政策的年轻人一样，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了在海外自我放逐的生活，离开南非而到伦敦。一开始，他做的工作是电脑软件设计（他大学学的是电脑）。4年后，他去美国得州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在纽约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1971年他回到南非，在开普顿大学英文系里任教，其间每年他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几所大学中做访问学者。2002年，库切移民澳大利亚。

　　库切的第一本小说《尘土地带》（Dusklands）出版于1974年，此书由两个互相有些关联的中篇构成，第一篇是一个美国心理战争专家在越战中的经历，第二篇是一位18世纪荷兰殖民者的手记，这相隔两个世纪的故事的关联，是两位主人公都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在他们看来比他们要低等的人的身上，给当地人，也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库切是个很普通的南非荷兰人的姓，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万名南非的库切中的一位，除了要说雅克布库切（《尘土地带》中第二个中篇的男主角）开始了这一切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库切的第二本小说是1977年写作的《内陆深处》（IntheHeartoftheCountry），主角是一位南非荷兰人的老姑娘，写她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干旱台地内陆深处的寂寞生活。他的第三部小说，1980年的《等待野蛮人》（WaitingforBarbarians）把库切带上了国际舞台，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本书是一篇寓言，主角是一个边境小镇的主管长官，他以自己的宽松的态度管理着他的小镇，小镇常年与边疆之外原野上的野蛮人通好，直到有一天，中央政府派了位钦差大臣，要把野蛮人赶得越远越好，小镇居民与野蛮人的战争开始了，同时，这位长官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位被擒的野蛮盲女，于是，他自己从长官沦为阶下囚，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整本书里充满了反讽、激情、内省和恐怖，是一个没有地域没有疆界没有时间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

　　1983年，他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andTimeofMichaelK）出版，此书写的是开普敦的故事。迈克尔·K是一位园丁，在南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他打算带着母亲出去旅行，离开城市，到杳无人烟的内陆去生活，但是一路上，他备受磨难，被追杀，被监禁，最后，他只有以绝食为武器。此书获得当年英国的布克奖。

　　1986年，他出版《仇敌》（Foe），是重新讲述的鲁宾逊漂流记的故事，叙述者是一位与鲁宾逊和星期五同时漂流在海岛上的女性。1990年的《铁器时代》（AgeofIron），身患癌症的女主角在被医生告知病情之后回到家里，发现花园里躺着一位喝醉酒的流浪汉，她把这个流浪汉看成是自己的死亡之神，这个一直醉醺醺常常不省人事的流浪汉成了她沉默的知心人和忏悔的“神父”，使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和，同时，她前往黑人棚户区寻找一位走失的黑男孩，目睹着南非政治变革的前夜、警察的暴力、黑人的抗争、黎明前的黑暗，以及将要出现在天际的曙光，“让我告诉你，当我在南非这块土地上走过时，我的感觉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还没有离体，他们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脚踩过他们，等待我离开，等待复活的机会。”这个复活的机会，就在旦夕之间。

　　（二）

　　1990年被监禁了26年的曼德拉获得释放，1994年“非国大”赢得大选，非洲人管理非洲的理想实现。然而，库切在观察、等待，他没有去描写曼德拉任南非总统之时的蜜月期，他的下一本小说是1994年的《圣彼得堡的大师》（TheMasterofPetersburg）和南非无关，写的是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是历史资料和想象力的结合。1999年，他出版《耻》（Disgrace），一反他以往小说中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的手法，而是硬生生直接触及到新南非的各种不如人意的现实，诸如土地所有权、犯罪率、强奸、种族分离、警察的无能为力、白人的赎罪心理。

　　故事的主角是开普敦大学的一位教授，浪漫主义诗歌专家，年过五十，离了两次婚，每周和一位妓女约会解决基本问题，后来引诱一位女学生。事情被校方发现后，教授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是却无怨无悔，不愿屈服于人格的侮辱，或是乞求校方宽恕，最终辞职，带着耻辱的印迹，来到女儿居住的乡下。然而乡下的新南非也不是太平盛世，三个黑人前来打劫，强奸了女儿，抢走了所有的值钱物品，教授怀疑这是女儿的黑人邻居有意为之，为的是能赶走女儿，得到女儿的土地。教授劝女儿移民荷兰，但是女儿却另有打算，她把抢劫一事报了警，是为了保险公司的需要，对强奸之事却一字不提。她不愿离开南非，她愿意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为白人曾经有过的对黑人的不人道统治赎罪。但是雪上加霜，女儿发现自己怀孕，黑人邻居愿意收留她为第三任妻子，她的土地都划在了他的名下。教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自己跳进火坑，女儿残酷地说那个黑人邻居是收债的，而她是还债的。父女俩都同意这是一种耻辱，但是教授不愿意忍受这种耻辱，女儿却不愿逃避这种耻辱，她说：“对，这是一种耻辱，但也许这是我们重新开始生活的起点，也许我要学会接受现实，从头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真正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汽车，没有武器，没有房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

　　《耻》一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奖的作家。然而，在南非国内，反应却极复杂，有人爱它，有人则对之恨之入骨。我读到《耻》时，还在伦敦，对南非所知不多，吸引我的是他的语言的精炼、冷峻以及力度。当时我边读边感叹，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写出这样简单，然而又这样有穿透力的英文！世界上居然有人能用这样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如此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在南非住了近两年，我才悟到《耻》的真正意义，语言、故事、小说结构还都是次要的，库切的伟大，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只要看看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这两年来的噩梦般的所谓“土地改革”，你就能意识到《耻》中的预言。库切曾经这样写过：“我对自由有一种预感，就像被镣铐锁住的囚犯的预感一样，所以，我会描写一系列能够摆脱镣铐把脸转向光明的典型代表们。”

　　正是这本书，让库切在南非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是南非政府对此书极为愤慨，满腹经纶每次讲话必定要引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南非总统姆贝基也公开表示不满，就是许多把库切视为战友同志的自由思想知识分子们也对此书横加责骂，他们觉得这本书把黑人统治下的南非描写得太凄凉太惨淡了太黑暗了，他们说，在库切的笔下，“非洲人自己统治下的南非是一个在下坡路上直往下滑的没有刹车的车子”。这些反应让库切寒了心，也让他最后下了离开南非的决心，重新选择了自我流放的道路。

　　库切的书都是关于历史，是关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更是关于人是否能逃离历史。就像《耻》中的父女俩，他们压根就没有逃脱耻辱的可能。在他的笔下，政治和历史的力量像阴风苦雨一样无孔不入，吹入个人的生活，这隐晦恶劣的气候能够摧毁人的一生。他笔下的南非，是一个没有时间噩梦一般的地方。“在关键时刻，库切的人物都是站在他们自己背后，一动不动，仿佛是没有办法参与他们自己的行动。”瑞典学院这样写道，“但是这种消极状态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性格造成，这也是一个人对压迫的最后反抗，在不参与的消极状态中进行抵抗。”

　　（三）

　　库切可以算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文学大师的典范。他的每一本作品风格都完全不同，有的可以说是后现代派文学的典范，书中的地点场景虚而不实，用典很多，充满寓意，有的则是最冷酷最真实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语言非常精炼，非常干净，如同他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一样，他的书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库切在双语教育中长大，所以，他对于南非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描写都非常出色，对于南非文学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他用各种手法，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来描写南非生活的各个不同的时期。

　　库切最新的一本小说，最近刚刚出版，叫做《伊丽莎白·科斯泰洛：八堂课》（ElizabethCostello：EightLessons），缘起是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请库切去作演讲，题目让他自己任意选择。他出现在演讲厅中时，没有演讲，却讲了个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位叫科斯泰洛的女教授，被人请去演讲，题目由她自拟，她讲的是关于素食主义的观点和动物的故事。库切的演讲就是重复了科斯泰洛的演讲。当时，库切进行过两次演讲，后来被结集出版在《动物的生活》中，现在，科斯泰洛的演讲总共发展到了八篇，这就是库切最近的新书。可以说是八个有些关联的短篇的集子，也可以说是关于现代生活写作生涯的各方面的论文。虚虚实实，科斯泰洛也是库切自己的写照。有趣的是，其中女主角获得了一个文学奖，她说：“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库切的两次布克奖都没有出席发奖仪式，所以现在赌行最看好的赌项，也许就是库切是否会出席12月10日将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1964年，法国作家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文学史上的奇谈。现在，大家都认为库切不会如萨特那样拒绝这个奖，但是他是否会亲临现场从瑞典国王手上接受证书和支票，许多人可能都会把赌注押在“否”字上。

　　库切是一位性情孤僻、不苟言笑的人，他是素食主义者，酷爱骑自行车，滴酒不沾，他向来都不接受记者采访。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都说：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他1963年结婚，1980年代离婚，有一女一子，现在女儿吉塞尔仍然住在开普敦，儿子23岁时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这对库切打击很大，也许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楚吧。

　　库切获奖，南非传媒好评如云，对于库切已经离开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似乎丝毫不在乎。金山大学的英文系主任大卫·阿特威尔（DavidAttwell）是研究库切的专家，他称之为“南非文学的重要一天”，非国大的发言人说：库切和戈蒂默一样，将给南非年轻的一代作家们提供希望和灵感，“希望能让出版社和读者们意识到非洲大陆的文学潜力。”民主联盟的发言人称库切是南非人的骄傲，得到这个奖，不仅是南非的荣誉，更是南非文学的荣誉。喜剧演员Pieter－DirkUys欢呼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又说希望库切能够搬回南非居住。曾经与他共事30年的开普敦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史蒂芬·沃特森（StephenWatson）评论说：“无论他的小说写的是南非，还是无名之地，他都是卡夫卡最好的接班人。”

　　其实我要说，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
 
喜剧演员Pieter－DirkUys欢呼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又说希望库切能够搬回南非居住。曾经与他共事30年的开普敦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史蒂芬·沃特森（StephenWatson）评论说：“无论他的小说写的是南非，还是无名之地，他都是卡夫卡最好的接班人。”

　　其实我要说，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