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伶凄凉谢幕

　　1935年3月8日，著名女星阮玲玉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尽，时年25岁。死讯传出，影坛内外无不震惊，时至今日，这位演技与美貌并重的女星的自杀还是一个传奇。通过对这一悲剧的解析，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当时女性公众人物在社会之中的尴尬位置。

　　电影笔记

　　新女性运动的恐怖边缘

　　在大众传播危害论的血泪证词上，阮玲玉大约被视为最重要的人证之一，每逢她的忌日，总有人会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旧话，而每逢有人受了点舆论的压力，阿阮的这句绝笔也总是最佳的引语。因为有了“人言可畏”，人们以为传媒作为真凶已经缉拿归案，心中不由放下进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现状的巨石，导致70年来，阮玲玉之死没有成为女性生存的课题，而是作为一个趣味的话题存在，话题中心翻来覆去，旨趣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但玩味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在为阮玲玉之死寻找真凶的道路上，鲁迅的一篇文章起过关键的作用。作为新女性的同情与支持者，鲁迅曾经在女性的出路问题上提出过颇具价值的疑问，“娜拉出走之后”。但是在论述阮玲玉之死的文章里，鲁迅并未打算在女性主义的路上更进一步，其主旨仅是“论人言可畏”。

　　细读这篇文章，可以发现，鲁迅对当时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观察入微。

　　“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写。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这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约是并无什么影响的，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

　　这段话，可以原封不动拿来做新闻客观报道的教科书，不过，对于阮玲玉之死背后的女性生存真相挖掘颇为不利。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个女子的死亡悲剧甚至令他产生了限制媒体自由报道权利以及新闻实用主义的想法，“‘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大众传媒因此被正式推上了新闻伦理的审判台。

　　现代社会中，媒体若用来泄罪，大约是最便利的，还有什么机构能比大众媒体关注更广泛的现实？过分强调新闻伦理，损害的是言论自由的真意。不幸，当时中国文化界，对于大众媒体的实用主义态度并不在少数，这种状况到现在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一方面是对新闻媒体做过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是浑然不觉社会改良运动中社会结构忽视女性位置重建的非理性现实，成为阮玲玉死后最大的学术悲剧。

　　在由文人而非社会学家构建的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新女性们被怂恿着向前冲。她们拥有看上去很美的未来，这种未来并非建筑于完整的政治思想之上，而是存在于文学意义的描写当中。她们的悲剧性结局几乎是一种必然。

　　阮玲玉试探到了那个时代新女性生存的边界，她看到那边界之外是虚空，于是她被推动着向前的存在变得虚无。如果不做妻子和母亲，新女性的光荣是什么？这疑问如此巨大而恐怖。所以关锦鹏的最大发现是在阮玲玉的两个男人之外找到了第三个男人——蔡楚生。真实的历史上，阮玲玉是否爱上蔡楚生已很难考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左翼导演的存在与坍塌正如那些未经实践的社会改良口号的存在与坍塌，新女性们从中看到了恐怖的边缘。(子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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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大葬礼　真假遗书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阮玲玉之死的理解大多基于其同居者唐季珊提供的两封遗书，第一封给唐的遗书表明了自己对唐的依恋，第二封给报馆的公开信则怒斥了前男友张达民的无耻。

　　然而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电影界也一直有人对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真伪怀有疑问，其一，阮玲玉虽然是著名影星，但在当时社会地位并不高，不太可能在自尽前书写“告社会书”；其二，阮自杀前，唐季珊对其感情已经不专，还曾在电影界同仁面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她不太可能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

　　2001的时候，上海的老电影研究专家和作家沈寂曾经发现过另外一个版本的遗书。这两份遗书刊登于阮逝世一个半月后出版的《思明商学报》上，一封是写给张达民的，对他的无耻行为进行强烈谴责，表示自己看清了他和唐季珊的丑恶，“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第二封写给唐季珊，说自己被迫选择一条绝路，是因为“没有你迷恋‘XX’，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

　　后一封遗书中的“XX”，是唐季珊占有阮玲玉之后又勾引上的歌舞明星梁赛珍。《思明商学报》同期还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明提供这两封真实遗书的正是梁赛珍姐妹。文中揭露，阮玲玉自尽后，唐季珊畏于社会压力，竟要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代笔，伪造了两封阮玲玉“遗书”，并以“人言可畏”的托辞，将阮玲玉自杀的责任推向社会。

　　痴迷影迷

　　根据《阮玲玉传》，阮玲玉自杀身亡的消息传出后，从3月9日清晨开始，前来瞻仰她的遗容的人成群结队，三日内达十余万人，把万国殡仪馆所在地胶州路挤得水泄不通。送葬当日，由于拥挤过甚，队伍行进缓慢，从胶州路到墓地二十来里路，足足走了3个小时还不到一半路程，只好中途叫来汽车，把灵柩和送葬的亲友、同事运到墓地。当时影迷对阮玲玉的痴迷可见一斑，但是也正是这种痴迷使得阮的隐私被暴露在公众之中使其无路可走。有人当年还曾就此撰文感叹：“广大的影迷们啊，殊不知正是你们杀死了阮玲玉。” 鲁迅当年杂文也曾将“小市民的无聊心理”列为阮之悲剧的根源之一。

　　影史探疑

　　关于“自杀”的“围城说”与“入戏说”

　　阮玲玉的死因一直是说不尽的话题，直到今天还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当代的研究者们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那段历史事件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呢？本报学术顾问、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陈山教授认为阮玲玉的死是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与国人传统的冲突的结果，而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贾磊磊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阮玲玉自杀有其“入戏太深”的因素。

　　陈山：是演员，更是女人

　　阮玲玉在银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银幕下的她却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有她的弱点，有软弱性，也会有虚荣心。以前的评论习惯把“阮玲玉之死”解释成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悲剧，今天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不妨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更真实。

　　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 ，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一层理解。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面对着两层“围城”，一层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另外一层就是性别属性的围城。社会松绑之后，女性在解放过程中的自我尊重也是要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与西方国家比较激烈的女性解放也不同，西方因为有很强的宗教自制，他们开放或者极端的电影表现是与真实生活分开的，中国人则习惯在要走过头时赶紧回来反思自身，我们习惯把文学作品乃至电影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

　　贾磊磊：人生如戏，入戏太深

　　就我所看到过的史料记述，有关阮玲玉的电影以及人们所猜测的她周旋于张达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并不准确，应该说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联华”公司当时在整顿风气，阮玲玉没有拍完《国风》就被“冷藏”，张达民此时却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还要求阮玲玉当堂作证。而阮玲玉其实早已终止了与张的婚姻关系，选择在三月八日妇女节死去也许表明阮玲玉作为女人的一种抗争方式。

　　阮玲玉的死包含了许多潜在的原因，除了性格因素、电影公司的“冷遇”带来的心理失落、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中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逻辑，这可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张国荣也如是吧。(采写：实习生 张悦)

　　坐标系

　　世界上第一部利用三色全色胶片拍摄的全部彩色的剧情电影《浮华世界》在英、美两国同时上映。

　　联华影业公司前一年推出的蔡楚生编导的电影《渔光曲》参加了本年度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荣誉奖”，通常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经过一年的建设，上海市运动场(今江湾体育场)在上海城东北角落成，耗资80万元，是当时远东最大的体育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