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生于电影世家，父亲田方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上海做电影，仔细算来家庭传承下来也有70年的电影历史了；母亲于蓝更是家喻户晓，《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形象深入人心。1978年恢复高考，25岁的田壮壮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历程。

 
　　“百年纪念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

　　早在田壮壮的作品《猎场扎撒》和《盗马贼》引起争议的时候，他就曾说过“影片是拍给下世纪人看的”，而真正已经到了他所说的“下个世纪”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感情依然那么炽烈，他说“其实我有一个‘文革’情结，就是想弄明白宗教的意思。人们为什么对宗教那么狂热？宗教是什么？人活着干嘛？以前大家是对政治的狂热，现在是对金钱的狂热。在拍摄过程中，我明白了。”

　　田壮壮说从情感上来讲，他对中国电影的感情很深，他是一直生活在电影活动当中的，虽然中国电影的百年纪念对于整体群落来说是一件受关注的事情，而对于田壮壮来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电影本身是普众艺术，不是贵族享受

　　田壮壮反复强调电影是工业商品，必须有与其匹配的生产线，电影的诞生也是依赖着科学的进步。他说“电影从来不是贵族的，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与普通大众紧密结合，甚至拥有革命性，因为它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而进步，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老式放映机到现在的数码影像。”而电影在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贵族，不像电视、影碟那么多诱人的东西可以手到擒来，而是还要受到场地的限制，需要去电影院看，田壮壮称之为“送到家门口的特殊享受”。

　　有了温饱，才有电影的发展

　　在陈凯歌的《少年凯歌》中曾经总结过他们这一代，“是中国最愤懑和勤于思考的一代，有求变之心，有应变之力，而人间的苦难只磨练出一代更加坚忍的农民而已”。田壮壮对此的表述是“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以及内敛的行为方式其实不太适合做电影，因为电影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影像，中国有很重的包袱在身上背着，以前人民生活连温饱都达不到，电影又不能吃、不能穿，它不是那么迫切地成为需要，只有保证了温饱，才可能有电影的发展。”

　　田壮壮表示，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许是解决温饱之后所滋生出来的职业态度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电影工作者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但也会有个别的人变质或者利欲熏心，而这些人有可能就会毁了中国电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西，中国电影走到现在一百年了，也应该走明白点了吧！”

　　还电影于原来的真实面貌

　　田壮壮谈到电影的历史时说：“电影诞生于19世纪末，当时的电影不过是一种‘杂耍’，是以娱乐大众为己任的，而在一个短短的发展时期里，它脱离了原始的状态，进入艺术的行列，成为了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和最大众化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艺术。那么，电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它就是产品，是商品，在特定的时期担负起宣传的责任，在民族危机时起到鼓舞士气，安定一个国家民心的责任，这在所有国家是共通的。但是，这并不是电影的真实面貌，它更应该在娱乐中给人美好的憧憬，给人做梦的机会。记得当年在放《霍元甲》电影的时候，有过一个统计，放映当年，全年的犯罪率是最低的。由此可见，一部好作品是可以安定人心的，它就是社会产品和消费产品。还电影于本来的面貌，该是干吗的就让它干吗吧！”

　　悲喜交集的100年，应该珍惜

　　田壮壮谈到中国电影就像在谈他的孩子一样，充满怜爱，“中国电影其实挺可怜的，就像一个独生子，兄弟姐妹不全，我们只有一种电影，缺少纪录片、动画片、恐怖片、喜剧片、科幻片……”田壮壮掰着手指数起来，“家族不兴旺。”

　　田壮壮认为一切东西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更不可能被抽空地屹立着，中国电影一百年就像一部有着波澜起伏情节的电影。他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有国难，有家难，也有自身的挣扎。而中国早期电影的许多导演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有真正的文人理想，现在的导演却鲜有人能够做到，主要还是如何‘做人’的问题，这些生活在中国电影历史环节中的人是千奇百怪的。因为电影的光环太大了，有人拼命想挤进去，却始终不得志，而另一些人想走出来，却永远无法走出。中国电影这悲喜交集的100年，我们应该珍惜，甚至无法十分坦然地去谈它，因为经历的太多苦难，使其背负沉重。”本版撰文实习生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