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明

  问：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寻找真实的鲁迅成为坊间的呼声。在文革之前，对于鲁迅的解读，带有很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是斗士与旗手，或者是大棒；“文革”后，学者开始把鲁迅纳入学院派文化系统中进行学术研究；而在政治系统、学院派语言系统之外，还有其他的鲁迅存在于民间和大众的印象中。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在您看来，鲁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答：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鲁迅。我们对他的感受会因为我们自己心绪的变化而变化。198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谈鲁迅的长文，题目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这是我当时对他的概括。1990年代初我写他的思想传记，书名叫“无法直面的人生”，那又是一种概括。今天，如果也要用一两句话来描述他，我愿意这样说：他是一个竭力“睁了眼看”的人，一个看得很深、很透彻，而且一定要清楚地说出所见的人，一个虽然痛苦、身心遭受很大损害，却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幽默感的人。
对这个幽默感，我要多说两句。鲁迅是一个性格活泼的人，小时候就很顽皮。但是，他能将这种活泼发展成一种特别的幽默感，并且一直保持住，却主要不是因为天性，而是因为建立了一种面对黑暗事物的精神——包括智力——的优越感，他基本上一直是居高临下地望着那些讽刺和抨击的对象的，说得极端一点，他经常是觉得它们太蠢笨、太粗陋、因此太可笑，构不成与自己份量相当的对手。正因为是出自这样的优越感，他的幽默感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心理因素，支撑他继续直面压抑和沉重的现实。和这鲁迅式的幽默相比，今日流行的种种搞笑的风气就可怜多了，它们背后没有精神的自信作支撑，于是就变成发泄，那种受了压迫、感觉屈辱之后的发泄，或者变成自娱，以各种一时的快乐，减轻怎么也挥不去的生活的紧张。

  问：在1980年代或之前的知识分子的主流言说中，鲁迅是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和思想家。但到了1990年代，鲁迅研究的新思路开始明显呈现（其中不少是从1980年代开始出现的），比如钱理群以《心灵的探寻》深入鲁迅内心世界，汪晖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角度透视鲁迅，而您的研究着眼于考察、分析鲁迅生活心理和创作心理的矛盾。在这种种言说里，鲁迅由斗士变成了一个陷于孤独苦闷、在精神危机中苦苦挣扎的老头子。请问怎么理解这种研究思路的转变？怎样理解近些年文化界一些反对鲁迅、拒绝鲁迅，解构文化神话的研究文章？
  答：你的概括大体上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些转变，我的理解是，它们背后有一个大的社会心理和思潮的转变。1980年代是一个巨大的希望和失望交替的时代，新的变革激发了无数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热情。但惟其如此，随着“改革”的不断展开和变形，人们的挫折和失败感也不断激化，愤激和苦闷成为那一时期的普遍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中阅读鲁迅，就很自然会被他的那些深刻的内心“鬼气”所吸引，而鲁迅对这“鬼气”的压制和反抗，也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野草》会得到那样广泛的讨论，正是因为讨论者从这些堪称晦涩的散文当中，清楚地读出了自己的心绪。
到了1990年代，社会心理又不同了。这似乎是一个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时代，你欢迎也好，反感也好，事情就是这样了，不会再有别的方向了，生活就这么一路下去了，而且还变本加厉，越来越厉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特别强烈地感觉到物质生存的压力。欲望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个人面对社会的强烈的渺小感，使他们不敢放纵自己的不满和悲观，而是本能地要寻找各种给自己减压的方式（例如搞笑）， 既是发泄，也是回避，以此减轻生活的紧张，降低向现实妥协的不安。在这样的时候，鲁迅那种犀利、尖锐的文字，自然就显得过于沉重了。当人们不愿意——或难于——正视自己生活中的严峻一面的时候，自然要躲避鲁迅。
  问：199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鲁迅的研究从心理学转入社会学角度，先是在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中发现矛盾，将鲁迅脱离左派，然后，对鲁迅也热爱自由的品行进行加工，将其加入了中国自由主义大家庭的谱系，还有学者抬高胡适贬低鲁迅，请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怎样看待在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的鲁迅解读？
    答:从历史上看，鲁迅并非孤身一人，他有思想、情趣和学术上的师承，也始终和不同类型的同时代人合作、争论、一起做事、分道扬镳。正是在这样的多重关系中，鲁迅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精神气质，也给后人留下了可以从多方面阐释的空间。如果这样来看，1990年代初以来研究界对鲁迅思想的多向解释，如果做得好，能因此形成不同见解的有深度的分歧，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不但是在解读鲁迅，也同时是在解读他那个时代，更是在解读他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深刻的关联。
    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局面还没有出现。说实话，除了一些接近于贴标签的做法之外，我还没有看到对鲁迅思想的新的较为深入的分析。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也好，从别的什么主义或者“派”的角度也好，我都没有看到能令人眼睛一亮的新成果。

   问：当下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以巨大的力量在改造着社会和人，在这种语境下，纪念鲁迅具有什么现实意义？今天的人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
    答：好问题。在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潮水差不多已经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但限定了你的视野、重新编排了你脑中的知识，还进一步规范了你的感觉，甚至直接塑造了你的欲望。从胡适当年挑衅般地赞同“全盘西化”，到今日都市里的孩子们普遍以“肯德基”为第一美食，这样的“全球化”似乎不可阻挡。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一百年来，当形形色色的改革家、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用西方的标尺绘制中国社会的蓝图，并且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去实现那些蓝图的时候，当民众日益习惯于依照西方的事例来理解现实、判断未来的时候，中国社会多次陷入了悲惨的困境。这当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一言难尽。但如果专就思想和精神来说，我就觉得，过分迷信“现代化”理论而对中国的现实发生错觉，以致在很多时候，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不能恰当地应对自己的真实境遇，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正是在这里，鲁迅显出了他的独特的意义。还在青年时代，他的想法就常常和别人不一样,大家都热烈地鼓吹欧洲的科学精神, 贬斥宗教意识, 他却赞扬中国人崇拜自然的古老传统,喊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他积极参与，发出启蒙的呐喊，可在内心深处，他却非常怀疑启蒙的效果，甚至怀疑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的理论预设。到二十年代中期，他终于以散文诗集《野草》和一系列表现启蒙知识分子人生悲剧的短篇小说，袒露出久埋于心底的沮丧和悲哀。三十年代初，他兴奋地加入左翼文艺的行列，可没过几年，他笔下就又开始出现“非左翼”的言论，还对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 从二十年代中期到“抗战”之前的十年间，似乎是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黄金时期，是许许多多留洋学生投身“建国”大业的十年，是胡适和罗隆基那样的知识分子相信国家正在步入正轨的十年，也是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创建“苏维埃”，以为“革命高潮”正在临近的十年。可是，这些在不同层面流行的意识却没有一个能够罩住鲁迅，从1927年开始，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与进化论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判断：“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1933年夏天，他更借评论“小品文”的机会，再一次重复了这个判断：“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七十年过去了，昔日那些风行一时的历史判断全都烟消云散，反是鲁迅这个低调而谨慎的判断，愈益显示出巨大的涵盖面和解释力。
    我觉得，这就是鲁迅对于今日社会的重大的价值所在了。他当然是出色的作家，有伟大的人格，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他恐怕更是一个眼光独特、能够洞悉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批判者。他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总是依自己的思路来理解世事。他一生都努力学习外来的新思想，但判断中国现实的时候，他却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无论怎样炫目的流行思想都难以长久地蒙蔽他，当别人纷纷陷入错觉的时候，他却总是能迅速地拨开迷雾，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社会越是深刻地陷入“全球化”的旋涡，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以“现代化”的视角来理解世事的冲动，越是发作得猛烈，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就越需要鲁迅式的特立独行的眼光、智慧和洞察力？

2006年10月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