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异   

　　后来我父亲没遵守承诺，又开始吸鸦片。母亲对婚姻彻底绝望了，不再凡事听从父亲的意见，坚决要送姊姊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姊姊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这一段：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过了不久，我父母就离婚了。姊姊和我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我母亲在离婚协议里坚持我姊姊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负担。

　　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母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初显才华   

　　那几年中，我记得姊姊一到寒假就忙着自己剪纸、绘图，制作圣诞卡和新年卡片。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非常专注、细心，不许我在旁边吵她。我知道她总是把自认最满意的圣诞卡拿去姑姑家，请姑姑代为寄给我母亲。

　　姊姊就读黄氏小学后，继续在学校学弹钢琴。后来还曾特别到一个白俄老师家学钢琴，一周一次。但是我父亲认为学费太贵，姊姊每次向他要钱交学费，他总是迟迟挨挨，要给不给，后来姊姊就不再去了。

　　还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我父亲看了很高兴，有亲戚朋友来就拿给他们看。

　　“这是小做的报纸副刊。”他得意地说。亲戚朋友当然也夸奖了姊姊的创作才华。

　　1934年，我姊姊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我父亲这才答应让我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家跟私塾先生学了一些根底，我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不如圣玛利亚女中那么高级。

　　不久，我父亲再婚。我们这个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又开始纷扰起来了。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期间，和我姊姊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有一些谈论天气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话语。那年放暑假，姊姊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我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在书房看到姊姊的作文簿，上面的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姊姊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划得十分深刻、细腻，很感动人。后母看完也很感动，认为姊姊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我姊姊会写文章。其实我姊姊完全为了习作，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讨好她的用意。我父亲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为了使后母高兴，也就随声附和，未加点破。

　　出逃

　　1937年夏天，姊姊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姊姊出国。姊姊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后来我才听说，我母亲为了姊姊出国留学的事，1936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姊姊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亲提出的。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热讽。我姊姊受伤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语》中写后母骂我母亲的话：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军攻击闸北，“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我舅舅家那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母亲也住在那里，就派人来把我姊姊接过去，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

　　后来姊姊回家来了。她走的时候虽让我父亲知道，却没跟后母说一声，她一回来，后母就开骂，打了她一巴掌。姊姊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姊姊要打她，上楼去告状。我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我姊姊一阵拳打脚踢，把我姊姊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幸亏我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去把他拉开，姊姊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我姊姊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亲已下令那两个门房不准开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何干偷偷打电话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来为我姊姊说情，顺便再提让我姊姊出国读书的事。结果说情无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热语的，我父亲和我姑姑一来一往都不善罢干休，竟至兄妹扭打起来了。我姑姑的眼镜被打破，脸上受了伤，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着她，要她赶紧上医院去。姑姑临走时候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自从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姊姊就被软禁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为我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我姊姊走出门。

　　姊姊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我姊姊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得病一天天严重。何干见我姊姊的病一日日严重，惟恐我姊姊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她躲过我后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诉我父亲，并明确表明我父亲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我父亲也考虑到，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也没面子。

　　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我姊姊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姊姊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姊姊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知道姊姊一直在为逃走做准备，但不敢去告诉父亲。1938年初，将近旧历年的时候，我姊姊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连累，被我父亲大骂了一顿。不久之后也就离开我家，回皖北养老去了。

　  不再回头   

　　姊姊投奔母亲，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但母亲仍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姊姊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据说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5美元。我姊姊发奋图强，考了个远东区第一名。但是欧战爆发，她没能去伦敦入学，1939年才改入香港大学。

　　以前母亲回国来，我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1938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到她们的住处找我母亲和姊姊，希望留在她们那里住下来。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姊姊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姊姊和我都哭了。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1948年我从无锡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亲。那时我父亲及后母已沦落到搬至14平方米的小屋了。我劝母亲回上海来定居，找一个房子，把姊姊也接过来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个安身之处。母亲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我当时认为这个理由很勉强，很想问她是否在国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准备在国外再婚？但又觉得这样问很不礼貌，也就没说出口。哪晓得那时

　　她心爱的男友已经死于战火了呢？又哪晓得不久后我母亲真的又出国了；那次见面，竟是永诀！

　　1938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1948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

　　本文摘自《我的姊姊张爱玲》，作者张子静，学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