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江丽

【内容提要】
在《红楼梦》中，“女儿”与花之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林黛玉最为典型。纷繁的花意象不仅是众女儿乃至人类悲剧命运的象征，还具有与人物比德的意义。在传统比德的观照之下，我们发现，花意象既具有塑造人物的作用又具有评价人物的作用。就钗黛形象而言，林黛玉是芙蓉花，同时又与菊、荷、竹相关联，在这些“花中君子”的陪衬之下，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形象更加鲜明，而传统比德文化对“花中君子”的推崇，自然暗含了作者对黛玉的赞赏。薛宝钗是牡丹花，再辅之以“金”，是世俗富贵的象征。如果说，“双清”、“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诸说法代表了传统文人的精神追求，标举的是理想境界；那么《花经》中的九品九命之说则代表了世俗社会的功名富贵，注重的是现实利益。文人雅士或者说思想者的精神追求与世俗百姓的现实追求不应该互相排斥和否定，代表理想人格的黛玉与代表世俗道德标准的宝钗也大可“并美”于世。
【关键词】 《红楼梦》 林黛玉 花 比德

   《红楼梦》中，太虚幻境是一个“朱栏白石，绿树清溪”、“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的“清净女儿之境”，其间之香“群芳髓”由初生异卉之精和各种宝林珠树之油合制而成，其间之茶“千红一窟”由仙花灵叶上的宿露烹煮而成，其间之酒“万艳同杯”由百花之蕊、万木之汁酿成。“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②大观园里，佳木葱茏、奇花烂灼、藤萝掩映、异草芬芳：翠竹、梨花、芭蕉、杏花、桑、榆、槿、柘、荼蘼、木香、牡丹、芍药、蔷薇、藤萝、薜荔、杜若、蘅芜、茝兰、清葛、紫芸、青芷、碧桃、绿柳、海棠、桂花、玫瑰，应有尽有，这些是写景。联系到人物，林黛玉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旁绛珠仙草转世投胎的“草木”之人，薛宝钗自幼服用的“冷香丸”由白牡丹、白荷、白芙蓉、白梅等四种名花之蕊合成，湘云有醉卧芍药裀之韵，妙玉有私赠梅花之情。联系到文，与花相关的诗文除了《葬花吟》、《芙蓉诔》、《桃花行》，还有海棠诗、菊花诗、红梅诗、柳絮词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花草树木这些自然界的精华是《红楼梦》艺术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这些花草树木已经远远超出了“物象”本身，成为具有丰富艺术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意象”，它们与红楼故事尤其是红楼女儿之间有着复杂而多元的联系。在这些意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花，有学者认为，《红楼梦》的中心意象不是“石头”而是“花（落花）”③，不无道理。而遍读文本就会发现，与花关系最密切的人物是林黛玉。因此，本文主要以“林黛玉与花”为例，分析“花”与人物之间的“比德”关系。

    《红楼梦》“女儿”与花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在第5回的“判词”及“红楼梦曲”中，“榴花开处照宫闱”言元春是石榴花，“气质美于兰”以妙玉比兰花；第63回更是通过掣签清楚地指出：薛宝钗是牡丹花，探春是杏花，李纨是梅花，湘云是海棠花，麝月是荼蘼花，香菱是并蒂花，黛玉是芙蓉花，袭人是桃花。这些人中，元春、李纨、袭人、麝月、香菱等人与花的关系比较固定单一，其他几位则不然，作者以多种巧妙的方法将她们与不同的花联系在一起，最典型的就是通过“海棠诗”、“菊花诗”、“柳絮词”等让黛玉、宝钗、探春、湘云等人借物抒情言志，如宝钗“珍重芳姿昼掩门”、“淡极始知花更艳”，“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等诗句，既是咏海棠、柳絮，也是自我性情怀抱的写照，这样，她与海棠、柳絮之间也就有了某种比喻的关系。黛玉与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引人注目，我们按文本次序简单梳理如下。

    第23回，黛玉嫌水流出大观园之后不干净，糟蹋了花，因此不同意宝玉将落花撂在水里的做法，而是将花瓣装在绢袋里埋入花冢，任其随土而化。黛玉“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香囊，手内拿着花帚”的形象像雕塑一样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里，第一次将黛玉与落花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强调她葬花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花的“干净”。

    第26回，黛玉去找宝玉被不知情的晴雯挡在门外，于是站在花阴之下悲泣，结果哭得“花魂默默无情绪”，“落花满地鸟惊飞”。再次将林黛玉与落花联系在一起，同时还将她与“花魂”联系在一起。

    第27回，在祭饯花神的芒种节，连矜持的宝钗都忘情扑蝶融入了大自然的美丽之中，黛玉却因误会而独自躲在山坡边悲悲切切地吟诵令人心碎肠断的《葬花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知”，说这首诗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蔡义江先生也指出：“《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性的重要作品。”④“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忘两不知”，这些诗句“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甲戌本批语），不知何者为人何者为花，黛玉与落花几乎合二为一了。

    第37回，探春发起“海棠社”，众人题咏白海棠。这是大观园里的第一次诗社活动。结果李纨的评价是，宝钗之诗含蓄浑厚，居首；黛玉之诗风流别致，居第二；湘云后来补写，让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认为“这个不枉做了海棠诗”，可谓压倒群芳。

    第38回，大观园“诗人”们做“菊花诗”十二题，黛玉作了《咏菊》、《问菊》、《菊梦》三首，被评为最佳。  

    第40回，宝玉说残荷可恨，要让人拔去，黛玉说，她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却喜欢“留得残荷听雨声”这一句，希望留着残荷。

    第63回，黛玉掣到“芙蓉”花签。

    第70回，林黛玉做“桃花诗”，宝琴骗宝玉说是她作的，宝玉坚持说，只有“曾经离丧”的黛玉才能“作此哀音”。众人因此诗而重起诗社，并改“海棠社”为“桃花社”，结果却不了了之。同回，众人填“柳絮词”，黛玉的词被认为“太作悲了”。

    第76回，中秋之夜，黛玉与湘云躲开众人，在凹晶馆联诗，黛玉说出“冷月葬花魂”，湘云说她“不该做此凄凉奇谲之语”，连妙玉也说“太悲凉了”。

     第78回，宝玉撰写《芙蓉女儿诔》祭奠“芙蓉花神”晴雯，结果黛玉却从“芙蓉花中走出来”，小丫鬟还以为是鬼。宝黛两人一起修改祭文，黛玉听宝玉说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陡然变色。脂评说，诔文“明是为阿颦作谶”（庚辰本七十九回），“知虽诔晴雯，实乃诔黛玉也。”（靖藏本七十九回），此论已被广泛认可。晴雯是黛玉的副身，这里通过晴雯巧妙地进一步强化了将黛玉与芙蓉花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至少有十处明确将黛玉与花联系在一起，还不包括竹。从表层形式看，关涉的具体对象除了“落花”、“花魂”之外，有海棠、菊花、残荷、芙蓉、桃花、柳絮等几种；关联的方式有行为（葬花、哭花阴），但主要是诗作，其中，海棠诗、菊花诗、柳絮词是与人分咏，“冷月”句是联诗，《葬花吟》、《桃花行》是独作，“残荷”句是引前人诗，《芙蓉诔》是宝玉为她作的“诗谶”。其中，《葬花吟》、《桃花行》直承古老的《薤露歌》以及唐代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明代唐寅的《花下酌酒歌》等诗歌传统，⑤以“花”象征生命的美好与脆弱，是黛玉的悲歌、“女儿”的悲歌，也是人类生命的悲歌。从修辞的角度来说，这些花意象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比德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并含蓄地表达作者对人物的态度。

    评点家张新之曾指出，《红楼梦》中的诗作，“其优劣都是各随本人按头制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说，先有几首诗，然后以人硬嵌上的。”⑥事实上，在作品中，钗、黛、湘三位的诗才可说是鼎足而立，“三人个性各各不同，曹雪芹为她们代拟的诗作亦与其性情、志趣、才学与处境相称。”⑦比如说海棠诗，宝钗“珍重芳姿昼掩门”、“淡极始知花更艳”句与她端庄矜持、旱言寡语、随分从时的淑女形象吻合；黛玉“碾冰为土玉为盆”、“娇羞默默同谁诉”句写出了她高洁的性情及孤弱的处境；湘云“自是嫦娥偏爱冷”句“不脱自己将来形景”（脂评），“也宜墙角也宜盆”句则写出了她的英豪阔大。再比如柳絮词，湘云“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句有“占春”的喜悦，情致妩媚；宝钗“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句更是翻新出奇，把“轻薄无根无绊”的柳絮变成了凌云壮志的象征，立意高远；黛玉“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等句则自写身世怀抱，缠绵悲戚。

    湘云的海棠诗压倒群芳，宝钗的螃蟹咏为“绝唱”，其柳絮词亦“为尊”，林黛玉则菊花诗夺魁，正如蔡义江先生所说，作者这样写并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诗才，而是要“让所咏之物的‘品质’去暗合咏它的人物”，之所以林黛玉菊花诗夺魁，是因为“没有谁能比黛玉的身世气质更与菊花相合适的了”。⑧ 也许我们并不能说湘云与海棠花之间以及宝钗与螃蟹、柳絮之间存在某种独特的联系，可是黛玉和菊之间却有着明白无误的类比关系，典型地体现了传统的比德观。

    所谓比德，简单地说，是指以自然物象之美来比附人物的道德之美，是先秦重要美学观念之一。现存史料中最早关于“比德”的论述见于《管子》。《管子?水地》以水、玉比德：“夫水淖弱以清，而好 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扣之，其声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人以贵之，藏以为宝，剖以符瑞，九德出焉。”《管子?小问》以禾比德：“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儒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君子之德矣。’”以水及其它自然物比德的说法也见于晏婴、老子、庄子等人的论述中，可见比德的观念在先秦诸子中非常普遍，不过，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比德观则来自儒家。

    《论语?雍也》以山水比德：“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子罕》以松柏比德：“子曰：‘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此外，孔子和荀子还以天地比德、以玉比德、以土比德、以芷兰比德。⑨其中“以玉比德”之说见于《荀子?法行》里记载的“问玉”轶闻，大意是说子贡问孔子，君子贵玉而贱珉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玉少而珉多？孔子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君子“贵玉”的原因是：“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这里对“玉德”的描述与管仲之说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孔子明确作出了“玉者，君子比德焉”的论断，从而更具影响。《孔子家语?问玉》也类似的记载，不过“玉德”发展到了十一种，即仁、义、礼、智、信、乐、忠、天、地、德、道，囊括了儒家所有的伦理纲常。

    先秦尤其是原始儒家的比德观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儒家的修身说，到建筑、绘画、诗歌等艺术形式，乃至民间吉祥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⑩而就所“比”的内容来说，影响最广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与君子人格之间的“比德”关系。元代以降，竹梅为“双清”、松竹梅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为“花中四君子”的说法可谓无远弗届。

    就菊而言，早在《礼记?日令》中已有“季秋之月，鞠（通‘菊’）有黄华（通‘花’）”的记载，注意到了菊花的季节特点。在文学作品中，钟会《菊花赋》首倡“菊美”之说：“夫菊有五美焉。圆花高照，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至于菊花与人格的直接比附则始于陶渊明，其《菊》云：“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天杰”，讴歌菊花傲霜怒放之姿；其《饮酒》（五）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既是恬淡幽静的田园生活的象征，又是诗人随意适性的心境的写照，菊我一体。后人推崇陶渊明高尚的情操志节，他笔下的菊花也成了高尚人格的象征，辛弃疾云：“自有陶潜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就是说，是陶渊明、林和靖赋分别赋予了菊和梅人格志节的内涵。陶渊明之后，咏菊赞菊成风，诗作不下万首，11晋袁崧《咏菊》云：“灵菊植幽崖，擢颖陵寒飙。纯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唐白居易《咏菊》云：“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宋王十朋《十月望日买菊一株颇佳》云：“秋去菊方好，天寒花自香。深怀傲霜意，那肯媚重阳”；宋陆游《晚菊》云：“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宋郑思肖《画菊》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宋朱淑贞《菊花》云：“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明沈周《菊》云：“秋满篱根始见花，却从冷淡遇繁华”，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咏菊名作，中心题旨就是歌咏菊花早植晚发、不畏寒霜、耿介拔俗的“君子”之德。

    《红楼梦》中的菊花诗自然是传统“菊文化”的产物。有学者发现，曹雪芹同时代的宗室文人嵩山《神清室诗稿》卷中有咏菊五题，分别为“访菊”、“对菊”、“菊梦”、“簪菊”、“问菊”；永恩《诚正堂稿》中有一组和嵩山诗的《菊花八咏》，分别为“访菊”、“对菊”、“种菊”、“簪菊”、“问菊”、“梦菊”、“供菊”、“残菊”。《红楼梦》中的“咏菊十二题”就是在这“八题”基础上增加了“忆菊”、“咏菊”、“画菊”、“菊影”四种。12嵩山是敦诚的好友，而敦诚是曹雪芹的好友，不管是谁影响谁，这一材料都证明了小说中咏菊的情节在现实生活真实存在。

    联系以菊比德的文学乃至文化传统，林黛玉“菊花诗夺魁”这一情节自然有深意存焉。同样是咏菊花，宝钗、宝玉、湘云、探春的诗都是暗示他们未来的命运，只有黛玉的诗是借物抒情言志。13《咏菊》云：“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这里的“素怨”、“秋心”有坚贞、高洁的含义，作者直接点明她笔下的菊花即陶渊明笔下的菊花，以菊自比的用意非常明显。《问菊》“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句中“孤标傲世”，更是黛玉的自我写照。

    除了菊花之外，与林黛玉这一形象构成比德关系的，还有荷、芙蓉和竹。

    关于荷和芙蓉。荷，又名芙蓉，其花名“莲”。当宝玉要求拔除破荷叶时，宝钗表示暂时没有功夫收拾，言下之意也是应该拔除，黛玉却希望留着残荷，不免让人产生联系。宋周敦颐《爱莲说》中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为“花之君子”，从此莲或者说荷也就成了君子人格的象征。黛玉独喜“残荷”恐怕不是泛泛之笔。如果说喜欢残荷还比较含蓄，“掣花签”则直接点明了黛玉与芙蓉花的关系。她掣到芙蓉花签，所题“莫怨东风当自嗟”诗句出自欧阳修《明妃曲?再和王介甫》，上句为“红颜胜人多薄命”。根据脂批透露的消息，黛玉是在贾府事败、宝玉避祸出走之后泪尽而逝，因此这两句既惋惜她的脆弱敏感，又认为她是“求仁而得仁”，应该“自嗟”而不必“怨”人，14这是花签诗的含义。可是，花签本身还很值得分析。博学的红楼女儿们自然知道花签诗所隐上句的内容，却不但不避讳，反而“笑说：‘这个好极。除了他，别人不配做芙蓉。’”黛玉向来敏感，掣签前还默默祈祷希望掣着好签，结果“也自笑了”，可见大家都舍“诗”取“花”，认为这是一枝好签，因为诗虽然不祥，花却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所以只有黛玉“配”。另外，黛玉的副身晴雯是木芙蓉，应该是由黛玉的水芙蓉“连类而及”。

    关于竹。竹虽属林木，可有时也别当作“花”来看待，“双清”、“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中都包括了竹。《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已经将竹与君子联系在一起。《礼记·祀器》云：“……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则直接赋予竹以人的品格，将竹引入了社会伦理的范畴。魏晋时期“竹林七贤”遁隐竹林，以竹之高标、清姿比况自己，从此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敬竹爱竹，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甚至有“不可一日无此君”、“无竹使人俗”的佳话，正如元韦居安《梅磵诗话》所说：“植物中惟竹挺高节，抱贞心，故君了比德于竹焉，古今赋咏者不一。”总之，在传统文人的心目中，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修竹幽篁几乎成了坚贞高洁的君子的化身。联系这一背景，黛玉与竹的关系也就格外值得注意。潇湘馆是一个“绿竹猗猗”的所在，对此作者多次致意：第17回，贾政一行“盘旋竹下而出”，来到“有凤来仪”即潇湘馆；第23回，宝玉和众姐妹选择大观园中的住所，黛玉对宝玉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些”；第40回，贾母领着刘姥姥一行，来到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等等，书中对潇湘馆之竹的描写不小十次。潇湘馆之竹至少有两层意蕴：一则以娥皇女英哭舜帝的故事隐喻宝黛爱情悲剧；二则以竹比黛玉清雅脱俗之性。

    综上所述，在《红楼梦》中，黛玉与菊花、荷、芙蓉和竹有密切的关系，而这几种植物在传统文化中都是“君子比德”的经典对象，可见黛玉与这些“花”的关系并非偶然，应该是作者匠心所在。

    在红学研究中，对钗黛的评价一直都有争议，左钗右黛说、左黛右钗说、钗黛合一说、钗黛对立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非两点：第一，从文本的角度来看，作者没有对他笔下的人物做直接的评判，使读者缺乏直接的依据；第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任何阐释活动都离不开接受者的积极参与，而每一位接受者对作品的理解都会打上时代和个人的烙印。

    《红楼梦》整体上属于传统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但是作者有意克服这一模式的局限性，叙述者较少直接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态度和价值标准，表达对人物的看法，所以引来有无穷无尽的争论，而这一点也恰好是作品的魅力所在。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没有表达态度不等于没有态度，事实上，任何作品都不可能不留下作者的思想痕迹，绝对的“零度风格”不可能存在。在《红楼梦》中，作者很少让叙述者直接评价人物，却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巧妙地达到了评价人物的修辞效果，“比德”就是众多艺术手法中的一种。

    就钗黛而论，如上所述，黛玉先天是一尘不染的世外仙草，后天与菊花、荷、芙蓉、竹等“花”中诸“君子”联系在一起，结合传统比德观来看，作者对黛玉的态度还用说吗？

    宝钗是众所周知的“牡丹花”。宝钗掣到牡丹花签，众人都笑说：“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签上所题诗句“任是无情也动人”出自唐代罗隐《牡丹花》诗，切合宝钗感情冷漠却又处处讨人喜欢的性格特点。此外，还隐含着此句之后两联四句：“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前两句与钗黛湘关系巧合，后两句则以韩弘弃牡丹之典暗示宝玉日后“悬崖撒手”令宝钗寂寞终生。15这是题诗的丰富内涵。至于签上的牡丹花本身，还另有含义。牡丹花姿优美，色泽艳丽，富丽堂皇，号称“国色天香”、“花中之王”、“富贵花”，不仅“艳冠群芳”，更代表世俗富贵。巧的是，宝钗身上还有和尚送的金锁。其实，“金”也是古人比德的对象物之一，“一诺千金”、“金石之交”、“真金不怕火炼”等熟语都是“比德”的产物，比喻守信以及坚贞的君子人格，不过，更多的时候是以“金玉满堂”来比喻富贵。除了金锁和牡丹，宝钗还与其他花草构成了某种比附关系。她偶尔也在“瓶中供着数枝菊花”，但是，“菊花诗”是黛玉独占鳌头，宝钗与湘云、探春并列“次之”，而且不知有心还是无意，宝钗的《画菊》、《忆菊》又排在最末；她的“冷香丸”中也有白荷、白芙蓉、白梅，但是，一般人认为，“冷香丸”既言宝钗之“香”来自外力又暗示其性情之“冷”；虽然蘅芜院遍植香草，而且香草自屈原开始已经成为君子的象征，但是，杜若、蘅芜、茝兰、青芷等等毕竟没有能够像梅兰竹菊一样脱颖而出，成为“花中君子”，因此菊花、白荷、白梅及诸种香草虽然也与宝钗产生了联系，但是，在比附之中，我们能感觉到宝钗的美好，却无黛玉般的高洁可言，因此，也体会不到作者的赞赏之情。

    值得指出的是，宝钗的“牡丹”与黛玉的“芙蓉”之间还有一层对比关系发人深思。五代蜀汉张翊所著《花经》以九品九命来为花卉定品第高下。所谓九品是古时评定人才的方法，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品数越少地位越高；九命则是周代级别，上公九命为伯，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王之卿六命，子男五命，王之大夫、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公、侯伯之大夫及子男之卿再（即二）命，公、侯伯之士及子男之大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可见九命与九品相反，数字越大地位越高。按《花经》所列，牡丹为“一品九命”，芙蓉为“九品一命”，恰好处在高低两极。既以世俗的“品”“命”作为标准，代表的自然是世俗之见。也就是说，在世俗的眼光中，牡丹是花中之王，地位尊贵，芙蓉则身份卑微。宝钗“原配牡丹花”，黛玉“配做芙蓉”，不知大观园众人据何标准？亦不知作者是何用意？或许，是对两人现实处境和价值的暗示？一个有母亲呵护兄长疼爱又有八面玲珑的处世技巧；一个孤弱一人寄人篱下又过于敏感处处小性儿，在世人看来，身份价值自然有别。其实，叙述者对钗黛曾有过居高临下的比较性评价：“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这里，叙述者正是按世俗的标准来衡量钗黛的为人，事实上，宝钗不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而且比黛玉大得除了宝玉之外的几乎所有人之心。

    分析至此，我们发现，作品本身隐含着两种评价钗黛的标准：一种是以“花中君子”之说为依据，从文人标举的理想境界出发，赞赏黛玉超尘脱俗的高洁与任性；一种是以《花经》“九品九命”之说为依据，从普罗大众的现实需要出发，肯定宝钗理性温仁的世故与豁达。宋周敦颐《爱莲说》云：“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文人雅士爱菊莲之“隐逸”与“君子”，与众人爱牡丹之“富贵”，从精神超越的层面来说，境界自有高下。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应该用文人雅士或者说思想者的精神追求来否定世俗百姓的现实追求，反之亦然。所以，代表理想境界的黛玉与代表世俗道德标准的宝钗大可以“并美”于世。至于读者的喜好，则大可各随心意。

    除了钗黛之外，以花姿潇洒、有“花中神仙”之称的海棠比英豪阔大的湘云，以剪雪裁冰、耐寒傲冷的梅比寡居守节的李纨，以绚丽灿烂、春尽而逝的杏花比探春，以生于幽谷、无人自芳的兰比孤芳自赏的妙玉，以随风飘扬的桃花比“事二夫”的袭人，等等，相对来说直接明了，无须多言。也许与“为闺阁昭传”的创作主旨相关，传统上与“花中君子”比德的主要是男士，《红楼梦》中全是女儿。贾府男性中身上体现了比德观的只有“绛洞花主”宝玉，所比之物为“顽石”和“美玉”，不赘。

① 本文属于北京语言大学资助项目（YB0408）

②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38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③ 《〈红楼梦〉落花意象论》，《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1）

④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第203，中华书局，2001

⑤ 胡怀琛《林黛玉葬花词考证》，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第82-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⑥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第70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⑦ 詹颂《代拟的超越与疏理：〈红楼梦〉中女性人物诗词作品探析》，《红楼梦学刊》，2004（1）

⑧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第247页

⑨ 钟子翱《论先秦美学中的“比德”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2）

⑩ 张燕《论中国艺术的比德观》，《文艺研究》，2000（6）

11 彭茵《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菊花意象》，《学术论坛》，1998（6）

12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第246页

13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第246-247页

14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第338页

15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第333页

【原载】 《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