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寑，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心切。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事情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14）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第四波当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在这种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只好批准挖掘。让专家惊喜的是，此墓系被盗未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盗墓现象在“文革”时期出现一个小高潮，各地的农村“向死人要地”，进行农田整改，存在好多的古墓荒冢，全给平掉了。不少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了。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建设运动，农业现代化、老城区改造，新城池扩延……到处是基建大工地。过去的的荒郊野岭建成了“高档别墅区”，从前的臭水沟变为养鱼塘——古人的长久安眠之地被隆隆的打夯声震裂了。2007年12月1日刚抢救性考古结束的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这座已熟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就是当地人取土时露出来，然后被文管部门发现的。

这一波的危害不容小视。由于国际文物市场持续走高，文物走私活动猖狂。各地目前不断出现的盗墓“新闻”，应该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信号，值得关注！

五、期望

坟墓，这类地下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盗一座少一座，毁一处坏一处。而古人为了防止盗墓，曾想出了形形色色的反盗墓招术。

如曹操“七十二疑冢”式的潜葬，河南上蔡县郭庄楚墓的“积沙积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伏火”，秦始皇嬴政陵中的“伏弩”，成吉思汗死后的“殉杀活口”……甚至还想出了留下“绝命咒语”的怪招，阻击盗墓者。

但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在盗墓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凝结古人智慧的反盗墓招术，如同地下的尸骨一样——腐朽了，一钱不值。

人类和盗墓者应该如保护环境一样，去审视、反省自身行为。千万别到了古代文明被毁损差不多的时候，才说——“我们早该保护古墓了”！（本文摘自《盗墓史记》 倪方六 中国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