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两个王子，经历是最不寻常的。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经历了繁华生活，看破了生、老、病、死的百态万象，他想找寻出一种解脱的途径来，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甚至扩大到所有生命。

还有一个是离曹雪芹时代不远的皇帝，那就是传说纷纭的顺治皇帝。这位生命短促的皇帝，是否真正到五台山做了和尚，还是个不解之谜。但他不止有过这个念头，而且已在宫里剃度过，这都是可以考查到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不是为了全人类，倒是想超脱自己。

毫无疑问，他们两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前者，的确是位大哲学家，也和他所追求的救世的道路相称。而后者则微不足道，顺治想用蝉蜕的办法，逃脱出血族社会政治生活的桎梏。适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加倍的还击。不管他下的"罪己诏"，是别人强迫他颁发的，还是他自愿颁发的，反正都一样，说明他不过是一个儿皇帝。甚至想逃入禅门亦未可得。金銮座保不了他，莲花座也救不了他。

曹雪芹虽不生在帝王家，而生在包衣世家，但如果说对人生，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则和两位前人有极大相近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把他们互相比附，这也不足为怪。"色空说"和"索隐派"的出现，都充分可以证明这一点。

释迦牟尼认为了解人生的终极，是无"我"，从这儿才能得大智慧，才能一切解脱，无挂碍，无恐怖，究竟涅槃。这时，也无所谓"法"，可以遨游大自在天，达到了真如境界。实际上，释迦牟尼度化不了世人的，他只能做到自我完成。他确实做到了。

顺治则什么也没有做到。他在政治文化方面，向往汉化，反而促使满族元老更加紧满化的统治；他想使政教合一，但他又不懂得是宗教先行呢，还是政治先行？结果两下落空。他想使现实和理想统一，但他的理想，却是属于他个人的，不是属干人民的，所以这种破灭，只能促进他的自我毁灭……

曹雪芹看到这两条路都不属于他的。他想走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升华"的道路。

当然，这"升华"的道路，也不是曹雪芹发明的，这在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最光辉的例子，就是屈原、司马迁、关汉卿、汤显祖……

他们都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血和泪，凝结成为文字，用它记录下内心的向往和理想，使自己的感情升华，利用一种艺术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因此，曹雪芹才写下了《红楼梦》（《石头记》）。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他是不会制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

在这种实践中，曹雪芹离开庄周，就走得更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庄周提倡"坐忘"，还说颜回说自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孔子佩服之余，也要追随在颜回之后。庄周假托这段故事，是为了加重这个"坐忘"的分量。其实，"坐忘"的不是颜回，而是庄周自己。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便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又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

由这段"作者自云"中，就宣布他不但不能"坐忘"，而且在"念及"之余，还要"一一细考"，使这段记忆"坐实"，不但不"忘"，而且刻石为"记"，"记"和"忘"刚好相反。这就更证明曹雪芹的思想，不是庄周思想的余续，他已完成他情极之毒的"至极"的思想了。

由以上的认识，不难看出，曹雪芹是不会真正地向色空中来寻求解脱的，而是在艺术升华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出路。

近来经常有人问我：你写曹雪芹时，如何来写他要写《红楼梦》的动机和要求呢？我想，就试着先谈谈曹雪芹与庄子思想的异同，来作为这个问题的粗浅回答吧。

至于这个"升华"说，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几十年前，似乎就有人觉察到了。当然，光是个"升华"说，并不足以概括曹雪芹。这倒不是故作跌宕，因为写作本身，并不光是精神的转化过程，或是一种内心的记录而已。创作当然是以情感来感染别人的情感。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最后还是要以他思想的高度，来作为衡量他的最后标准的。因为一个作家，总是受着他的思想支配的。郑板桥画竹子，要求人们还要到画面外面去看他的竹子，现在说作家的背后，也就是这个意思。同时，作者创造出来的背后，也就是我们要加以"钩沉"的世界。

（本文摘自《沉酣一梦终须醒》作者胡适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