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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我反对季羡林先生的新诗“失败”说 文／老巢

第一届中国新经典诗歌奖专辑

第一届“中国新经典诗歌奖”颁奖会

第一届中国新经典诗歌奖·授奖辞 文／梁小斌

获奖感言 文／马莉

马莉创作年谱

马莉的诗/金色十四行（14首）

读马莉的《金色十四行》诗歌札记 文／朱子庆

诗话语

观 点

一种值得尊敬的诗歌存在

——关于《诗歌月刊·下半月》的随感 文／王士强

写给喂养诗歌的兄弟姐妹 文／马知遥

当下诗歌怎么了？ 文／杨远宏

诗歌精神与审美气质 文／傅元峰

或人或事的印象

——刘春和他的《朦胧诗以后》 文／梁平

中间代

对新诗历史的一种打量 文／蒋登科

诗歌正在悄然复兴 文／何言宏

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暨帕米尔

文化艺术研究院挂牌典礼侧记 文／安琪

拼贴：传承与创新

——对叶匡政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的解析 文／王永华

在伊沙课堂听中间代诗人伊沙说诗（节选） 文／叠水

我和中间代的缘分 文／吴投文

黄金三万两的孤独（15首）／吴投文

2007：一个诗人的行走日志·北京行 文／陈傻子

海峡用来作什么(9首)/小云

多嘴诗（10首）/林茶居

诗人自选

当时明月在（8首）/楚天舒

我爱月亮（组诗）/桂杰

刘诚诗7首

驿茗的诗(8首)

花语的诗（11首）

夭夭的诗（8首）

张士闪的诗(6首)

赵兴高的诗(9首)

愚木的诗(7首)

中间代·本刊编辑部三成员作品展

老巢卷

近作17首

每个时代都会选择并指定为自己代言的诗歌话语方式

——第一届中国新经典诗歌奖

评选·《诗歌月刊·下半月》主编老巢访谈 文／李桂杰

安琪卷

任性(长诗)

“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

——论安琪90年代诗歌的先锋性 文／张立群

在任性的奔跑与沉潜的静思之间

——安琪访谈录 文／霍俊明

刘不伟卷

拆那系列/刘不伟

刘不伟读人读画三题

[简讯]

漳州师范学院第四届“接近诗歌节”于近日在该院举办

诗人殷龙龙新诗集《旧鼓楼大街》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在老故事餐吧举办

中国首部村庄诗歌读本《庄》创刊及举行首发式

中间代诗人、学者、翻译家北塔新诗集《石头里的琼浆》出版

70后诗人颜非诗歌座谈会2007年12月16日在厦门“你好网际”召开

[封二]

北京中视经典工作室

[封三]

第三届首都高校原创诗歌朗诵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首届首都高校新生诗歌大赛在中央民族大学落下帷幕

[附录一]

我反对季羡林先生的新诗“失败”说

中间代代表诗人/老巢

在新出版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季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作为和白话文一起成长的过来人，季羡林先生在这里对文学艺术，尤其是对新诗，说出这样的话着实令我震惊。季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大学问家，几乎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硕果仅存的泰斗级人物。他“个人的看法”也会一呼百应，产生巨大影响。很快就有刘仰先生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撰文表达“遇到知音的兴奋”，“赞同季羡林先生的看法”，认为“中国现代诗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确实证明是一个失败”，是走上了“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是“走进死胡同”，并断言：“此路不通”。

要中国新诗掉头往回走？回到“五四”之前，回到胡适的“新诗革命”甚至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之前，回到“格律”和“韵脚”中去？季羡林先生似乎就是个意思，他说：“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很显然，在季先生眼里，不讲“韵律”的现代汉语诗歌压根就不是诗歌。换句话说，所谓的“自由诗”该收场了，今天的诗人还想以诗的名义混事，就只有摹写唐诗宋词了。

我为什么说是“摹写”？启功先生有评说：“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宋以后就只剩下一个“仿”字了，我们岂能例外？依我看，倒退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

不错，我们的古典诗歌举世无双，灿烂辉煌。春江花月，旷心怡神；大漠孤烟，荡气回肠。但它是建立在我们古老民族悠久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天翻地覆。“星星已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古典诗歌被现代新诗所取代就是历史的必然。如谢冕先生所言：“新诗的出现及其试验的成功，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胜利写下了决定性的最后一笔。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二十世纪的文化变革留给中国许多记忆，而新诗的从无到有的轰轰烈烈的行进，却是最激动人心的、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件”。

其实从安徽人胡适写出第一首新诗到今天不过九十年。作为一个人是老了，但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实在是太年轻了。发育不良、遇到诸多成长的烦恼，走过弯路，犯过错误，到如今也还不够成熟，令人失望，甚至面临空前的冷遇和被“恶搞”的尴尬。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它已经“失败”，更不能走回头路。至于刘仰先生所谓的“新格律”，闻一多、林庚等人当年就实验过，“带着镣铐跳舞”，并没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不否认新诗的发端来源于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也不否认诗歌的翻译是艰难的，是不能信任的。甚至同意刘仰先生所说的：“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身不同的特点，当我们通过翻译诗歌学习现代诗的时候，语言自身的魅力几乎荡然无存”。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语言的相互翻译一直在自觉而有效地进行着，诗歌也不例外。好的翻译罕见但的确存在，且已经构成不同语言沟通与交流的桥梁。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从来不是决定性的。而且这种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在今天最好的汉语诗人那里，已与东方传统有机地融为一体。

实际上，早在白话新诗起步之初，俞平伯、周作人等就指出其先天不足和诸多弊端。比如“词汇贫乏”、“借材异地”、“缺乏美术的培养”等，比如“唠叨的叙事”、“甚麽标准都没有了，结果是散漫无纪”等。但这些缺陷都还不足以“致命”，新诗还是在克服和检讨自己种种诟病的过程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季先生怀疑“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的朦胧诗给我们带来崭新的审美体验并开创现代诗的新局面。刘仰先生也承认年轻时接触“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歌，曾经带来很大的触动”，尽管现在他认为“当年北岛、顾城等人的现代诗，吸引人的，更主要的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口号”。但诗歌向读者和社会提供“符合时代精神的口号”错在哪里？

过去的一百年来，我们的民族经磨历劫，悲喜交加。我们的新诗从无到有，脚步蹒跚而目光坚定，与最广大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产生了郭沐若、穆旦、艾青、北岛、海子等划时代的大诗人，他们的影响早已越过汉语的边界,为祖国赢得了五湖四海的赞誉。

每个时代都会选择并指定为自己代言的话语方式，九十年以来，一直是，以后也肯定是新诗。正如谢冕先生所指出的：时至今日，新诗“已是一种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不可剥离的存在。很难想象，如今的中国人除了新诗，还能寻找到别的什么传达情感的诗的方式。历史是往前走的，正如江河不可能回流”。

现在是中国新诗的第九十个冬天。冷是冷了点，但相信一天天成熟起来的当代的汉语诗人们会从容面对，并用初具经典品质的创作迎来再一次的春暖花开。我们已经掌握必要的诗艺，正刻苦寻找并虔诚建设着自身的传统。认为“只要会用回车键，就能写诗”，实在是对当前诗歌写作的无知。

2007/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