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雨

    最近，有两个人的逝世值得我们纪念。一位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巴勒斯坦诗人达威什（Mahmoud　Darwish,1941-2008），于8月11日因心脏病手术后的并发症在美国去世；另一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前苏联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以89岁高龄因心脏衰竭在俄罗斯离世。他们都在自己的祖国受到了国葬的最高礼遇。

　　达威什多年来被看做是巴勒斯坦的民族诗人，同时其诗作也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为各国读者所吟诵。他的诗歌大多表现的是被逐出家园、流放、无家可归、抵抗以色列占领等主题。达威什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有诗集出版，并迅速成名。1974年，英国出版了其诗歌的英译本《诗集》（Selected　Poems,translated　by　Ian　Wedde　and　Fawwaz　Tuqan）。随后，著名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道：“诗人不能仅仅凭他人的同情活着，因此达威什能通过自己的诗艺知识而非仅凭经历来获取影响，这是再好不过的。……他是一位悲观主义的诗人，由于无法忍受的政治流放更显得忧郁。”

　　当然，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员，他不仅是位吟者，更是位斗士——反抗以色列人野蛮侵略与非法占领的斗士。他作为巴勒斯坦道德良心的代表，于1988年起草了《巴勒斯坦独立宣言》，是这块半个世纪以来战火不断、灾难深重土地上的杰斐逊。逝世当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部所在地拉马拉与约旦首都安曼都举行了蜡烛守灵仪式，阿巴斯主席还宣布全国举行三天哀悼。达威什的英年早逝是继2003年巴勒斯坦裔评论家萨伊德去世后，巴勒斯坦事业又失去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代言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但愿阿拉法特、亚辛、萨伊德、达威什等人的建国梦能早日实现。

　　西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彻底暴露了其口口声声所谓的“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虚伪以及对待人权、入侵以及民族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因此，达威什的去世几乎未引起他们主流媒体的多大关注，显然是有意避开了。然而，索尔仁尼琴就不同了。仅以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为例。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不仅有消息报道，还有长篇的评论与整版的讣告，对其生平、文学生涯及著作、政治主张等予以全面评述。

　　索尔仁尼琴在西方首先是被作为前苏联“异见”的斗士受到追捧的，而他在这个方面也确实有过历史。1945年1月，他刚参加完卫国战争，就因为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批评斯大林的政策而遭受逮捕，被判了八年，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才刑满释放。在这期间他被流放到中亚地区的劳改营，利用捡到的小纸片秘密地开始了写作生涯，而这些片段描写最终成就了其首部“集中营”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1963年，他出版的小说集受到官方的批评，此后作品就很难发表，但他以“地下出版物”形式在前苏联刊印的一些作品——《癌病房》（1968）、《第一圈》（1968）——在国外得到流传。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奖，但未能前往领奖。1973年8月，他在西方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指控前苏联政府对他进行威胁。同年12月，其谴责前苏联劳改营制度的《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出版。翌年2月即以叛国罪被逐出前苏联，先到瑞士，随后定居美国。

　　然而，置身于西方社会的索尔仁尼琴似乎一点也没有被所谓“自由世界”的生活所打动，相反，他开始严厉地批评西方社会的享乐主义、实利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些观点受到美国媒体的排斥，他原先的“异见英雄”的身份一下子就在那儿“堕落”为偏执的、反社会的忘恩负义者。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索尔仁尼琴对于西方的价值以及对于读者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似乎进入到了说得写得越多就越受到忽视的怪圈。就在深陷此尴尬境地之时，他于1994年回到了俄罗斯，实践了“我要死在我的祖国”的誓言。进入到90年代，他还是体察社会、笔耕不辍。1990年发表了16000字的《重建俄罗斯》的宣言，呼吁自己的祖国回到苏维埃革命前的君主制政体，因为在他看来，即使经过民主选举的领导人也未必真能让人放心。临终前，他还在继续写《红轮》（The　Red　Wheel）。这是作者构思于30年代，篇幅原定为20卷的史诗性巨著，计划是《战争与和平》的四倍。但在其第一卷《1914年8月》（1971）出版后，后面各卷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直至最后由于健康原因仅能满足于写出详细提要了。去年，普京总统授予他“俄罗斯联邦人文成就国家奖”。作为20世纪俄罗斯历史进程的记录者，索尔仁尼琴被认为“看到了真实并写下了真实，因此其作品将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