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货币的贬值，关于“通货膨胀”、关于“购买力评估”……各派经济学家早已有过许多讨论；但是关于词语的贬值，关于“称号的膨胀”、关于“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的评估”……我国所有语言学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初步纵向考察一下，这30年来的称号贬值发展史，大约有四个阶段：

　　一、“著名”

　　突然间人人“著名”起来，凡是小有名气甚或待有名气者，一个个都猛地一下子“著名起来”啦！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儿受宠若惊地“不敢不敢”、“哪里哪里”地谦虚谨慎一番，逐步就坦然受之、昂首挺胸、不可一世起来：这时候“播音员”“报幕员”不过瘾啦，要叫“节目主持人”“著名、资深主持人”；记者、学者、作家、画家、运动员……统统加上“著名”的冒号——著名记者、著名学者、著名作家、著名画家、著名运动员……不过既然全体加码，那也就全体贬值——如今谁还把“著名”当回事儿呢？——连阿猫阿狗都成了“著名宠物”；一条癞皮狗上了央视都立马摇身一变而为“世界名犬”啦！

　　二、“表演艺术家”

　　“演员”“歌手”“舞蹈家”……不过瘾啦，要升级叫“表演艺术家”：“相声表演艺术家”“声乐表演艺术家”“舞蹈表演艺术家”“小品表演艺术家”……更有“小吃烹调艺术家”“按摩美容艺术家”……只可惜科学技术界的书呆子们一时还跟不上这新潮流——要不然我国多一些“数学表演艺术家”“物理表演艺术家”“化学表演艺术家”“天文表演艺术家”“地理表演艺术家”……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亮相表演、为国争光，够多棒！

　　三、超星、王、帝、后

　　港台进口的“巨星”“天王”“影后”“影帝”接二连三粉墨登场，深入内地几乎每个角落，叫观众们大开眼界应接不暇。

　　年年月月评选海选出来层出不穷的“天王”“影后”“影帝”胜过五代十国、五胡十六国的大大小小君主帝王；于是乎热情的百姓们、青少年男女生们不仅向她(他)们欢呼鼓掌、顶礼朝拜，最重要的还向她(他)们奉献无数的门票钞票——她(他)们的后冠、王座，都是用大把大把的金银财宝堆砌起来的聚宝盆！

　　四、大师

　　好赖到了新世纪，这些“著名”、“表演艺术家”、“超星”的徽号都不够用啦，于是“大师”的尊号应运而生！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陈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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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该由谁封？

　　核心观点

　　简单地说，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近年忽然“大师”丛出，有已故的，有在世的，多半是他人所封，但自封或他封而居之不疑的也不少。忝居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从业者，不禁生疑，说点旧闻。

　　“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说是周代宫廷的乐官长的职称。据清代经学家考证，它即《论语》所述教孔子学音乐并体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但孔子死了，鲁国衰乱，他们四散流亡异国，“大师”也成绝响。

　　时过近三百年，秦始皇死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大师”也重现于山东。不过已非艺术大师，而是跟随济南伏生学了点《尚书》残篇，在民间教《书》糊口的儒生。

　　幸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丞相公孙弘，又将五经博士变成候补文官的师傅。读一经而应试，便可做官，禄利随之。于是时历四世，如《汉书》所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所谓盛极而衰吧，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随着唐朝一统，三教并争，“大师”的徽号被佛经翻译家玄奘夺去献给了佛祖。随后活着的高僧也纷纷称作“大师”。接着每下愈况，犹如博士由经学教官职称变成卖油卖茶的佣保泛称一样，到宋金元明，凡和尚均称大师。

　　清代汉学复兴，民间经史学家按学问分等次，各学派的继往开来人物，被公认为大师，才给这个徽号恢复了名誉。清末由日本借来“国学”一词，民初又突现“文化”的作用。因而直到上世纪“大革文化命”，又大搞“破四旧”前，学界约定俗成，凡称大师必合若干尺度。那尺度，简单地说，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百年来中国风云变幻，社会政治的变动十分剧烈，有的人才学俱佳却经不起大浪淘沙，有的人妙笔生花而执舆论牛耳却缺乏学识创见，有的人善于制造轰动效应却投机成性而不断自我否定，有的人好在学界结党博取虚名却盖棺不能论定。诸如此类，通过时间历史的无情筛选，百年来在教科文卫领域，堪称合乎上述尺度的大师级学者，或许仅有百名左右。

　　由此观照近年丛出的所谓大师，已故的多属他封。但也有生前不断自封而名过其实的，不敢自居大师而曾领袖群伦的，却都“俱往矣”。但看在世的。季羡林先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专家，对传统经史的认知似非其长，因而他公开声明辞谢“国学大师”头衔，应说有自知之明。但尚在人世的那班他封的、自封的或者故作谦退又实自我炒作的“国学大师”、“文化大师”，休说未曾盖棺论定，即如彼辈不断公开表演，彰显的品格低劣，识见庸俗，学问粗浅乃至古汉语也一窍不通，只配称作假冒伪劣货色，纵然盖棺一千年，连“小师”也算不上。

　　我相信中国可能有活着的大师，惜因寡闻而未见。我也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随着文化生存环境不断改善，未来必定大师越来越多。不过由生者来看，只见假大师得意，未见真大师发声，不禁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再版跋所揭示的，“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尚不足以判别真伪呢？

　　朱维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曹玲娟）

　　大师与伪大师的可疑标尺

　　自学者李辉在《北京晚报》发表质疑文章之后，“国学大师”文怀沙成了眼下最受关注的文化人物。李辉的文章认为：文怀沙在年龄、经历和学识三个方面，均存在造假行为。年龄和经历，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和认识角度，但在决定一个人是否具备大师资质方面，学识却是重要的衡量内容。道德和行为上的瑕疵对一位“大师”重要不重要也许会有人商榷，但学识方面的较真，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在文怀沙“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这一部分中，李辉引用知情者舒芜、柳白、李一氓、汤炳正等人的文章或通信，对一直被标注为“文怀沙主要著作”的《屈原集》以及《九歌今释》等作品，进行了质疑，质疑内容可以简单总结成两点，一点是这些“著作”是当时出版社领导安排的校注任务。当时包括文怀沙在内的参与编辑人员，“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而且，“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第二点是，文怀沙的译文质量有问题，“译文非常不连贯”，“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文法也欠通”。

　　李辉的观点说得很明白，文怀沙的“著作”缺乏原创性，放在一般学者教授那里用于职称晋级、评评奖倒也罢了，作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这点“家底”实在说不过去。文怀沙的“家底”究竟如何，他在凤凰网的回应是，“已经出版的，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这是我最短的文章，也有编的最长的，就是《四部文明》200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从“三十三字”到“一亿四千万言”，文怀沙的确可以用“有书为证”作为反击李辉的武器了，只是，这样的回击有力吗？

　　中国传统对著书立说极为重视，立言(著书立说)同立德、立功并称为三不朽，从这个角度看，文怀沙的“正清和”三字外加三十字的注释，在分量上不轻于“一亿四千万言”。“正清和”字数虽少，但毕竟是集合了一生思想精粹的“立言”，而《四部文明》收录的古籍原著多达一千五百六十种，文怀沙作为主编为它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不必怀疑，但作为一项集体完成的大型文化项目，主编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可以视为荣誉却不能据为私有。撰述和编著虽然看上去貌似相同，但前者“注重发挥新的研究成果，以推进学术之进步”和后者“着重于组织、整理已有的成果”仍有着明显的区别。

　　况且今日之“编著”，早已不能等同于古人精心修撰、专注精神所做的一件事了，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可疑的词。将别人翻译过的作品拿过来更改一下句式和用词，便成了自己的编著作品，东拼西凑一批不着四六的文章结集成书，那也是编著作品。书评人王晓渔曾曝光“编著界”的两个“金童玉女”龙婧和李斯，这两位著作出版数量之多、涉猎面之广令人瞠目结舌。至于那些拿名头卖钱，在大小部头的出版物上挂以“主编”、“顾问”、“编委”等名义的“编著”者，更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大怪现状。对于这些主编是否将自己主编的作品从头到尾看过一遍，我持十分怀疑的态度。

　　大师需要著作等身吗？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孔子的《论语》不过一万多字，可至今仍在影响中国人，乃至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但在当下大师满地走的时代，著作等身的确可以当做一个门槛，把伪大师挡在门外。以最不愿意当大师的季羡林先生为例，他还出版过获得国家图书奖的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呢。没有真正经得起推敲和考量的传世著作，大师只是一顶轻飘的帽子，风一吹就飘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