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夜辗转反侧，王世襄想通了，不能自杀，绝对不能自杀，一旦真的死了，便会落下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而自己，却是一件亏心事也没有做。若是仅仅因为如实反映情况便被判死罪，那岂不是蒙受了不白之冤，而自己去世后，谁又会为自己清洗罪名？因此，自杀万万使不得，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王世襄始终相信，坚持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他对自己说：不论我受何种冲击，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污蔑，我坚决要求自己坚强、坚强、再坚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①

    正是这一夜辗转悟出来的道理，让他在此后大大小小的历次运动中，不管遭遇多么大的委屈和侮辱，总能够有足够的勇气，乐观活下去。

    “三反”工作队猖狂叫嚣的死亡判决书一直没有下来，王世襄就在东岳庙继续备受煎熬。在那些“打虎英雄”的眼中，王世襄没有贪污罪行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短短几年间，从国外运回来七批文物，多次往返平津地区，还从东京运回善本书。这些原本是王世襄人生履历中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这些“三反”工作队的眼中，演变为回回有油水捞、次次有好处拿的贪污行径。王世襄百口莫辩，当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在《我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一文中，王世襄感慨道：

    有时也曾想过，我对故宫事业如此热爱，爱到以身相许，全心全意做好工作，是有多种原因的，但一般人不可能理解，而需要向他解释。诸如我热爱文物、艺术，愿把故宫这世界宝库建成世界第一流博物院，这是伟大的事业……②

    而王世襄当时的处境是，即便是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解释他对故宫博物院的热爱，也抵不过那些工作人员先入为主的臆测。在这些工作队人员的眼中，王世襄是一个大贪污犯，而且是一个口风很严的贪污犯。于是，他们拿出自己的整人绝招，一天接一天地对王世襄进行残酷轰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想以王世襄为突破口，揪出更大的“老虎”马衡。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很多人都受到冲击，首当其冲者当属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衡与故宫博物院可谓渊源深厚。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一个世家子弟，幼承家学渊源，再加之自己刻苦好学，年纪轻轻就被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曾经担任过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在金石篆刻方面颇有造诣。1920年来北京，被聘为北大国学门导师。

    马衡与故宫结缘始于1924年溥仪出宫那日。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等人叫了一批专家到现场，审查末代皇帝带出宫的文物，马衡也在专家之列。马衡对那些价值连城的服饰器物全部放行，但是碑拓被他留下来不少。

    同一年，马衡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1933年，马衡开始担任故宫博物院代院长，第二年正式成为院长。这一时期，他做了大量科学工作保护文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衡意识到北京不是故宫文物久留之地，开始筹划南迁工作。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开始决定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

    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文物南迁，比如曾任民国财政部长的周肇祥亦是拦阻文物南迁的主力。因此，不得已很多文物运输工作在夜里进行。

    当时马衡亲力亲为监督文物装箱工作，非常仔细，每件文物都要登记，哪里有损坏也要注明，全部清点好了，封条贴上。1933年2月5日夜间，第一批文物用小推车悄悄推到前门火车站，装了18车皮。文物最先运送到上海租界。1934年1月，马衡正式主持工作，他上任同时开始清点平、沪文物，编印了“存沪文物点查清册”，确保没有疏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马衡意识到上海也将很快遭到侵略，这么多文物落入日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国宝面临着再次西迁的任务。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几经周折，分批西迁，八年来国宝没一件遗失，无一被盗和损坏，全部安然无恙。

    抗战胜利后，存放于西南各地的文物重聚重庆，然后运往南京。在战火纷飞、烽烟遍地之际，马衡带领着故宫博物院的同仁在艰难辗转中竭尽全力保护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可谓劳苦功高，功勋至伟。

    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看大势已去，便开始筹划迁台事宜，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自然在重点计划之列。国民党当局将存放于南京分院还未及北运的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后，又命令马衡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南迁。马衡以种种理由搪塞拒绝，最终使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得以留在大陆。

    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在评价马衡时说：

    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其中19年担任院长之职。这19年中，又多值战争年代，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以及新旧政权的交替等。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

    文物为职志，他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永载青史。马衡又是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乃人生之“三不朽”。人生在世求之其一已属不易，而马衡先生在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个方面都有所“立”，都令我们永远感念。①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1951年，故宫对建院以来的旧体制改革，工作相当繁重，马衡的精神却很足，并且开始收购大量珍宝，其中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和“伯远”二帖，就是马衡和王冶秋一起去香港鉴定收回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名留青史的文物专家，虔诚的故宫守护者，也未能躲开“三反”“五反”运动的浩劫。1952年，“三反”运动把马衡和故宫一批干部打下台，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在那些不懂得文物文化的工作队员眼中，马衡在故宫30多年，守着如此巨大的宝藏库，不会没有贪污盗窃的隐情。

    他们却不明白，在这些挚爱文物的文化人眼中，对千年文物的崇敬以及对学术之路的探究都远远超越了对财富的占有。

    王世襄作为马衡的得力助手，理所当然地成为“打虎英雄”们重点突破对象，他们妄图从王世襄的嘴里套出有关院长马衡的盗宝证据。王世襄无可奉告，这又让那些工作队员们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开始折磨王世襄。

    工作队在王世襄这里找不到任何突破口，便对其他人施以重刑，期望能从中得到一些关于“马衡院长贪污偷盗故宫”的罪行，当时有的干部甚至被吊起来殴打。终于有人受不了，乱说一气，马衡因此被解职，调任北京文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几年后，马衡患肝癌郁郁而终，可以说，他的死与遭受到的冤屈不无关系。

    王世襄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东岳庙被关了四个多月之后，宣布解散。

    大多数人都返回故宫博物院工作，包括有偷盗行为的，承认了会被视为坦白从宽的典范，继续留在故宫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屈打成招，明明没有偷盗，却不得不承认的。只有王世襄一件也交代不出来。王世襄预感情况不妙，却不曾想会遭遇牢

    狱之灾。

    从东岳庙回家两天后，派出所来人将王世襄带走，刚进派出所便被戴上手铐，押送前门内路东公安局，开始了铁窗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