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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悲情岁月（2）
- 作者: 荣宏君 日期:2010/12/25 1:24:45 阅读:497 次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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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与故宫博物院
新旧社会的更迭远远没有身边的文物更能引起王世襄的注意，王世襄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自己对政治一点也不敏感。是的，在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等不同政权的走马灯似的更迭中，王世襄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他只是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少年时，有鸽子、蛐蛐的相陪，青年时，有自己喜爱的文物事业为伴。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他也能够在祖国西南的文化重镇李庄偏安一隅做研究。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一切事物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他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多热情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故宫博物院。
但是，不关心政治的王世襄却躲不过政治的风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王世襄遭遇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政治挫折。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客观地说，新中国成立伊始，发动的这场“三反”“五反”运动对于干部队伍的整顿与清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共产党执政能力，为新中国的基础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这场运动中，也有很多无辜受牵连者。这场运动来势太过迅猛，采取的
斗争手段有时又过于极端，因此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王世襄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历史有时显示出残酷的滑稽。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王世襄为追回大量国宝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诸多海外流失文物得以回国，理应是王世襄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事情。却不料这些经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1951年，王世襄正在广西南宁附近参加土改运动，当时在一起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王世襄所在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田汉。“三反”运动一开始，王世襄就与其他故宫工作人员一道被紧急召回北京。火车到站后，却不能回家，有专用卡车送大家去故宫暂住。第二天，所有故宫博物院的人分别被送到东岳庙、白云观两处学习。
王世襄被送往东岳庙，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则是逼供。当时的工作队纠集了一帮年轻气盛的小伙子，组成了“三反”工作队，又被称为“打虎英雄”。他们用自以为是的方法来审讯王世襄，在这些年轻人眼中，国民党都是贪污腐败分子，王世襄也一定在所难免。
而且王世襄官宦世家出身，又在国民党政权时代教育部的清损会工作，加之他曾经收回大量流失海外的文物，并且又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等，其中每一个单独的原因都可能成为审讯人的借口，更何况这么多疑点都聚集在王世襄一个人身上。于是，曾经名满京城的顽主，现在沦为众多“打虎英雄”的阶下囚。王世襄成为审查对象中的重中之重。
对于这一重要可疑分子，当时的“三反”工作组成员自然特殊对待。在这些“打虎英雄”眼中，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群居一处，但是对于王世襄这样“罪大恶极”的分子，给予单间待遇——单独囚禁一室。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形式上也自然隆重而热烈，各个地区的相关部门都有“分配”的“打虎”任务，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各个地区、部门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普遍的方式每次都是先进行“反右倾”的思想教育，组织专业“打虎”队，确定“打虎”的目标和任务，制定“打虎”的策略和方法。战役结束时召开全市性反贪污大会，集中宣布一批贪污分子的处理决定，以扩大影响和增强对贪污分子的威慑力。
为了尽早完成“三反”运动，为了达成“打虎”的既定数量目标，“打虎英雄”采取了各种手法。
首先是针对“斗争对象”周围的人开展内部瓦解。各地“打虎队”不仅动员被怀疑的“老虎”周围的一切熟人、朋友，甚至鼓励他们的亲戚甚至父母、妻子和儿女，对被怀疑的“老虎”施加压力或直接揭发。
其次是利用“老虎”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虎攻虎”的策略，当时亦被称为“狗咬狗”战术。“三反”运动中，往往把“斗争对象”放在一起开会，让他们相互揭发检举，结果很快“斗争对象”们就会互相“咬”打起来，因为只有拼命检举揭发别人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很多人都想“拉别人下水”来救自己。
如果把上述两种手法称之为软手段，那么“打虎”运动中更重要的一个手法就是硬手段，即所谓的“逼供信”。“逼”就是严刑逼供，“供”是迷信供词，而“信”指坚信不疑。在“三反”运动中，由于上级的巨大压力，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的“打虎”指标，就必然要采用“逼供信”的手法。一些单位的“打虎”队，采取“车轮”战术，对贪污或怀疑对象，施以罚站、罚跪、刮鼻子、戴手铐等侮辱性的刑罚更是家常便饭。
王世襄作为重要的清算对象，一来到东岳庙，便遭遇到“逼供信”这样的硬手段对待。十几个“打虎英雄”轮番上阵，对王世襄又是恐吓，又是拍桌子，勒令王世襄交代问题。王世襄实在没有问题可以交代，“打虎英雄”们便采取夜以继日、轮班逼供的方式，搞“疲劳轰炸”战术。
很多人在这样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开始屈打成招。其中，有一个是王世襄比较熟悉的同事李连镗。李连镗工资有限，但却喜欢收集一些小东西，于是，一些荷包、烟囊、扇套等不登大雅之堂，只在街头地摊中才可以寻觅到的小物件成为李连镗的收藏目标，王世襄曾经看到他在街头买过一些。
在“打虎英雄”们的恐吓威逼下，李连镗承受不住了，只得将自己平日里攒钱买下来收藏的小物件送呈工作队，并声称这是从故宫偷来的。于是李连镗成为了“模范”，并受到了工作队的表扬，工作队号召大家向李连镗学习，及早交代自己的问题。
王世襄生性耿直，又深信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李连镗的东西是自己买的，不是偷的，如果硬要说是偷的，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王世襄认为，“三反”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如果有假盗贼承认犯罪，那岂不是有真盗宝犯逍遥法外？
于是天真的王世襄跑到工作队，特别说明此事。谁料，这下捅了马蜂窝，工作队刚刚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岂能容王世襄在这里胡言乱语？第二天，工作队停止一切活动，特别为王世襄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东岳庙大殿前神道正中央摆了一个桌子，设为宣判者席位。“打虎队员”们命令王世襄跪在神道正中央的砖地上，两旁士兵持枪排列。工作队领导上台宣读对王
世襄的判决，认为王世襄罪大恶极，不仅自己不交代，而且还破坏别人交代，罪不容诛。当时东岳庙内站满了围观的人，在“打虎英雄”的带领下，上千人喊着“打倒王世襄”的口号。
曾经的世家弟子，北京城内赫赫有名的顽主，一向只和有趣的事物打交道的王世襄，从来没有见他过这种场面，也从未受过如此大的侮辱。他跪在地上，心中五味杂陈。
旋即，他又听到了工作队对他的宣判，王世襄被告知，他罪大恶极，已经上报上级，一经批示，便立即执行枪决。王世襄不了解国家刑法，以为很快末日降临，心中一度涌起了自杀的念头，认为与其让别人枪毙，不如自己上吊自杀结束的痛快。心念俱灰的王世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热情投奔的祖国会如此对待他。 - 上一节、第三章 悲情岁月（1） [ 返回主目录 ] 下一节、第三章 悲情岁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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