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童谣》序

前几天，刘祥兄将《四季童谣》书稿交给我，嘱我为序，作序实在不敢当，谈谈感觉还是可以的，那好，就谈谈感觉吧！

应该说，这些作品以前我都看过，当时觉得不错，现在编辑成书又看了两遍，仍令人激动不已。全书12篇作品，大部分出自通州新作者之手。这些作品严格说，有的不算成熟，甚至有些幼稚，但它很美，鲜鲜活活，没有陈腐气。它抛弃了通州以前某些老作者们那种有形无形的束缚、僵硬的思维模式、陈旧的叙事方法、拖沓的节奏、苍白的语言以及人云亦云的故事，而是从生活出发，感觉人生，触摸着人物的心灵。题材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这是鲜活的文学创作。它滋润着人们的灵魂，给人们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这些新作者创作起点高，有的已经隐约显露出创作才华，这是实难可贵的。他们为通州的文学注入了活力。成为通州作家群中的生力军。我为他们的成就而赞叹，更为运河文化的振兴而自豪。

余莹的小说《四季童谣》是小说集的开篇，可称的上是篇佳作。小说取材于学校生活，写的是师生关系，说实话，这类题材在文学作品中写得很多很滥，很难写出新意，但作者的艺术感觉相当好，她用独特的艺术视角审视生活，用童心营造出一种艺术氛围。她写老槐树，“觉得它真的太老了”。“春天来了，它总是等杨柳绿过才醒过来，满树细小的叶子，像夏天（夜晚）的星星无声无息地亮着，一阵风吹过，又好似婴儿眼里的泪花闪闪烁烁，令人着迷。”她觉得老师的眉毛像毛毛虫。新老师在介绍自己，“而我总在想他额上打架的两条毛毛虫究竟谁战胜了谁。”老师有了心事，“怪不得他那两条毛毛虫在没完没了地打架”。老师高兴了，“两条毛毛虫也似乎规矩了许多”。老师让“我们”发信，当得知有个远方的姑娘要夺走我们的老师时，“我们”竟把老师的情书撕了。“我们每个人都撕了几下，把那封信撕成了小碎片，慢慢地扬进风里，那纸片空中飘曳，很像一群不肯离去的白蝴蝶”。这浓浓的艺术氛围，弥漫在整个作品中，使作品一下子鲜亮起来。

小说写了班主任几件事：“改选班干部”、“违反校规”、“检查个人卫生”、“带领学生打鸟、听音乐”、“把怀念母亲的文章读给我们听”。这几件事很平常，而且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事。但“作者有一双独特的眼睛”（王梓夫语），她发现人类行为中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需要”。人有五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而尊重和实现自我、表现自我价值的需要是人的最高需要。孩子们虽说幼稚，他们也需要被尊重，也有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意识。而这种需要却常常被我们大人们所忽略和亵渎，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小说中的班主任恰恰懂得这一点。因此，当他“宣布改选班干部”，“让全体同学都当一次官时”，“全班同学心中升起了希望。”“我”被选为语文科代表，“最大的乐事是早早地把作文做完，然后是把全班的作文本一本不落地收上来放到讲台上。”当课间操迟到全班挨罚时，他带领我们跑向操场，回到班里，“全班响起一片真诚的掌声”。迷人的夜晚，他带领“我们”去打鸟，给我们播放最喜欢的音乐《童年》，我们一起分享快乐。他把心敞给我们这些似懂事非懂事的孩子们，说明天是他的生日，也是母难日；他把怀念母亲的文章读给我们听，把自己的悲伤向孩子们倾诉。因此，第二天，当他走进教室，掀开那张破报纸，见到桌子上放着孩子们送给他的“鸡蛋、苹果、野花、西红柿”，他的眼里闪着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而“我的心也紧紧地跳着，我想他一定看到了我写的那张系在一朵黄黄小菊花上的小纸条儿：老师，您的母亲一定会永远想着您，祝您生日快乐。”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我们的某些老师班主任，他们对学生，尤其是他们认为不好的学生——嘲讽、谩骂、罚站甚至殴打。使孩子们厌倦学习，厌倦学校，厌倦生活，离家出走，有的甚至堕落。请尊重孩子们吧！尊重孩子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就是尊重未来。

《四季童谣》与其说它是一篇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首歌，是“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用心弹唱的童谣。小说的作者是很有才华的，我相信她今后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二叔》是钢凝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民间艺人的故事。这些艺人好像在我们每个农村都有，他们不以艺术为谋生手段，却给贫困偏僻的乡村带来了欢乐。作者是非常老道的。他没有大力渲染民间艺术，而是漫不经心地从国人虐食文化写起，自然引出了毛驴与二叔这条线索，进行深入开掘。在环境与人物的激烈碰撞中，塑造了二叔这个艺术形象，从而通过这个形象对中国农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进行思索，揭示了在那个特定年代人们的生存状态：人性的扭曲、尊严的践踏、精神的虐杀……而这一切都是在“正义”、漫不经心甚至欢乐中进行的。他给我们芸芸众生一个舞台，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对这一切进行血淋淋的渲染，而是用平实的语调娓娓叙述着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李光明外传》是篇很短的小说，全文不足两千字，写的很有意思。李光明，外号瞎李九，他长得非常猥琐、丑陋，尤其是他的眼睛，长得很小，都是白眼珠，就和瞎子一样。他整天在河边放羊，由于长年追赶羊群，跑得快，跳得远。县里召开残疾人运动会，牛乡长让李光明装作瞎子参加了运动会，得了冠军，从此他成了名人，县长为其颁奖，乡长为其戴花，而且被转为城市户口，分配了工作，还分了两居室楼房。县长得到升迁，乡长成了县长。然而，进入城市参加工作后，他极不适应，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人们老是“瞎子、瞎子”地叫他。我是正常人，怎么把我当成瞎子了呢？他愤而把楼房的钥匙扔给了牛县长，背着老母回家了。作者用幽默的笔调鞭挞了弄虚作假这个丑恶现象，写出一个小人物的自强和自尊。《捡垃圾的老太、穿旗袍的女人和狗》是《小说二题》中的一篇。说的是一个外地的老太到局长家的垃圾道里捡垃圾，捡到许多好东西，后来竟捡到两条大鲤鱼。回家剖开鱼肚一看，鱼肚子里竟然有五千块钱。接着她发现了局长家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见局长家的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和一条狗。女人经常带着狗遛弯儿。突然有一天，女人和局长全不见了，只有一条狗在汪汪叫着。她一打听，原来局长贪污受贿玩女人，被人告发逮捕，那个女人是他包的“鸡”。这个老太听说事情真相后，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脸的泪水。“她忽然想起了那张肥脸那两条鲤鱼和那带着血腥味的五千块钱”，大骂：“哪个挨千刀的把局长给告了！”

这两篇小说写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是那样的不同。说实话，我是非常佩服作者的。她就像高明的外科医生拿着解剖刀，冷冷地解剖着“这一个”的灵魂。剖析了人性中最隐秘的东西。尤其是后一篇小说的结尾，达到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卑劣与崇高交织、美好与丑陋融合，使这两个小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深化主题，引起了我们许多思索。

《今天是情人节》、《秋天的叶子》写的是现代人的一种感觉。这两篇作品不像小说，好像是两篇不错的散文。前者是人们创造现代生活，享受现代生活，写得热情奔放，是立足现实的。后者写的是现代人的寂寞与无奈，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后者那个黑衣人，给人以很多的启示，人们创造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最终会毁灭人类自己。

《当兵的日子》写的是新时期军人的思想感情。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常浩伟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是十分大胆的，他从生活出发，把“我”和常浩伟从人性的角度进行剖析，重新审视新时期军队的生活。在“我”的眼中，常浩伟是痞子、是小人、是无赖，他“学会了穿五个扣的军装，只扣两个，还高高地挽起袖口；学会了着制式衬衫不打领带；学会了穿双拖鞋在满院子转圈儿……还居然对着镜子打摩丝，弄得自己油头粉面……”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我”这个班长的面前，他肆无忌惮地谈性，谈女人，后来竟然把女人带到营房里睡觉。而偏偏就是这个小人，“像一汪腐蚀性极强的镪水，”“无孔不入地腐蚀着我”。“我”在他的面前彻底崩溃了。甚至瞬间“对自己的两年的军旅生涯感到可笑”。“我”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处罚，甚至谩骂殴打，但却显得那么无力，甚至被他的奇谈怪论吸引，“我”的梦里竟然也出现了女人。梦见了常浩伟说过的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那个女人，“白白的身子，白白的，白白的……”这篇小说写得很精彩，特别是“我”送与常浩伟相好的那个女青年回家车上的那段对话，写出当代女青年“这一个”的个性和我那套陈腐说教的尴尬，给人以思索。当然，这篇小说也有明显不足。本来这篇小说我感觉是对常浩伟的个性张扬，以及“我”对军队传统思想工作方法的思考，如果按照这个人物行动线发展下去，那将是一篇很棒的力作。不知为什么，后来竟然变了味儿，连常浩伟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谴责。看来作者又恢复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抛弃了自己的思考，从而无形中削弱了小说的力量，使作品平庸起来。人物也因缺少复杂性，转变太快而显得不真实。当然，这是个长篇，发在这里的只是节选，以后的情节不会是如此吧！

《教我如何再想它》和《热爱生命》是两个年轻人的处女作。这两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写的都是她们的亲身经历。《教我如何再想它》写的是一群职高毕业生在一个偏远的收费站从充满浪漫到流入世俗最后陷于矛盾中的心理历程。刘祥兄在这篇小说编者的话中说：“我认为它的最大价值是向读者提供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以坦城甚至无所顾忌的语言再现了初入社会的当代青年的真实心态。”对此，我也有同感。我觉得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真”。作者没有感觉自己是在创作作品，而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诉说。小姑娘在喃喃地诉说着。诉说她的欣喜、矛盾、痛苦、彷徨、惊恐、无奈、挣扎、失落……她在向社会呼唤真情，可真情在哪里呢？作者的语言也是“真”的，用“真”语言在诉说，没有忸怩作态，没有陈词滥调。语言虽说稚嫩，由于是“真”在诉说，反而形成清新的文风。《珍爱生命》与《教我如何再想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写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与病魔抗争的故事。不过，这篇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情。情在哪里呢？就在小姑娘的身边，亲情、友情、乡情……情浓浓地笼罩着与病魔搏斗的小姑娘，也暖在我们的心里。

此外，《老陆》把人民法官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一九四六年逸事》把一个传奇故事演义得起伏跌宕。《阴阳鱼》透视了那个特定年代，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这些作品也使《四季童谣》增色不少，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叙述了。

我们知道，通州是大运河的端头，有作家之乡的美誉。那么作家之乡的内涵是什么呢？是通州作家多吗？其实也不尽然。在全国，一个地区有通州这么多作家的，虽说不多，但也不是没有。读完《四季童谣》后，我想，也许作家之乡应该具备两个条件吧，一是作家多，而且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得有一个作家成长的艺术氛围。得有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为营造这个艺术氛围而奋斗，我觉得后一个条件比前一个更重要。特别是在物欲横流、人们日益浮躁的今天，还文学一片净土不容易，能营造作家成长的艺术氛围、牺牲自己的创作花大力气培养文学新人更不容易。通州作家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幸运。想想我们的历史吧！我们谁能忘得了浩然在七十年代的文学绿化工程？那么现在呢？一批通州籍作家在苦苦营造这个艺术氛围。就拿王梓夫来说吧，梓夫兄是我国著名作家，北京人艺的创作室主任。平时有繁重的创作任务。他是在通州文学“溃不成军”的时候，把通州的作者们组织起来的，他和《运河》刊物的编委们大力整顿刊物，确定了“高扬改革开放的旗帜，提倡创作自由，既重视地域特色又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重在培养新生代作家”（《见约稿三章》）的办刊思想。这一办刊思想对通州新生代作家群的形成起了奠基石的作用。从此，《运河》改一年一期为四期。并开辟专栏，重点发表文学青年的处女作。而且一发表就是几万字，并加上编者按，使新作者一出现就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张宝玺同样为通州作家群的兴起付出了心血。他是通州籍著名作家，已经发表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他与梓夫一起在《运河》刊物的基础上，策划了《运河文库》丛书工程，并担任了主编，给有前途的业余作者出版个人专集，为《运河文库》的出版积极运作，功不可没。《文库》出版后，组织专家评论，开座谈会，并在媒体上大力宣传，积极扩大通州作家群在全国的影响。另外就是刘祥兄了。如果说王梓夫、张宝玺是在宏观上为通州作家群营造一个良好氛围的话，刘祥兄就是既有主见又有实干精神的具体实施者了。刘祥兄是《运河》杂志的副主编、责任编辑；《运河文库》的执行编辑，通州区作家协会主席。我和他接触是比较频繁的。一年四期的《运河》刊物出版、《运河文库》等十几本书的编辑工作：组稿、阅稿、改稿、校对、上印刷厂、跑书号、签出版合同，找作者谈话……有时甚至给作者重新结构作品。这是多大的工作量！我想，一个专职的编辑一年又能出几本书呢？何况他还有大量的具体工作。他还担任着博物馆的馆长。为了营造通州新生代作家成长的氛围，他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有一次，为了一本书的及时出版，他竟然连续干了两天三夜。

我说过，“我庆幸生活在通州这片文化沃土上，前有前辈的指引，中有朋辈的挽扶，后有文学青年的呐喊，我融在这浓浓的文化氛围中，希望与各位文友携手同行，做文学苦旅上的铺路石或化为一抔泥土。”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相信，通州籍的作家们（包括《四季童谣》的作者），一定会在这浓浓的文化氛围中，取得更大成就，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02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