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和他的座右铭

浩然是我国著名作家，文革前就以《艳阳天》而闻名于世。文革后，他进行深刻反思，“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他为自己立下了座右铭：“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1980年，他到通县安家落户，在通县玉甫上营村担任名誉村长。1987年，他移居河北省三河县。在段甲岭担任副镇长、名誉镇长，三河县政协名誉主席。在农村，他一呆就是十年。

这是文坛上最活跃最复杂的十年啊！热热闹闹的文场，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有时一个人发表一两篇作品，或讲一两句过头话就可以成为作家文人。文坛上互相吹捧轮流坐轿者有之，争名逐利不顾廉耻者有之，甚至玩文学也混迹于市。对于这些，他不屑一顾。他认为，“作家必须甘于寂寞，如果不甘于寂寞，整天儿浮在上面，就很难写出好的作品。作家必须安于贫困，当然这贫困是相对的。特别是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没有稿费；现在有稿费了，如果不安于贫困，为了稿费，粗制滥造，急于发表，就很难拿出象样的东西。”“作家的成功，要靠作品；作品的成功，要靠真实；真实的作品必须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作家的真实感受二者结合产生的‘婴儿’。”要想获得这个“婴儿”，必须到社会生活中去。“社会生活不仅仅是作家创作素材的源泉，而是作家智慧、力量、信心的源泉。”他热情地拥抱生活，和人民融为一体。土炕上，他和老农们聊家常，谈收成，谈儿女；田间地头，他和青年们一起谈理想，谈家庭，谈婚姻；同喜、同乐、同恼、同悲。十年间，他以通县、三河为基地，跑遍了全国近百个县，访问了近千人次，对改革开放后的新生活进行深刻思索，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浩然的创作是非常勤奋的，可以说是“埋头苦写”。初安家时，家里没有暖气，为了创作，他和女儿一起用小车推煤、拉煤。创作《乐土》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为了躲避干扰，他跑到通县党校的地下室里工作。地下室里潮湿阴暗，蚊蝇乱飞；室内只有一桌一凳一个光板床。他在床上铺上了报纸，他在脚下点燃了蚊香。写累了就躺在光板床上休息，睡醒了就从床上爬起来再写。就这样，整整苦写了一个夏天，终于完成了《乐土》的创作。仅近十年，他就发表了《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迷阵》、《苍生》、《乐土》等近三百万字的作品。

浩然也曾有过困惑，对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的种种问题不太理解，一度思想消沉。他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时代，浩然的时代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自己的回忆。”他在老家修屋，准备写自传体小说。和家乡人一起，“同饮村头一井水，同走村前一条路，观望风云变化，喜看春种秋收”。但浩然毕竟是浩然。“我的志向是一辈子写农民，为农民写，农村改革称得上是第二次革命，我是共产党员，革命作家，如果对这场革命没有反映，就是自己的失职。我知道这段儿生活很难把握，但困难再大我也要为时代留下一点儿面影，一点儿声音”。他调整了自己的创作计划，利用十年的生活积累，几易其稿，呕心沥血，终于呼唤出“给时代留下一点儿面影，留下一点儿声音”的《苍生》。《苍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发表了40多篇评论文章。评论界人士认为，这是浩然新时期的一个代表作。国际舆论认为，这部作品是浩然的再一次崛起。

浩然也曾有过困惑，面对社会上各种思想沉渣泛滥，马列主义遭到践踏，社会主义受到嘲弄。他苦闷，彷徨。他从通县移居三河，来到泃河岸边。泃河，是他信仰的发源地。40年前，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人是从猴子变的，懂得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家乡这块土地上，他拼命地汲取政治营养，默默地净化着自己的灵魂。在段甲岭，他看到了由于大气候的变化，某些党员干部思想有些混乱，他想到自己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于是，他从北京请来第一线的优秀共产党员讲党课，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党课生动活泼，全体党员受到很大的教育。

如今，浩然已经发表了800万字的作品，但他仍像一个在炎炎烈日下，或蒙蒙细雨中，头戴斗笠，默默耕耘于田野中的农民。谈到今后的打算，他说，今年，他将出版《浩然选集》四、五卷，《小说创作经验谈》一部，继续写自传体小说。他的自传体小说共分五部。其中第一部童年篇《乐土》已经发表出版，第二部《活泉》已经完成第一卷；第二卷每月写六章，预计在国庆节前封稿。在写长篇的同时，间作套种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中篇和短篇。中篇小说《碧草岩上吹来的风》已经完成初稿。据浩然透露，这篇小说写三个人物，写得很动情，很可能是他近年来创作的“最好的一部中篇”。

对于浩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想，一个作家，要想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重，必须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民。这就是浩然在新时期对人们的启示。

                                                   199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