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活动与民间传说

在人们的印象中，通州的戏剧仿佛不如文学。不是吗？文学你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李卓吾，明代大思想家、文学家，虽说他不是通州人，但他与封建恶势力殊死抗争，赢得了人民的尊重，最后惨死在通州，如今，他就静悄悄地躺在西海子湖畔；刘白羽，军旅作家，硬硬朗朗地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谁想撼动？难！当代文学呢？那就更了不得了。才华横溢的神童作家、乡土文学大师刘绍棠；全国闻名的大作家浩然；官文并举的高占祥；红学大家、评论家李希凡；著名作家房树民……这些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使通州获得作家之乡的美誉。戏剧呢，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就拿这京、平、梆、三大剧种（当然也包括别的剧种）来说吧，您说哪个剧种是通州人创造的？——还甭说，以前有个翟青山，是唱单琴大鼓的。单琴大鼓是翟青山创造的。可单琴大鼓是曲艺不是戏剧。再说，这个人后来不知道去向，到底上哪了？难说。有人说他最后落在了马驹桥。当时我正在通州搞戏剧活动调查，准备写戏剧志，听了这个消息，很兴奋。想，虽说单琴大鼓是曲艺不是戏剧，但总归是咱通州自己的东西，如果挖掘出来，也算为通州的文化事业做点儿贡献吧。结果调查来调查去也没调查出一、二、三来。（北京曲艺志的编辑们也很兴奋。结果，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那么，在戏剧界里，通州有没有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人物呢？……程、荀、尚、梅？马、周、余、谭……？唉！他们哪一个是通州人呢？实在想不出。所以，当领导把写戏剧志的任务交给我时，我很为难。您想，在一个没有自己戏剧品种和戏剧代表人物的地区搞戏剧志，这不是很荒唐吗？有什么质量可言呢？真是太难了。很庆幸，有一件事启发了我，有一天，我信步来到西海子公园，见一群戏迷聚在一起，唱得如醉如痴。叫“好”声不断的从人群中爆发出来。我灵机一动，想，我何必那么死心眼儿，非得写什么戏剧大家、挖掘什么戏剧品种呢？——这些如果有，当然好，现在是没有。那么，写写通州的群众戏剧活动不也挺好吗？通州是北京的东大门，南北文化在这里撞击交融，哪个地方剧种想在北方发展，能不来北京？能不过通州这个门槛吗？北京的艺人们去全国各地谋生呢，当然也得经过通州。还有那些戏剧大师们，他们有多少人来通州进行活动啊！戏剧艺术滋润着通州人，影响着通州人。那么，通州的群众戏剧活动能不丰富多彩吗？如果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进行整理，不也是对运河文化的一种贡献吗？主意已定，我四处奔波，走街串乡，找老艺人、知情人进行调查研究，上档案馆、图书馆查找资料，果然收获甚丰。我的面前涌动着通州戏剧的朵朵浪花，它深深地吸引着我，鼓舞着我，使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突然发现，在通州的艺术天地中，作为戏剧，它是那么美那么动人。它的地位虽说没有文学那么显赫，但它的独特位置是任何艺术所不能取代的，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文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它？不利用它呢？好吧！就让我倾心尽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吧！

从哪儿谈起做起呢？我当然想到了运河。几千里的京杭大运河不但给通州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而且南北文化在这里交融撞击，形成灿烂的运河文化。作为文化活动之一的戏剧，当然也不例外。翻开尘封的历史，你就会发现，通州叠映着一代代戏剧大师活跃的身影。元代就不用说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这些戏剧大家都是大都人（北京），是否来过通州呢，待考。（很可能来过，因为当时正是漕运开始兴旺时期）明代呢，大戏剧家汤显祖，进京路过通州，并赋诗一首，赞美通州，这可是真真的。当然，诗是比他的《牡丹亭》差远了，那么，他对通州戏剧的影响呢？恐怕不能低估吧？！清代呢？更是了不得，徽班进京，创造了灿烂的京剧艺术。您想，他们进京能飞过通州吗？当然不能。民国时期，通州的戏剧艺术异常繁荣，有剧场、戏楼、（在万寿宫附近，）西海子礼堂，还有一溜儿的小戏园子。二十多个。嗬！那叫热闹，说书的、唱戏的、用手砸砖头的……有不少曲艺或戏剧大师就是在这里演出成名的。建国后，建立新通剧场，戏剧大家们更是云集通州：什么尚小云、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奚啸伯、李万春、谭元寿、吴素秋、姜铁林、李多奎、李世济、邢韶英、陈素真（豫剧）、童祥龄、李忆兰（评剧）、新凤霞、……还有田汉、夏衍等。咳！真是名家汇粹！太多了！还有不少戏剧艺术家在通州蹲点呢，辅导通州的业余剧团。如：中国评剧院花燕茹等组成的文化工作队来到城关乡乔庄村，帮助筹建了乔庄评剧团。陈少舫、魏荣元、马泰、李忆兰、于苹等带领中国评剧院在通县郎府乡张各庄大队体验生活，辅导张各庄评剧团。（并演出了大型现代评剧《夺印》。）杨家林、谷文月等人组成的文化工作队到通县台湖、麦庄等地辅导群众的戏曲活动，（并为台湖公社周坡村排演了评剧《打铜锣》。）北方昆曲剧院李鸣声、赵力天等人组成的文化工作队在通县富豪村辅导富豪评剧团。中国评剧院艾伶君等组成的文化工作队到牛堡屯、麦庄等地，对群众戏剧活动进行辅导。中国评剧院小玉霜等人组成的文化工作队到通县辅导戏曲活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至于来通演出的全国各地剧团——更是走马灯似的。什么京剧团、评剧团、河北梆子团、河南豫剧团、吕剧、楚剧、汉剧、越剧、皮影、老调、丝弦……浓厚的艺术氛围笼罩着通州，艺术营养滋润着通州……通州人能没有艺术灵感吗？我总觉得，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它的空间和时间，更离不开它所处的具体环境。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经济还是文化，大运河给通州带来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戏剧当然也是如此。

通州人是很有艺术灵感的。在长期的艺术熏陶中，通州涌现出不少戏剧艺术家。虽然这些艺术家无法和程、梅、尚、荀相提并论，但在全国还是很有影响的。他们对通州的群众戏剧活动贡献是巨大的。可惜，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对戏剧采取的鄙视态度，留下的资料很少。就拿张春彦来说吧，他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后来的某些戏剧大家：“……张春彦，城南上码头村人。（即现在的张家湾乡北马头村）出身春庆科班，工老生。扮相虽无汪派传人王凤卿之雍容华贵，帝王气象；而器宇轩昂，并世无两，道白刚劲隽永，缓急中节。做工不瘟不疲，恰到好处，虽也念做者著称之马连良不若也。惜限于嗓音，唱非所长，故终生屈居里子。否则决可凌驾谭马，媲美叔岩。中年嗓败……曾傍四大名旦。梅兰芳、杨小楼全出的‘霸王别姬’李左车一角，即其饰演，极红花绿叶，烘云托月之陂。数年前，因腿疾动手术死去，其弟子有名老生杨宝森等。”真该感谢韩介然先生，他在1961年写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大体上了解了张春彦的情况，给通州戏剧志添上绚丽的一笔。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写出张春彦的生卒年月，也不知道张春彦先生的后人还在否？通州的另一名京剧演员叫许德义。对于他，我们知道的更少，只是从内蒙古出版社出版的《家庭文化生活知识》一书中获得些信息：“许德义，河北通州人。专工武花脸。他的拿手戏是《金沙滩》、《嘉兴府》、《收关胜》、《芦林坡》、《百凉楼》、《采石矶》、《铁笼山》等。演武戏以勇猛取胜，冲劲儿有余，美不足。”这份材料谈了他的艺术特点及不足，指出了他的出生地，缺的也是象张春彦那样的材料，介绍的太简单。象他们这种情况在通州还有几个人。如：“果仲禹，通州名票，家住通州新城南街。20、30在北京很有声望。工老生，曾拜杨小楼为师，是杨小楼的得意弟子。他经常与著名演员在北京大戏院演出。拿手戏有《长坂坡》、《挑华车》等。生卒年月不详。”“姜铁林，通州城关人，工老生，出身天津击鼓社，后拜李万春为师，是李万春记名弟子。他戏路很宽。拿手戏有《金钱豹》、《连环套》、《武松》、《美猴王》、《闹天宫》等。建国前，经常在通县西海子礼堂演出。”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下大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深入挖掘，找出有价值的线索，可惜由于时间太紧和其他原因，这个工作没有进行，这是非常遗憾的。通州还有许多名演员，在全国很有影响，但他们在我们通州的各种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对于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们知道的更少。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如：“唱京戏的第一名坤伶杨翠喜，曾被段芝贵重金买做升官的敲门砖，送给小庆亲王载振为妾，换取了署理黑龙江巡抚一职。朝野舆论大哗，惹得西太后‘龙颜大怒’，降旨将杨翠喜逐出王府。杨翠喜就是通县人。赶上那个时代的杨玉清先生，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曾有过详细记载，应有权威性。”这是著名作家刘绍棠写的一篇文章，谈到了杨翠喜，可惜没有谈到她的艺术成就。我曾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中找杨玉清先生的文章，想寻个究竟，终究由于文史资料太多，不知是哪一期，我又有别的工作，没有找到。后来就放弃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不过好赖还有机会。绍棠老师还谈到不少的通州戏剧家。如纪玉良、杜元田、张宝华、梁益鸣。说纪玉良是通州车屯村的，杜元田是杜柳棵的，张宝华是耿楼村的。不过谈的太简单了。他谈的最多是梁益鸣。梁益鸣是通州戏迷们引为自豪的人物。（采访中，许多人都曾谈到过他）他是通州沙古堆村人，（也有人说他是梁各庄的）1915年出生，自幼进北京天桥群益社科班学戏，（先学武生后学老生）出科后曾到天津、河北、上海等地跑码头。1937年“七七事变”后，梁益鸣回到了北京，与武生演员张宝华组成鸣华京剧团，长期在天桥天乐戏园演出。梁益鸣对艺术很有悟性，非常认真。善于调整自己。开始他上演的是余派戏《珠帘寨》、《洪羊洞》，谭派戏《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了马连良的《串龙珠》，就迷上了马派戏。一心学习马连良，无论马连良在哪里演出，他都追着去看，买不着坐票买站票。他还买了不少马连良灌的唱片，边放边模仿。并多次想拜马连良为师。可惜由于当时旧的传统束缚，京剧界有大街南北之分。（即以珠市口大街为界，街北身分高，街南身份低，街北的演员绝不到街南演戏，街南的演员呢，也没有资格到街北去演出。）梁益鸣多次托人弄戗去说，都遭到了马连良的拒绝。

但梁益鸣并没有灰心，他知道自己的功底。他凭借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和对马派艺术的刻苦追求，成就斐然。凡是马连良演的戏，梁益鸣都演。模仿马连良，甚至可以乱真。这样，梁益鸣一下子就成为北京戏剧界响当当的人物，人称他是“天桥的马连良”。1959年，梁益鸣宿愿以偿，终于拜在了马连良的门下，成为马连良的得意弟子。可惜就在梁益鸣如日中天之际，文革开始，梁益鸣惨遭迫害，1970年致死。据绍棠老师说，是一辆卡车把他的棺木运载回乡的，就葬在儒林村后的树林里。当时他正在树林里给生产队放牛，亲眼见其下葬。关于他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对他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进行了介绍。著名作家刘绍棠也曾写过文章。在这里，笔者就不在赘述了。

通州还有自己的专业剧团。而且不少。四个——即通县河北梆子团、通县评剧团、通州市评剧团、通州专区评剧团，这对一个小小的县城来说甭说现在，即使是在50年代也是非常罕见的。对通州的戏剧活动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先说说通县河北梆子团吧！河北梆子团是通州著名的戏剧团体，它存在的时间最长，取得的艺术成就最大。1988年，笔者对该团进行了调查，访问了大量知情人，初步勾画出剧团的基本脉络。大体上说，这个团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是以剧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来划分的。（演员最少时四十三人，最多时达到八十人左右。）剧团的早期叫金镶钻河北梆子团，是一家私人艺术团体。团长金镶钻，本名白连成，（金镶钻是她的艺名）河北河间人。金镶钻的母亲是个老成班的，就是个班主吧。她的弟弟呢，是河北省有名的青年武生，叫白连生。金镶钻自幼学艺，工青衣，曾与其弟白连生在河北一带演出，很有声望。解放前夕，隐居在北京护国寺，靠开茶馆为生。1955年，金镶钻找到了郭艳琴，聚集了一些闲散艺人，组成了“金镶钻河北梆子团”，经常在北京天桥一带演出。1956年9月，金镶钻剧团一分为二，一部分到河北省唐山专区，另一部分呢，由金镶钻率领，归通州专区领导，改为“通县专区河北梆子团”。是个自负盈亏的民间职业演出团体。

金镶钻是通县河北梆子团的第一任团长，“金镶钻剧团”的创始人，对通州的戏剧事业有着独特的贡献。她演技一般，但颇有艺术组织才能。剧团初建时，基本上沿袭的是旧体制，演员流动性大，演员之间派系林立，再加上剧团家底薄，经济困难，（一般演员经常吃不上饭，连演戏的服装都得租用）给剧团的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据剧团的老演员高勇先生介绍，当时剧团分三种工资——“死份儿”、“活份儿”、“临时定份儿”。还有一种人，比如跑龙套的，那就是不给工资，只是管饭。（说工资以后再给，可她好象没给过）“死份儿”就是死工资，开戏不开戏你都得给钱。“活份儿”呢，当然是活工资了，随着剧团收入的升降来确定工资的高低；剧团“台口”多，演戏多，您就多挣钱，“台口”少您就少挣，没有台口呢，那您就别挣了。这部分人一般的都是二路主演。至于外请的临时人员（当然不是主演）那只能是“临时定份儿”了。大演员一般的都要“死份儿”。（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这个剧团不挣钱，挣钱谁不愿意要“活份儿”呢？）就这样还不好请呢！金镶钻可没少着急。想挣钱就得请演员，过去叫邀角。一般被请的演员都是好样的。比如，过去有个赵玉茹，唱青衣的，曾给毛主席唱过《打金枝》，最后这个人落在了戏校。她被请来了。一天十五块钱，一月四百五。你有没有戏我不管，到时候你得给我钱，“死份儿”吗！“台口儿”接不上了，过去叫“蹲箱”，你爱蹲不蹲。固安县的汪志华，花旦，青衣，八块钱一天；陆金玲，一天十五元钱；郭艳琴，一天八块钱。（还有箱钱，一月二百，也是死份儿）光这些花消得多少啊！还有二路、三路主演呢！一场戏你又能挣几个钱呢？不仅如此，金镶钻要想把这些人请来，还不知得说多少好话呢！这些演员脾气相当大，弄不好给你撂台也说不定。有时甚至弄得她里外不是人，最后屁股还得她来擦。有一次，赵玉茹从东北来到梆子团，打炮戏是《窦娥冤》。杨来春给她配戏。当时杨来春说句笑话，说就这么上去两句，下去两句值十五块钱吗？他指的是开场的那一段。赵玉茹不高兴了，你这个小花脸竟敢讽刺我，你算什么东西？我得好好治治他。等到了张驴妈（爹）喝毒药那场戏——那场戏本来是个过场戏，一般一架也就过去了，可杨来春“喝毒药”当时没坐好，脑袋磕在了椅子背上。赵玉茹一看机会来了。他没坐好，天又冷，唱戏又不能穿棉袄，你又“死”了，她把“青衣”袖子一撩。乐队都是内行啊，一看撩袖子，这是要唱啊！快拉起来！好家伙，这一唱唱了四十多分钟。可卖力气了，一段要了十五六个“好”。杨来春可受不了了。他不能动啊！这段戏完了以后，剧组人员把他架到后台，“鼓捣”半天才把他“鼓捣”活了。杨来春不干啊！这叫什么玩艺啊！有这么唱戏的吗？过场戏有这么长的吗？赵玉茹说那没办法，我就这么多词。二人干了起来。都找金镶钻。她有什么办法呢？她谁都不能得罪。她先找赵先生说好话，人家是大主演，弄不好人家就走了；又得向杨来春赔礼道歉。杨来春也不是好惹的，他受了这么大委屈，他能干吗？

最难受的是给她撂场了。主演请来了，打鼓的“耍勺”了。一般来说，在剧团，打鼓佬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时侯，没有什么合练对词一说，主演来了就是演戏，台上见。脾气好的主演你去请教，用嘴给你嘟囔嘟囔，要是碰上脾气不好的，得！您算“超”上了。您是干什么的？打鼓的。打鼓您还问？意思是你干的了吗？干不了在这儿充什么“灯”？打鼓的嘛！什么剧你都得会打，什么样的主演你都得能应付，不管谁来，哪派的，没关系，坐这儿就得能打。这样的人也是不好找的。梆子团的田连魁就具备这个本领。但有时他也“耍勺”。主演来了，戏开了，人爆满，他把鼓箭子一戳，说：“金团长，这戏一天五块钱我可不打了。您找人吧！”“您那意思？”“得加五块。”“咱们回去再商量行吗？”回去商量？田连魁起身就走。“等商量好了我再打吧！”“好吧！五块就五块吧！”就这样，金镶钻没少受罪。你不给怎么办，戏得演啊！有能耐的你惹不起他，没能耐的你也不想用他。这种事在金镶钻身上出现多了。剧团沿袭的是旧体制。戏班等级森严，演员流动性大，（演员不打招呼，卷铺盖就走）这也给金镶钻找了不少麻烦。戏开演了，二路主演“病”了，走了，演不了，怎么办？得让三路主演顶上去。三路主演说话了，现在用着我了，早干什么去了？上，行，得加钱！刚把三路主演说好，大主演翻了，谁让他上的？没人啊，您将就点儿。没人？没人他妈不唱，就他那模样，还和我演，换人！换人？哪换去？她只能给人磕头作揖。象这样的事，剧团一年发生了多少呢？谁也说不清。但为了剧团的生存和发展，金镶钻忍辱负重，四处平衡，八方拜佛，耗尽了心血，在她的领导下，通县河北梆子团终于聚集了一批戏剧精英，度过了艰难的创业阶段。当然，党和政府对这个剧团也非常关心，派文化科的同志到团，帮助制订团规、团章，派国家干部冉雄飞到该团担任专职导演，侯希三任文化教员，并给剧团一定的经济补贴，缓解了剧团的经济压力，使剧团逐步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1957 年，张少清带领一些武生来到了梆子团。剧团进行了改组，由张少清担任团长，金镶钻、郭艳琴任副团长。张少清的到来，使河北梆子团的实力大增，从此，剧团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即剧团的转行期。（由私营向公办发展。）在这一时期，张少清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张少清，原姓李，河北唐山人，解放前，家里很穷，十几岁时要饭流落到北京房山门头沟背小窑。正巧赶上他的养父张克清演出路过这里，见这儿小孩很聪明，就收养了他，给他起名为张少清，教他学戏。张少清对戏剧艺术有悟性，肯吃苦，在老师郭信勇和养父的指导下，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他是短打武生（靠背武生、武花脸、武丑也演的很好）演武戏，尤其善演猴戏。如《闹地府》、《闹天宫》等。他在《荆棘岭》、《棒打十二娇》中翻的跟头堪称一绝。他能连续在舞台上打二十多个旋儿，翻七十多个小翻原地不动。（有人统计过，用一个慢四喜头，用嘴给他打点儿，他翻得非常快，用嘴“当当当”给他打家伙点儿都跟不上）他的表演冲、准、美、狠、帅，这在当时的北京戏剧界也很罕见。据当时的观众介绍：张少清患有肺病，软弱无力，在后台呼呼直喘，但一到台上，精神抖擞，跌翻滚打，逗闹嘻戏，惟妙惟肖，一个活猴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舞台上。“人家唱戏人学猴，张少清唱戏猴学人。”这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他带通州梆子团到河北、北京、内蒙古、东北等地演出，只要一挂上他的牌子，场场爆满。他还经常和北京的名演员们打对台。可惜，这么好的一名武生演员，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是很遗憾的。据知情人说，梆子团的反右派运动开展的比较晚，大约是在1958年的下半年。领导派工作队来到了梆子团，说分给了梆子团一个右派名额。我这个人孤陋寡闻，没赶上反右派运动，以前虽听说过定右派给指标的事，可我总不大相信，这怎么可能呢？怎么能拿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开玩笑呢？这一次，我才真的相信了！可我始终纳闷，这个名额分配法的主意是谁出的？又是哪级领导推广的呢？据说，当时工作队的口号是有水就有鱼，你梆子团这么大的一个单位能没一个右派吗？当然有！那么是谁呢？他们相中了两个人，就这两个人“够条件”。一个是金镶钻，一个就是张少清。说实话，当时的工作队没想给张少清定右派。张少清的家很穷，小要饭的出身，他怎么会是右派呢？他们的目标是金镶钻。一，金镶钻的母亲是旧社会剧团班主。二，金镶钻的丈夫催俊峰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历史反革命，已被关押，金镶钻就是反革命的家属。三，金镶钻有个养女叫代弟，她有个弟弟十一、二岁，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反右运动开始后，代弟就说是金镶钻害死了她弟弟。就凭这三条，就够当时的右派水平。还有致命的一条。金镶钻头儿天儿刚挨了批判，第二天，人家工作队去看她，她说她夜里睡不着觉。工作队的同志说，你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别睡不着觉啊。（主要是怕她出什么问题）金镶钻说，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大狗带着一帮小狗咬我。嗬！可把大伙气坏了！这不是咒骂工作队和革命群众吗？不过，金镶钻这个人总体上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老实的，她长的就是一脸苦相，又哭哭咧咧的，大伙考虑到这个梆子团是她攒起来的，实在是不容易。结果，就把她放过去了。这就找上了张少清。张少清和别人不一样，这人有本事。狂。财大气粗。脱离了一部分群众。他是团长，又是主演。他当时的工资就四百五十元；他一家八口人，都在剧团工作，每人每天剧团补助饭费八毛钱，也就是说他的家属的饭钱就二百来块；他的父亲、母亲还在剧团挣钱；他的待遇是比较高的。(别人呢，都是低工资，也没有什么补助。)他当时就骑着比现在还时髦的摩托车，小伙子长得也帅，艺术造诣又高，人的嫉妒心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再加上他母亲的因素。他母亲在剧团非常傲，认为可中国谁也不如她的儿子，没有他儿子，这个剧团根本就生存不了，这就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剧团这帮老人，让他母亲给得罪了了不少。张少清是个孝子，有许多事他都替母亲兜下来。这下子“罪过”就大了。（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右派问题有这么严重。）再加上批判张少清和金镶钻时，张少清和金镶钻表现完全两样，他一直不服气，拨拨楞楞。概不论，爱谁谁。结果，找上他了。给他戴了右派帽子。不久，他的女儿死在了天津，他很悲愤，说，就是雇一个火车皮也要把孩子给我拉回来。你戴上了右派帽子，反党，现在还这么狂？这在当时都成了罪状。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吐血。您想，那时一天三场戏，每场戏近四个小时，他是主演，场场都得露面。十二个小时，他得占六个小时，他太累了。累。生气。思想不通。再加上又死了姑娘。这是多大的压力啊！但张少清有一个特点，就是心里无论多难受，外边你谁也瞅不出来，他对艺术仍然是那么认真，一上台，依旧是精神抖擞。后来，内蒙古京剧团的李万春看中了他，请他去“拉马”，给他当马童，一月给他七百块钱，他拒绝了。那时李万春也被打成了右派。张少清说，你是个大右派，我是个小右派，咱们俩在一块儿，这不是活受罪吗？与其这样，不如分开，离得远远的。张少清真的离开了，他不但没上李万春那里，而且离开通县河北梆子团。不干了，回家！咳！他哪有家呀？老家唐山？那只是听说，从来就没有回去过。回房山？那是他学戏的地方，可那里早已人事皆非了。最后，他回到了窦店。投奔他二大爷袁生的家。袁生是过去有名的旧成班的，人很热情，家有两间破土房，也是穷凑。（凡是唱戏的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大小都是爷们。）他和张少清的父亲是磕头的把兄弟。就收留了张少清一家。张少清的后期是非常惨的。据知情人介绍，张少清有病，种不了地，只靠给人家教戏维持生活。有一年冬天，他来到梆子团找朋友借钱看病，朋友们看见他直掉眼泪。他头戴人家扔了谁都不要的一顶破棉帽子，身上穿着一件露着棉花的破中式棉袄，腰上系着一条破麻绳，脚下穿着一双破棉鞋，踢拉趿邋，有谁能想到此人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张少清呢？文化大革命中，张少清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一家人都被隔离审查，本人多次遭到批斗。惨极了！临死时，他满腔悲愤地对孩子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记住，我真的没有反党！真的没有反党啊！”张少清死时年仅四十几岁。我之所以详细的记下这段历史，是想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经历了一个多么荒唐的年代，我想，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除了当时的社会原因，大背景外，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身上，是否也能找出一点引人思索的东西呢？

通县河北梆子团的鼎盛时期是1961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这一时期，著名演员王晓云、刘桂红来到了梆子团。王晓云、刘桂红原是“新中华河北梆子团”的演员。电影《蝴蝶杯》的主演。王晓云擅演刀马旦，专工青衣，有时也反串文武小生，是梨园行的“全活儿”。她行腔优美高亢婉转激昂，刚中带柔，表现力极强。刘桂红的老生是戏曲界的一绝。行腔深厚，苍劲有力。二人在全市乃至全国都很有声望。电台经常播放她们的唱腔录音，报纸上载有她们的报道和剧照。她们担任梆子团的主演，带领通县梆子团到全国各地演出，演出时只要一挂上这两个人的牌子，场场爆满。她们主要演出的剧目有《蝴蝶杯》、《杨门女将》、《战洪州》、《宝莲灯》等。这些剧目，可以和北京的大剧团“打对台”。她们俩都是在通县入的党，都曾被选为通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个团不但演古装戏，而且还演出了大量的现代戏。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姑娘的秘密》、《青年一代》、《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送肥记》等。还自编自演了反映本县生活题材的剧目《四姐妹》（编剧李玉奇）。这个剧团的演出量是非常大的。据当时负责文化的领导同志介绍：1961年，这个剧团共演出三百八十八场，其中在通县演出一百一十一场，赴呼市、大同等地演出二百七十七场。1962年在新通剧场演出九十九天，下乡演出八十三天，本市郊区县一百二十二天，承德三十八天。这么大的工作量是我们现在不可想象的。我想，我们现在城市职业剧团的改革，是否应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呢？他们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下乡演出，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舞台。他们想了种种办法，自制了几辆演出车，用人拉戏箱及各种道具，到了演出地点将车支起就是舞台。风雨交加的夜晚，大雪飘摇的黄昏，他们在这条路上艰难的探询。说实话，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有许多老演员向我讲述这些事情时激动地流下热泪，他们为自己有这样的历史而自豪。（我由此也想起了我们的某些大腕明星们，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罢演、逃税，丧失职业道德争名逐利……而有些人还为他们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这是我们文学艺术界的悲哀。）

为了满足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他们还打破了梆子剧种的界限，排演了吕剧《游乡》，评剧《打铜锣》等。演出结束后，他们学习老八路作风，为群众挑水扫院，有时还为群众理发，并将戏送到军烈属家中。他们的演出及作风，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赢得了人民的称赞。可惜，就在梆子团蓬勃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剧团瘫痪，多年陆续购置的戏箱被当作“四旧”烧毁，十几万财产毁于一旦，部分现代服装流失。1967年6月17日，通县河北梆子团解散。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从此，通州的戏剧活动受到沉重的打击，至今也没有恢复元气。

对通州戏剧活动影响较大的还有三个剧团。都是评剧。那就是通县评剧团，通州市评剧团，通州区评剧团。我至今不明白，通州离北京这么近，为什么没有京剧团呢？大概是扬长避短吧？或是受河北的影响较深？还是通州是远郊区县，评剧最容易受农民的欢迎？不得而知。

通县评剧团是通州人非常熟悉的艺术团体。原名“北京民众评剧团”，也称“李茹茵评剧团”。是1958年9月18日由北京下放到通县的。据原文化局负责同志1960年6月22日日记记载：“这个团有六十二人。其中党员二人，团员五人，剧目三十九个，其中现代戏八个。库存现金二万六千七百四十四元七角，财产总值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七元。”主演李茹茵（艺名鸿小兰），擅演闺门旦，唱功好，嗓音甜润，至今人们谈起她来还津津乐道。她的代表剧目有《闹严府》、《五姑娘》等。电台上经常播放她的演唱录音。她一直和“小生”王洁合作，经常在新通剧场演出。由于这个剧团演出质量较高，经济收入一直不错，政府很少给补贴。剧团划归通县后，政府派高士雄为驻团指导员。1959年，这个团和梆子团一起在通县招收了一批学员。为了向1960年“五一”献礼，该团排演了反映本县题材的剧目《寒风烈火》（王明编剧）。李茹茵在通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通县第四届人大代表。应朝阳区要求，通县县委同意，1962年春节前后，这个剧团划归朝阳区领导，改名为“朝阳评剧团”。

通州市评剧团原名石砚霜评剧团。1954年秋归通州市领导，是集体性质的民间职业演出团体。主演石砚霜、新虹生，主要剧目有《谭记儿》、《画皮》等。这个团有演员三十一人，职业三十四人，营业收入不错。1956年秋划归河北省三河县。

通专评剧团原名“小花玉兰评剧团”，也叫“大众剧团”。1956年初归通州专区领导，改为通州区评剧团。这个剧团共六十八人，“四梁八柱”相当齐整。主演有鲜灵芝、花雪伶、金玉霞、孙文元、徐文章等。艺术质量较高，在通县很有声望。经常在新通剧场及专区下辖的各县城演出，有时也赶庙会。主要剧目有《拜月亭》、《相思树》、《杨八姐游春》、《打金枝》、《红娘》等；现代戏有《刘巧儿》、《山村姑娘》。经济上能够自给。1958年初，这个团划归了周口店区。（也就是现在的房山）

当然，在通县的戏剧活动中，最活跃的要属通县的业余剧团了。通县的业余剧团到底有多少呢？我看过一个材料，建国前，通县的业余剧团是五十七个，建国后呢，那就难说了。1957年是一百九十二个。以后逐年增加，增加了多少呢？好象没有统计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业余剧团是相当火暴的，尤其是在农村，几乎村村都有剧团，甚至许多家庭全家人都是剧团成员。真是村村“刘巧儿”，队队“小女婿”。通州的业余剧团一般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历史沿革的时间长。我在进行戏剧活动调查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不少剧团竟然建于清朝年间，到了80年代剧团解散时，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例如马桥的郭村剧团，农忙时在家务农种地，农闲时进城卖票演出，基本上是半专业性质。我至今没弄明白，一个将近百年的一个业余剧团在80年代为什么会解散，是经济原因还是社会原因呢？搞不清楚。二是戏剧品种多。不但有京、评、梆三大剧种，也有吕剧和豫剧。这在一般区县的业余剧团中是很少见的。我想，这恐怕与通州的包容性有关，与大运河有关。三，通州的业余剧团演出的水平是相当高的，有的丝毫不亚于专业剧团。在这里，我想专门介绍一下城区的通县业余京剧团。通县业余京剧团是1952年成立的。 原名教育工会京剧团，是由教育口欧阳中石等几位教师组成。成立的原因也很简单。1951年，河北省在通州召开语文老师工作会议，内容是学习汉语拼音，在那个会议上，通县师范教师欧阳中石和二中教师刘永泉合作演出京剧《四郎探母》，四大名生之一奚啸伯亲自“把场”。（主要给欧阳中石“把场”）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轰动。随后，通州专区工会找到了欧阳中石、刘永泉等京剧爱好者，成立了教育工会京剧团。后来觉得光教育口的这帮人力量不够，1954年，又吸收了社会上的戏剧骨干，改称通县职工业余京剧团，是个很强的业余群众文化团体。

关于剧团的情况，我曾拜访过刘永泉老先生。老先生告诉我，这个团成立时二十余人，后来发展到六十人左右。团长何铁民，艺术指导皮少甫，秘书长刘永泉。主要演员欧阳中石、刘永泉、张文华、李国纯、古玉良、段国文、周传中、徐玉昆、魏静源等。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四郎探母》、《打渔杀家》、《女起解》、《武家坡》、《大登店》、《龙凤呈祥》、《空城计》、《铡美案》、《捉放曹》、《宇宙锋》、《铁弓缘》、《凭雪辨踪》、《春秋配》、《银珠》等。

这个团聚集了通州群众戏曲艺术精英，队伍精干，阵容整齐。主演欧阳中石，辅仁大学毕业，自幼喜欢戏剧，工老生。学生时代曾拜京剧四大名生之一奚啸伯为师，是奚啸伯的得意弟子。他的《四郎探母》、《白帝城》、《范进中举》等剧目得到奚啸伯的真传。电视台、电台播发过他的戏曲录相、录音。许多专业演员都曾受过他的指点。他对京剧艺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论文，在电台上讲授戏曲课。他曾多次担任大型专业戏曲艺术比赛的评委，是全国公认的戏曲评论家、表演艺术家。他不但能演，而且能编能导，他为奚啸伯整理了《范进中举》剧本；他创作、导演、主演的《银珠》，在北京市获得创作、表演双奖。欧阳中石还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和逻辑学家，现任北京师范学院教授。

通县业余京剧剧团的其他成员也是非常棒的。何铁民、皮少甫是建国后通州戏曲艺术的奠基人。解放前二人都曾玩儿过票（皮少甫下过“海”），在北京上过报纸，登过海报。何铁民有艺术管理才能，鼓也打得好，能打一百多出戏，北京的一些专业团体都曾请他打过鼓。皮少甫是艺术指导，通州业余唱旦角的人，几乎都受过他的指点，许多人都在他家里学过戏。直到年近八旬，这二位老人还在组织通州的戏曲活动。古玉良戏曲艺术造诣也很深，后来“下海”进入戏曲专业团体。通县业余京剧团被录入《中国戏曲志》。1980年，该剧团解散。

像通县业余京剧团这样的艺术团体在通县是很多的。（他们与那些“二把刀”的专业团体相比，逊色吗？）说他们一点儿也不亚于艺术专业团体，大概不过份吧？

通州业余剧团的第四个特点就是经费的来源。经费来源基本上是自筹。尤其是农村剧团，更是如此。自筹的方式大概有这么几种。一是参加剧团的人员自己拿钱，根据自己的力量，自觉自愿，每人三元五角不等。另一个是村民们的捐赠，当时村民们虽说经济困难，但一提到演戏，户户给钱。如，马桥的杨秀店剧团就是如此。三是当地集镇的商号们看到剧团演出对他们的买卖大有好处，也为剧团提供些赞助。如永乐店的粮行：“宝昌号”、“同聚成”、“源和庄”、“公信永”、“同春和”，烧锅有“义源昌”、“成泰号”、“源和庆”、“同记号”、“裕昌号”等。他们都为永乐店河北梆子团提供过赞助。四是“化缘”。这个方式很特别，通县农村的业余剧团大部分都采用过。即由该村剧团团长或村里较有名望的人出面到城里工作的本村老乡那里“化缘”。那时的人们不象现在，好象都非常淳朴，村里人来了，三叔二大爷一通叫，说咱们村春节演戏，我请您看戏来了。在外边工作的人心里自然明白，因为这是多年的老传统。请您是说明您在村里有人缘，是看得起您，自然给钱。真是给者乐意，化缘者高兴。春节回家，您快快乐乐的看戏，全村扬名、全家沾光！就这样，各村的剧团都陆续置齐了服装道具。有的剧团光戏箱就有十几个，一般剧团都有自己的大幕二幕。可惜，这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业，很大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通州业余剧团的第五个特点就是演员的积极性，热情之高是城里的大剧团想象不到的。剧团是自娱自乐的业余群众文化组织，组成人员是穷苦贫民。一进腊月，这些人就聚在一起。咳！那就热闹！大庙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锣鼓声丝弦声歌唱声叫好声不断地传来。这是演员们在排戏。（排戏一般是在村中的大庙里，那时好象村村都有庙）唱的是剧团演员，叫好的是围观的群众。那时没有电灯，演戏用的是汽灯。排戏呢，用的是煤油灯，全是演员自带。没有煤油灯呢，他们就用芦苇做火把，照着念词。排完戏后，用火把一照，都是二花脸。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名演员，排戏排到凌晨两点。忽然想到今天是他大好的日子，洞房花烛夜。这下子坏了，他匆匆忙忙地来到家门口，咚咚敲门。新媳妇在家等他不及，早已睡下。睡梦中被他敲醒，她连忙穿好衣服。谁知开门一看，这个新郎官“戏瘾”犯了，正在月光下比比划划地唱那儿：“巧儿我自幼许配给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可把新媳妇气坏了，“我让你许配给赵家！”“咚”地把门关上了。咳！这位老兄竟然在院里唱了一宿。结果，喜剧差点成了悲剧，至今还成为人们的笑柄。

在通州，还有不少关于戏剧的民间传说，（这也是别的区县所不具备的。）这和通州戏剧活动的丰富多彩很有关系。当然，这些传说有的就是“传说”，没什么意思；但是有些传说，您仔细琢磨琢磨，嘿！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呢！

传说通州早年不许唱《杀子报》。为什么呢？据说该戏取材于通州一妇人与人通奸，因被亲儿子碰上，而伙同奸夫杀死亲生儿子的故事。这是很腻味的事。犯忌。

传说有一出戏叫《混元盒》。这个戏就取材于通州的牛市巷。一个蛤蟆精把一个回民阿訇吞吃后，变作该人在牛市巷（今小楼饭馆附近）开店卖肉。一天，张天师从此路过，它又吸吞张天师。后来，张天师请来了法宝混元盒，捉拿了妖怪。这个传说有什么意思呢？不知道！

传说《冯奎卖妻》这个剧本就取材于通州的张家湾。明崇祯年间，旱涝无定，饥民遍野。冯奎为生活所迫到人市上卖妻。剧中唱道：“张家湾出了卖人市……河里的榨草上了秤盘……十七八的姑娘卖钱两吊，寡妇还得倒贴光棍儿钱……”这段唱词活生生地画出了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

当然，影响最大的戏剧民间传说要属京剧《二进宫》了。传说在永乐店地区不许唱《二进宫》，原因很简单。该戏把李良写成了谋权篡位的奸臣，而李良是李艳妃的父亲，明朝皇家国丈，他的原籍就在通州永乐店。至今永乐店还有李良坟，石人石马不少。

关于京剧《二进宫》及李艳妃的传说，我听到的很多，但仔细分析，大体上是两个版本。一个是说在明隆庆年间的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一绝色女子头戴金冠，怀抱凤凰，骑着龙背，向东南日出方向飞去。皇帝不知吉凶，请来了满朝的文武大臣为其圆梦。当朝宰相是个机巧之人，说此乃游龙戏凤也。这东南方向定有贵人，我主可向东南方向兴围打猎，碰上第一个女子，就是贵人，可选入宫中为妃。您想，哪个皇帝不是好色之徒，况且无嗣，后继无人哪！这大好的江山送给谁呢？这马屁真是拍到点儿上了，当然龙心大悦。

皇帝兴围打猎可是个大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东南而行。前哨人马逢村过镇，晓喻百姓：皇帝所到之处，不许窥视，如谁惊驾，砍头示众。沿路村民，谁敢看呀？关门闭户，纷纷逃避。当皇帝的大队人马到达现在的永乐店时，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

村民李良有个女儿，是个呆傻之人，长了一头癞疮。李良经常为此发愁叹息。这天，傻姑娘正在院内吃饭，忽然听到街上“咚咚”的锣鼓声，“咴咴”的马叫声和人们的呐喊声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她懂得什么禁令啊！）就一下子爬到了临街的墙头上。这时，一只芦花公鸡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咯咯”地飞上来。傻姑娘见了，“嘻嘻”地抓住了芦花鸡，喂它剩饭，然后把鸡抱在怀里，把饭碗扣在了脑袋上。她骑在墙头上，头扣饭碗，怀抱公鸡，两腿摇晃，悠然自得，笑嘻嘻地看着墙外的“美景”。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前进，谁能注意这个傻丫头呢？正在这时，芦花公鸡“咯咯”地叫起来。皇上一惊，见一个穿得又脏又破的傻丫头，骑在墙头上，怀抱公鸡，正笑嘻嘻地看着自己呢！皇上这份儿气呀！大叫一声：“拿下！”众官兵“呼啦”一下冲上前去。宰相一见急了，连忙跪奏到：“此乃贵人也。”皇帝一听，贵人？就这模样还是贵人？宰相道：您想啊！骑墙即骑龙，抱鸡即抱凤，头上扣碗即金冠。这不和您梦里一样吗？我主应选她进宫。皇上一想，宰相说得对啊！可这傻丫头……也许这是上天的安排，好吧！让她先进宫吧。傻丫头进宫后，沐浴更衣，一夜之间，头上的癞疮突然脱落，露出了青丝秀发。人也变得机灵无比，玉容细嫩，秋波闪烁，娇如芙蓉，艳如桃李。皇上闻听驾幸，一见大吃一惊，以为进入梦境，不禁脱口而出：“天赐朕之艳妃也！”傻丫头当即跪下谢封。君无戏言，李艳妃由此而得名。后来，李艳妃生下一子。皇帝晏驾，皇子年幼，国丈李良阴谋篡位，向女儿李艳妃提出：“欲借江山三五载，待等幼子成龙，再原业归宗。”李艳妃开始时受了蒙蔽，经群臣上疏，李良封锁宫门的事实教育，艳妃方才醒悟，始有《二进宫》托孤之说。传说《二进宫》中的徐延昭，就是永乐店的鲁城村人。徐延昭忠心报国，矢志不渝，当然是大大的忠臣。忠于大明朝。但是否与他和李艳妃的乡土之情，有些关系呢？也许没有，因为他的父亲李良也是永乐店人。反正是传说呗！

《二进宫》及李艳妃的传说的第二个版本与第一说大同小异。只不过是把皇上打猎寻艳妃换成了小太监寻艳妃，很有意思。这个传说收集在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通州》一书中，这书在通州很好找，笔者不再赘述。其实，据通州文物部门考证，明代皇亲中并无李良其人，只有李伟。李伟是李贵妃的父亲。明神宗的姥爷，永乐店人。所传李良坟实际上是李伟坟。李伟一生庸碌无为并无篡位之举。关于永乐店不许唱《二进宫》。有这么回事，那是在解放前。通州人的心胸是博大的。解放后，就无此禁忌了。

戏剧活动与民间传说就此收场了，采用的也不知道什么文体，只是拉拉杂杂的写来。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通州的一些珍贵的戏剧资料挖掘出来，使其成为运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已成为过去，千禧年已经到来，我想，在光辉灿烂的21世纪中，通州的戏剧活动能否再创辉煌，甚至能创造出自己的戏剧品种，拥有自己的戏剧大师呢？我想一定会有的。

                                                            2000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