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人第十七宋教仁

三十仍狂谁家子

宋教仁（1882~1913）中国民主革命家。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在长沙与黄兴、刘揆一等创立华兴会，策动起义未成，流亡日本。1905年参加发起同盟会，任《民报》撰述。1911年初回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旋与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动革命。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起义和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南北议和，临时政府北迁，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极力鼓吹成立政党内阁，以制约袁世凯。1913年 3月，在上海车站被刺死。今有《宋教仁集》。

◎历史当然不容暴力政治的逻辑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牺牲。一如谭嗣同为变法流血，宋教仁命定为宪法流血。

◎他自负“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忘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或社会公共领域是极为虚幻的，更不用说，他的同志都不一定信赖他。

我们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件空前复杂的大事，历史人物、英雄与时势、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也异常复杂。归根到底，英雄们可以打造时势，可以指示历史的道路，却不能创造历史，他们创造的只是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固然“人亡政息”的事实历历在目，但我们不能庆幸说，袁世凯死了，皇帝制度寿终正寝了，因为如此我们就太小看了当时的其他人，小看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性。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会持有如此的“英雄史观”。尤其是，这种英雄史观用在负面的历史人物身上时显得牵强、滑稽，为人们弃而不用，但人们却多用来看待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或悲剧人物。宋教仁就是后者的典型。因为他的死，人们感叹说，中国的宪政梦想破灭了。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或钝初、遁初；因为桃源渔父所救，后来别号渔父，笔名犟斋。1882年 4月 5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八字路乡渔父村）。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自幼以文名于乡里。十岁时，其父宋宗泮不幸病逝，赖母亲万氏抚孤苦读，而眼光落实于历史国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败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湘冲，宋教仁写下“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的诗句。

在漳江书院，少年宋教仁研读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著述，并开始接触《原富》、《法意》以及《天演论》等书。眼界大开的宋教仁在自己的书房内挂出“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今书，在秦汉前”的自勉条幅。有一次，宋教仁意气风发地对朋友说：“中国苦满政已久矣。自英雄出，雄居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巴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都之头于时，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

出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宋教仁，因此在新世纪之初就已经崭露头角。1903年 11月 4日，黄兴在长沙筹备成立华兴会，二十一岁的宋教仁应邀参加，是筹备会十二名成员之一。第二年2月 15日，宋教仁又参加了华兴会正式成立大会，他和刘揆一均被推举为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胡瑛还奉命去湖北，在武昌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随后又前往东京，与孙中山结识，参与同盟会的组建工作，担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他与陈天华、程家柽创办《二十一世纪之支那》，宣传革命思想。后来这份报纸改名《民报》，也就是同盟会的机关报。

1906年 2月 1日，二十四岁的宋教仁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在此期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美国制度概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等十多部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著译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了解，使他成为中国人中研究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数的理论家，被视为宪法的化身。

这个年轻的理论家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但他在革命实践领域同样当仁不让。当孙中山、黄兴策动东南沿海会党起义的时候，宋教仁则看到东北地区的“马侠”也可加利用。1907年 3月，他把同盟会代理庶务之职移交给刘揆一，随后回国到辽宁安东（今丹东）县，与大孤山“马侠”首领李逢春等人取得联系，并联络在东北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东北地区活动的领导核心。

在此期间，中日之间为“间岛”发生争议。“间岛”是图们江口与朝鲜接壤的中国领土，后日本于该地驻兵，交涉初起，清廷与民间苦于无法击破日本的阴谋。对历史地理学烂熟于心的宋教仁先后到汉城图书馆和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于1908年写成长达六万多字的《间岛问题》一书，综合各种资料证明“间岛”乃中国领土，论据坚强不可破。书中引用日、韩方面的资料尤其丰富。书稿为日本人所知，重金购买不得；宋教仁将书稿交由清驻日公使誊正转交清外务部，在中日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凯电令驻日公使，特致意宋教仁来京予以擢用，宋教仁说：“我是通缉有案的人，怎能归国？”袁世凯得公使馆报告后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官衔，遭到宋的拒绝。袁世凯通知驻日公使馈赠酬金两千元，宋教仁不接受，驻日公使坚持要给，宋教仁就把这些钱散发给留学生中的困乏者。后来，当俄国企图派兵驻守撒拉时美时，宋教仁旁征博引，作《承化寺说》，以翔实的史料考证撒拉时美即中国古代之承化寺，各国舆论为之折服。连素以高傲古怪著称的章太炎也对他敬服不已，称“遁初有总理之才”。

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起义的多次失败，使身在日本的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深感忧虑，他们征得赵声的同意，数次召集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略。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即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开始时，大家以为“下策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应以中策为宜，后来与会同志“咸主激进”，最后通过了由谭人凤提出的“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修正方案。

这一时期，东京同盟会本部经济异常拮据，宋教仁负债累累，一筹莫展。他于 1910年 12月 31日离开东京，启程回沪。适值于右任正在上海办报，便请宋教仁担任《民立报》主笔。他以“渔父”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内外政策，宣传“三民主义”等民主革命思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11年 4月，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革命的精英损失惨重，同盟会的军心受到极大动摇。宋教仁对军事行动进行反思，与陈其美等人再推他的革命三策：效仿法国大革命，直接占领北京，号令全国，实行中央革命，此为上策；在长江流域，各树潜力，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此为中策；在边陲各省起义，此为下策。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中策可行。7月 31日，宋教仁和谭人凤、陈其美等各省代表二十九人，齐集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校，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作为领导中部起义的指挥中心。中部同盟会根据宋教仁谋“长江革命”的方略，决定首先在武昌发难，并在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省设立分会，以便届时组织响应。三个月后武昌起义的胜利，证明了这个战略决策的成功，尽管武昌起义的胜利也极为偶然。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因病未能及时赶到武汉，革命领导权落到了旧官僚黎元洪等人手中。10月 28日，宋教仁与黄兴赶到武汉。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宋则负责外交工作，他以自己的政治技巧和对世界公法的熟悉，成功地斡旋了与各国的关系，保证了列强在武汉严守中立。此外，他还主持了鄂军都督府的所有公文的制定颁布。其中《鄂州约法》堪称中国第一部共和法典，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为了同盟会的利益，宋教仁力推黄兴出任湖南湖北大都督，但遭到立宪派反对而没有成功。12月 2日，南京光复，宋离鄂赴宁，调解各派矛盾，推举程德全任都督，自己则担任政务总长，为革命党在南京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12月 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到达上海，次日晚，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开会，讨论成立临时政府问题，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主张总统制，效仿美国；但宋则认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对中央的约束大，而中国是中央集权，又有两千年的专制传统，故应实行内阁制。“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欲变易之，必支援国本，此吾国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后经黄兴调解，“询众议，多数赞成总统制”，宋教仁的主张被否决。

12月 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有人认为宋教仁权利欲重，对他意见很大，甚至多把他看作一个威胁。孙中山提名宋教仁为国务院九部之一的内务总长的建议也没有通过，只给了他一个“法制院总裁”的头衔。宋并不介意，积极投入到临时约法的制订工作中，并以充任民主政权的叔孙通自勉。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坦然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为限制袁世凯专权，在南京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据此，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总理，宋教仁为农林总长。但强势人物非一内阁所能制约，袁世凯根本不愿受《临时约法》的约束，不到三个月，唐绍仪内阁即宣告垮台。面对袁世凯的坐大，同盟会已无力量抗衡，同盟会内部人心涣散，章太炎甚至宣扬：“革命功成，革命党消。”孙中山也有心转向建设铁路一类的实务。为保卫革命果实，宋教仁大力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与政治专制倾向进行斗争。

1912年 8月 25日，他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嗣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湖北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所作的演讲中指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如不能达成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任总理，亦赞助之。”

这个年仅三十岁的革命者在关键时刻将革命党向执政党、议会党的功能大大推进了一步。由于他的努力，总统专裁的政治格局再次变为龙虎风云际会的政坛热闹。合并后的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宋教仁以为，只要控制了议会，就可以成立政党内阁和制定民主宪法。不仅他这样看，就是爱看戏的中国人也如此看待当时的政治。从 1913年元月开始，宋教仁在长沙、武汉、黄冈、九江、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竞选演说，作政治鼓动，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历史学家唐德刚如此写道：“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这个张狂的年轻人被人讥为“议会迷”，他三十立于中国，已经超前多多却狂性不改。在宋教仁看来，发表政见，评论政府失政，正是现代政治的当然现象，是自己爱国的表现。然而，这却引起旧官僚和袁世凯的仇视。袁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当时，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人在各地的演说词，都登载于报纸。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 2月 4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得二百二十三席，国民党取得了占绝对多数的胜利。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民主宪政主张，使其对手章太炎、梁启超都十分佩服。宋为此说：“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并对外表示将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宋还联合章太炎等人，准备在 1913年的正式大总统选举中，与他党提携，通过民主的手段，选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以便控制，抛开专横跋扈的袁世凯，使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他的张狂是真实的，他的天真也是真实的。旧官僚们都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秘密，只有他和章太炎那样的狂生充满了书本和理论上现代政治的梦想。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谭人凤还将听到“将有意外之事发生”的消息告诉他，劝其“稍加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杀，宋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 20日，宋教仁动身北上那天，跟《民立报》的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同日晚，宋教仁与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取道沪宁津浦路北上，拟赴北京。10时 45分，当进入上海车站站台时，被预伏在那里的杀手武士英持枪击中腰部，于右任等人立即将他送往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辞世，年仅三十一岁。

宋教仁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4月 13日，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二万余人。各界人士慷慨陈词，赞扬宋的革命斗争精神，要求政府追缉凶犯。4月 25日，谭人凤等人致电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开设公园。”1914年 6月，宋教仁墓园落成。宋教仁遗体迁入墓地当天，送葬者达数万人。墓地近似正方形，墓寝坐北朝南，为圆柱体半拱顶状，墓前立墓碑，“宋教仁先生之墓”系集孙中山墨迹而成。墓顶塑有雄鹰斗蛇的青铜雕塑。墓区正中石柱顶端耸立宋氏全身西服坐像，用大理石雕刻而成，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于右任所书的铭文是：“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 !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宋教仁的死使政党政治没及开卷即收回，中国社会仍回到革命政治和暴力政治中去。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本来还停留在暴力政治和革命政治阶段。宋不过象征了政党政治的可能，不过寄托了中国人的宪政梦想。故这个年轻人的死去，使得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痛悼天不怜惜中国。汤化龙当时的挽联是：“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林长民的挽联中也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教仁推崇备至。

但这种评价只是历史的假设而已，汤化龙和林长民的盖棺定论，有着中国人传统的溢美的成分。死者为大，死者意志为英魂为毅魄。传统文化的人物品评并非英雄史观，而更近于英雄死观。至于同时代人的比附，如章太炎对宋教仁以“江左夷吾”目之，张謇则称宋为来君叔，认定宋死以后，再求一个调停南北的鲁仲连已不可得，更是传统的人物观念。

对宋教仁的评价，倒是梁启超、谭人凤、孙中山等人的看法庶几接近本来。梁启超称宋教仁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谭人凤称宋教仁为“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的一大政治家，孙中山的总结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些评价比较到位。因为宋确实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最有现代气质的政治家，他的组织能力是一流的，他的合作能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但这样的政治家自有其历史和个人的局限。历史当然不容暴力政治的逻辑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牺牲。一如谭嗣同为变法流血，宋教仁命定为宪法流血。而就宋教仁的个性而言，他的革命年代太自信也太顺利了，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他顺应革命，而以天下为己任，并在理性、战略和才识上均秀出众人，这是即使今天百年后的新一代人，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们所需要参照的人物。但三十以后，他仍那样勇往直前、孤军深入地用革命手段来实践自己的宪政梦想，实在是完全走到社会的对立面，或说跟社会脱节。他自负“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忘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或社会公共领域是极为虚幻的，更不用说，他的同志都不一定信赖他。

宋教仁的政治锋芒太露是明显的，他在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都开始游离于政治时，提出了“责任内阁”、“政党政治”，并把同盟会改造成国民党，确实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找到了新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他不仅在党内党外树敌太多，招忌太甚，就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理解，对比国人的政治觉悟，宋教仁超前而不为超前做人才储备，因此孤绝，虽然理性而不够务实，虽有战略而无战术权宜。他提倡内阁制，但当实力派同意内阁制时，他又加码要求责任内阁或政党内阁，这就强人所难，甚至强一国之难了。袁世凯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宋教仁不能也不会入阁，原因是，他虽然是最有合作精神的政治家，但为推销自己的政治观念而在各党派中树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其次他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世凯当然不同意宋教仁的想法，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没有足够的人才，这显然是事实。

后来人不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一味抽取简单的轮廓，为历史的假设而寄托自己的白日梦，持论说“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1913年，那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等等，实在是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谬托知己了。这些前现代国民的依附心理也许是“我之不出若天下苍生何”的社会基础，但历史人物可谓多矣，又若中国苍生何？

这个三十已过的政治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了，他是全新的，以至于显得不属于中国，而跟中国暴力逻辑支配的政客、群众、党徒们格格不入。他临终前还致电袁世凯，本已决意倒袁却又对袁寄予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跟宋教仁一样明白政党政治意义的左舜生却没有宋的好运，左生不逢时，他在蒋介石的党国专制里，根本无能施展，因此更有实践经验来评点宋的宪政好梦：“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借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